告别线性历史观（代序）
王汎森指出：
（线性历史观）认为历史发展是线性的、有意志的、导向某一个目标的，或是向上的、不会重复的、前进而不逆转的。[1]
西方传统中，线性历史观（linear history）源于犹太—基督教思想，最为集中的描述见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放宽视野，线性历史观并非西方的特产，亦是中国久已有之的老观念。古老的天命论与正统论，可以说是本土版的线性历史观。只是古人心目中，随时间流逝而来的未必全是进化或前进，还包含了循环乃至退化，但历史书写的终点无疑是在当朝。这一观念的系统表达首推司马迁的《史记》，尤其是其中的本纪与年表。此后，历代正史几无例外都是如此。升级版的线性历史观与近代引入的西方思想直接相连，特别是西方近代进化论与启蒙思想。晚清以来，这种史观对中国学界、思想界乃至普通人影响甚为深远。[2]
遗憾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迄至今日，虽已有学者做过深入剖析，指出其弊端，但在具体研究上，可以说，不自觉中依然左右着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尤其是很多成果往往包裹着厚厚的实证外衣，不仔细剖析，难以辨清深藏其下的线性历史观内核，更需要反思和警觉。
隐性“线性历史观”支配下的实证研究，表面看不到“规律”与“必然”，却并未从根本上与其决裂，以追求“历史线索”及“历史的深度”等提法改头换面，暗中将“规律”与“必然性”招回学术殿堂。这样的研究，仔细分析其标题、史料的选用与剪裁、史料与史料的拼接、引证与叙述安排，还是可以捕捉到贯穿其中的线性史观。
田余庆先生对东晋政治史的研究便是如此。《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不少章节的标题就有体现，如“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以及“后论”中的“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与“门阀政治的暂时性和过渡性”，这些标题，便是在利用今人的认知优势（换个角度讲，则是脱离了历史现场感的劣势），从结局的角度为门阀政治定性，进而依据这一定性来反观其如何形成、发展与结束，忽略或压制了其间看似与此后见之明不相关的事实，使其对门阀政治形成过程的分析成为“线性历史观”的曲折表达。
例言之，作者分析“王与马共天下”形成时，过多强调了西晋时期司马越与王衍联合和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之间的连续性，以及王导的作用，根据后来结局认为“东晋司马氏皇权则是门阀政治的装饰品”，忽略了其中出现过的断裂：司马睿称帝后曾重用刘隗、刁协与戴渊，实行所谓“刻碎之政”，试图重振皇帝权威，努力不想受制于王氏等大族。只因王敦起兵，司马睿兵败，复兴皇权未果，才终导致“共天下”之局得以维持。至少对司马睿而言，“共天下”并非其所乐见，乃是不得已的产物。作者没有将这部分内容放入讨论门阀政治成立的章节，而是置于其得以延续的章节——“论郗鉴”中来论述，亦暗示作者眼中，这一事实与其成立无关。“论郗鉴”中除分析郗鉴在平定王敦之乱中的作用，以及在讨论郗、王家族关系时略及王敦之乱外[3]，只是简单地指出：
东晋士族专兵，始作俑者是琅邪王敦。
《晋书》卷六《元帝纪》谓“中宗（元帝）失驭强臣，自亡齐斧。”齐斧，受以征伐，象征权威。实际上，元帝从来就没有驾驭强臣的“齐斧”，强臣也不允许元帝握有这种“齐斧”。王敦之乱，正是元帝欲用刁协、刘隗为“齐斧”以驭强臣而促成的，其结果是“齐斧”未效，强臣先叛。[4]
后一段是对《晋书》“史臣曰”的分析。最后两句叙述存在微妙差别乃至矛盾：前句以并列方式陈述了作者的两个全称判断：元帝（司马睿）没有“齐斧”+强臣不允许元帝握有“齐斧”（“有没有”的问题）；后句应是作者提供的例子，用王敦之乱来证明上述论断：元帝欲用刁、刘为“齐斧”导致王敦之乱（“想没想”的问题及其后续行为与结果）。实际上，后句仅能支持前句中的后一论断，同时却从元帝意图与努力的角度提供了一个反例，挑战了前一论断。不过，作者并没有觉察到两句的矛盾与扞格，将它们平滑地衔接并置。作者心目中，结果角度的盖棺论定与时人角度的顺时而观全然无别，想过、做过但没成功=没有。正是前一种角度对后一角度的压制与取代，导致作者忽略了元帝的意图与作为，漠视他任用刁、刘等的努力，进而不认为马与王之间的冲突与“共天下”，即门阀政治的形成与维系，有直接关联，并将此事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
