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赏赐与君幸臣第
另外两种常见的表述涉及皇帝的赏赐与临幸臣子家。关于赏赐，有以下记载：
高祖对卢绾“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汉34/1891）
文帝时邓通“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爱幸，赏赐累巨万”。（汉42/2100）；“文帝赏赐通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赐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汉93/3722、3723）
武帝时韩嫣“官至上大夫，赏赐拟邓通”。（汉93/3724）
武帝对卫青“及母昆弟贵，赏赐数日间累千金”。（汉55/2472）
武帝对金日磾“上甚信爱之，赏赐累千金”。（汉68/2960）
宣帝对杜延年“赏赐赂遗，訾数千万”。（汉60/2665）
元帝对石显“数劳勉显，加厚赏赐，赏赐及赂遗訾一万万”。（汉93/3729）
成帝对史丹“重以旧恩，数见褒赏，赏赐累千金”。（汉82/3379）
成帝对张放“上为放供张，赐甲第，充以乘舆服饰，……赏赐以千万数”。（汉59/2654）
成帝对张禹，（禹）罢丞相“就第，……见礼如丞相，置从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户。天子数加赏赐，前后数千万”。（汉81/3349）
哀帝对董贤“旬月间赏赐累钜万，贵震朝廷”，“赏赐昭仪（董贤女弟）及贤妻亦各千万数”，“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木土之功穷极技巧，柱槛衣以绨锦。下至贤家僮仆皆受上赐，及武库禁兵，上方珍宝。其选物上弟尽在董氏，而乘舆所服乃其副也。及至东园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赐贤，无不备具”。（汉93/3733～3334）
图〇六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金饼
正常的俸禄收入之外，汉代官员还会获得皇帝的赏赐。学者将赏赐细分为定期赏赐、庆典赏赐与功劳赏赐三种。另有学者对东汉的赏赐物做过具体推算。虽然据计算，宣帝即位后，一次性赏赐给霍光的金、钱相当于他180年的俸禄[25]，数量之多，令人咋舌。不过，这还属于功劳赏赐。对上述宠臣的赏赐，与功劳无关，往往亦非定期与庆典赏赐，只是针对个人的“非时之赏”，全凭皇帝个人感情好恶。数量动辄“累千金”，按黄金一斤=五铢