上述叙述中，作者等于将其所揭示的门阀政治存在原因：皇权不振与士族专兵，视为像末日审判一样必然降临的事实。门阀政治亦如是，一旦形成，就成为历史必然，无可改变，割断了时人努力与历史结果间的联系。不期然出现的历史结果摇身一变，化为铁定无疑的必然结局，众人多向力量汇合而成的“过去”，窄化为必定走向某种终点的目的论历史叙述，取消了部分时人（这里具体指元帝及其“齐斧”、王敦）的能动性，无形中抬高了另外部分时人——王导的作用。这种夸大，代价是将王氏变为必然的隐喻，其结果，同样是个人能动性的丧失。其实，《晋书》所言承认元帝曾经“驭”过强臣，有过“齐斧”，但遭失败，并未否认其意图与作为。虽是唐朝史官的后见之明，实去史实不远，反倒是作者的解释消熔了元帝曾经发挥过的能动性。
寺地遵研究南宋初年政治史面临同样的问题。作者将绍兴十二年体制视作历史发展的必然结局与最终目的，南宋建立后的历史就是在朝此目标迈进。不需细读正文，章节标题便清晰可辨：
第一部 南宋政权的确立——绍兴十二年体制的前奏
第二部 秦桧专制体制的建立与变迁——维持绍兴十二年体制的政治结构
终章 绍兴十二年体制之结束与乾道、淳熙体制之形成[5]
标题上的目的论色彩就异常鲜明。
这类追求与论述借助叙述与情节的编排，制造出一种假象，突出历史中事件、人物思想与活动背后深层力量的存在与作用，且这种力量不为时人所知，亦非一般后人所能揭示，要依靠深思明辨的学者挖掘才能显现。结果是有意无意中抬高了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在解释历史上的独断地位。线索的勾勒与深度的获得实际根植于时人所不知的历史结果——一种后见之明，根据历史后来的走向，立于结果，逆推其因而选择、剪接不同的史实构建出的线索，不过是“以后推前”“以今度古”思考方式的再现，即中外学者所概括的“历史的辉格解释”“倒放电影”或“结果驱动的现象”[6]，换个更直观的说法，线性史观犹如看重播的体育比赛，听赛后的解说，真实历史的演进譬如亲临赛场或看赛事直播。胜负已定，再回看则兴味索然，身临其境与观看直播时的惊心动魄和现场感全然消失。究其实，此种思路未言的前提或潜台词便是黑格尔所说的“存在即合理”，以历史的结局（根据后人或今人才具有的后见之明）作为确定性与必然的体现，将过去描叙成向既定结果、或当下前进的必然性的直线单向展开，没有意识到结果不过是一种成为现实的“可能”，其他被视为无关的细节或史实（从确实出现过来看，亦属“事实”，但从结果看，行事者的意图未必实现，亦可称为“可能性”）则从历史叙述中隐没，同时消失的还有时人的能动性，造成封闭的历史。[7]
受此观念支配，历史（实际是“历史叙述”，史家笔下的“过去”）本身获得生命力，并带有朝着某种方向前进的目的性，俨然成了支配一切的全能“上帝”，时人不过是冥冥中受其操控、向既定目标迈进的木偶，上场前胜负结局便已注定。经过如此一番修剪，历史叙述中几乎看不到线索之外的旁逸斜出与曲折反复，个人的选择与其他可能性亦烟消云散，一切人物都被抽空了精神与思想，没有意志，没有选择。其实，所谓的“旁”与“斜”，均是相对于“正”而言的，何为“正”，根据的乃是“成王败寇”的历史结果；“曲折反复”同样是“正常”或“必然”“趋势”“潮流”“规范”“规则”“规律”等的衬托。这些表述，都洗不掉线性历史观与目的论的胎记。这种史观正应和了马克思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解释世界的前提便是承认与接受现存世界，尽管史家与哲人手握的武器并不相同。
这种史学论述进而与后来的结果，推而广之，所有存在过的前后相连的秩序（无论过去还是当下）构成共谋关系，剪除了过去存在的其他可能性，排斥时人的能动性，并将现存秩序固定化。阅读如此书写的历史，除了极个别敢于冲破其束缚者（常被斥为“逐鹿之徒”）外，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岂能不生个人渺小的无力感与幻灭感？屈从于趋势、规律与必然的强大以及记述历史的权威，进而不加怀疑地服从“存在即合理”的说辞，自我规训为既存与现存秩序的接受者，从而保证了秩序的延续。
从实际效果看，此类史学以曲折的方式论证历史结局乃至现存秩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更深层次上使史学成为一种认可、巩固现存秩序的工具。就此而言，当代史学与传统史学异曲同工。
史学能否实现马克思所说的改造世界的作用？答案是肯定的，前提则是史观的重新定位。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中说：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结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9]
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合力论，是不同视角的融合。一方面没有放弃规律论，承认整体历史的超越性，这恐怕主要是从结果角度的观察；另一方面，更多地强调了历史结果乃是所有人意志与行动汇集而成，超出了个人的意志，又揭示了历史结果的非目的性与意外。后说乃是立足于历史行动者的观察，是一种从当时人角度的顺时而观。只有补充了这一视角且首先如此观察，才能站在当时人的角度，捕捉其中的幽微，解释当时人是如何想象与行动的，才能体会到结果并非必然与规律，更多的是意外；随后将当时人立场的内部观察与今人的后见之明结合起来，才能体会到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尽管每个人的作用大小有别），及其与历史结果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冲破单向线性史学叙述的罗网，并与历史目的论与线性历史观划清界限。
当然，历史研究中应纳入可能性，史学理论家已反复论证过[10]，困难在于如何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呈现，特别是当史料主体来自包含了目的论的正史时，如何挖掘出被压抑与边缘化的声音，就更不容易。
放眼全球，中国自秦汉以来连续不断的王朝统治构成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传统[11]，一些中国学者亦开始突破旧有的思维框架，转而强调政治、权力与国家在中国历史中的关键作用[12]。的确，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为这一悠久、独特传统所笼罩，不论是利是弊，对此能有自觉且加以反省者不多。在寻求“重思中国”的背景下[13]，搁置大而化之的论断，深入其源头，剖析其运作机制及其表达，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很有必要。
秦代国祚短促，资料有限，难以详论。汉代是首个可以仔细探究的王朝。当然，涉及的不少具体问题，如朝廷统治与后宫争斗，读者并不陌生。不同之处就在于把哪些史实和哪些史实勾连起来，以及如何勾连。是按照现代人的逻辑来勾连，还是依从古人固有的逻辑？哪些古人的逻辑？是事后记述的史家，还是身处其中的参与者与旁观者？是哪些参与者？是带有目的论的方式，还是注意到历史无目的性与时人各自的意图与目的？本书希望能在反思线性史观与目的论的前提下，重新解读史料，顺时而观，化熟为生，梳理出西汉人行为与思考背后的逻辑（这里指围绕“宠”形成的言行逻辑，自然是源于我个人的理解），将原先似乎漫无关联的诸多现象联系起来，在时序中并置更为多线的过程：皇帝个人的生活史，众官吏的成长与奋斗史，与皇帝的交往史，儒生的表述史与斗争史，诸种言行的交织互动，以及与作为背景反复出现的事务处理过程的关系，等等。涉及的不止是政治，更是统治，是人生，是历史，标题则选取了“历史”，同时亦避免“演进”“发展”之类目的论与进化论色彩明显的词汇，而使用了“展开”。
说到“宠”，学界与世人全不陌生，但一向遭到鞭挞，置于历史表层的泡沫或后宫争风吃醋的肥皂剧中，素为追求深度的史家所不屑。“宠”，或更普遍的意义上，信—任型君臣关系，是皇帝与臣下共同追求与努力达成的一种暂时又持久的状态。皇帝有意无意谋求与少数臣下建立此种关系，更多的臣下，不分男女，则是前仆后继、想方设法，渴望与皇帝确立这种关系，结果是努力者多，成功者寡。说其暂时，因从长远看，成功基本都是暂时的，能维持到嗣君者寥寥；说其持久，乃是不仅在西汉，随后的王朝，均无法摆脱其魔掌。具体到各个皇帝，关系的表现，颇有差异，但关系的存在，实无不同，因此，文中称为“结构性的存在”。这种状态，乃变中不变，不变有变。
作为一种反复存在的现象，“宠”其实是中性的。高声的道义谴责不过是无力的宣泄，消灭不了它，只会遮蔽耳目，掩盖其长存的内在意义。它与通常所谓的“线索”或“脉络”不同，区别之一是“宠”或“信—任”关系本身乃过去实存的内容之一，并非历史之外的深层力量，而是表层与深度的统一、知与迷的统一，端看如何把握。它为时人追逐与向往，并激发众多活动，其危险性亦非为时人所不觉，热衷者却甘之如饴；旁观者眼中，颇有几分飞蛾扑火的悲情。长程分析，则是王朝中“结构性的存在”，皇帝与诸多臣民身陷其中，难以自拔。一般的“线索”“脉络”或历史演进的动因，无论是阶级、集团斗争、权力争夺、生产力发展、文化，抑或“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等，潜藏于历史表象背后，乃后世史家独享的发明专利，均属外在于过去的后见之明。
以往围绕朝廷统治的研究，或采取政治史的取径，或利用制度史的思路，加上近年兴起的政治文化分析，大有三足鼎立之势。这些路径既包含正史叙述方式上的远源，亦不乏近代以来专史化及当代西方学术影响的近因。其中隐含着事件、人物/制度、言/行的区隔：政治史集中于事件与人物，制度史则是制度研究的主要承载者，制度虽是规范，主要针对的是“行”，政治史与制度史可以说是围绕“行”展开：而“言”或“表达”，则主要留给了政治文化。这样一种划分方式本身就是需要反省的，不应成为不证自明、理所当然的出发点。
具体研究中，借助《史》《汉》中《佞幸传》的指引，在习以为常的实体性思路之外，补充了关系性的视角，力图跳脱事件、人物/制度、言/行的两分，以及权力斗争论、集团论、出身论与性别论等习惯思路，侧重日常活动，关注“关系过程”与“关系的关系”，以求更加贴近时人生活。分析上首先采用“内部立场”与“主位观察”，并将时人行为与意图及两者的关系纳入视野，展示“过去”形成中众人歧出的作用，这些言行如何围绕皇帝、府主展开争夺，并构成相互衔接又散布甚广的关系网络，且反复出现，而非本质化地化约出一条线索或几种简单的因素。对儒生频繁提到的“公”“私”及两者与生活处境关系的梳理，亦与流行的说法不尽相同。在此基础上，再参酌后人理解、中外学人的后见之明，加上自己的思考，尝试对这些现象的存在与延续提出些新解释，以期丰富对过去的认识，并助益于对当下、对自我的把握与对未来的创造。
特别需要指出，制度史研究中直接、间接受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一些论著的影响，多侧重于分析官僚制或其中某些机构与侧面，往往将皇帝弃置一边，制造出皇帝缺席的官僚制，古代王朝统治因此会增添不少“理性”色彩。反之亦然。割裂带来的片面或是夸大了王朝时代“理性化”的程度，或是突出了皇帝“专制”的色彩。其实，历史上皇帝的“肆意妄为”亦会遭遇种种束缚和限制；就是到了今天，这种西方近代性在中国依然没能落地生根。我们需要绕过相袭已久的叙述方式设下的迷阵，重返王朝统治的现场，将皇帝与臣下（官民），及两者的关系纳入视野，更全面地揭示王朝统治的实态。这一过程中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中的种种内在的矛盾性，这些矛盾性构成展开的动力，亦不难体会到韦伯将中国归入“家产官僚制”国家的洞察力。
过去本身就是枝蔓而多向的，线索不过是后人与史家在记忆与叙述中赋予的，带有特定的指向性。今人眼中线性演进的时间，在时人心目中未必如是[14]，展示“复数的历史”（用杜赞奇的话，是“复线的历史”或“分叉的历史”，bifurcated history[15]）应是当下史家的职责之一。借助于此，再现众人合力如何构成了过去，不再茫然匍匐在伟人、规律和必然脚下，俯首称臣。芨芨草不必因蜷伏沙碛，对耸入云端的白杨自惭形秽，在成就绿色大地上，各有贡献。古人的世界中，受困于现实，求宠争宠成为很多人发挥能动性的重要途径。今天的世界，则呈现出丰富的可能，完全可以创造更有意义的人生。对比古今、先人与自己，在历史中，进而在现实中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价值与局限。如此，或可让“读史使人明智”的古老传统重现生机。
基于以上考虑，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来编排书中内容，希望借助阅读带来的异样与疑惑，激活读者对过去与现实微妙之处的感悟与反省，共同投入到对过去生活的重新审视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建设之中。换言之，本书并非封闭的自说自话，对古人而言，是与二千年前不同背景与性别的众多古人的对话；对今人而言，则是一次开放的邀请与一份诚意的期待，是以反思的方式打破僵化的认识与观念坚冰，以更为多元的姿态重返古人世界的邀请与期许，更是一封构建古今双向互动，借助过去反省当下并共创未来的邀请。
2017年4月
[1] 王汎森：《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2008年初刊，后收入所著《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页，更具体的说明，参见第39页。
[2] 关于线性历史观的影响，参见杜赞奇（Prasenjit Durara）：《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此观念对清末教科书的影响，见李帆：《清季的历史教科书与线性历史观的构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55卷2期（2015年3月），第106-112页。
[3] 很可玩味的是田先生在这里只提到王敦初叛时矛头指向刘隗、刁协与戴渊等，目的是清君侧，这些人是王氏仇人，却没有提及诸人为何成为王氏仇人及他们身后的“君”：元帝，见所著：《东晋门阀政治》“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9-52、54页。相关研究可对照唐长孺：《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收入所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1-167页。
[4]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第38、39页。1989年的第一版中没有前面一句，后一段则见第40页。
[5] 见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目录，刘静贞、李今芸译，新庄：稻乡出版社，1995年，第1-6页。
[6] “历史的辉格解释”一说见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历史的辉格解释》，英文版1931年初刊，张岳明、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倒放电影”之说见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后收入所著《近代中国史学述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1-225页；“结果驱动（results-driven）的视角”，见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岁有生、王传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78页。
[7] 这一问题，仇鹿鸣在分析陈寅恪对魏晋之际政治史的研究时，有所讨论，可参，见所著《陈寅恪范式及其挑战——以魏晋之际的政治史研究为中心》，《中国中古史研究》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17-218页。
[8]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88年稿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0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页。
[10] 如何兆武：《现实性、可能性与历史构图》，《史学理论》1988年第1期，后收入所著《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7-70页，感谢王彬君及彭刚兄示知此文。
[11] 对此问题的新近研究，可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第二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极端相反的状况则见于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山地居民，见詹姆士·斯科特（James C.Scott）：《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英文版，2009年），王晓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12] 参看《文史哲》2010年第4期“《文史哲》杂志举办‘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高端学术论坛”报道（封二、封三、封四），及第5、6期及2011年第1期、《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中张金光、李治安、黄敏兰、李振宏、叶文宪、李若晖等人的论文。
[13] “重思中国”的提法，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导论，再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
[14] 参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收入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7-586页。此文分析了20世纪末一个村落中普通百姓对事件的记忆，亦提示我们注意过去普通百姓的事件观与时间观的不同。
[15]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第2、3、50-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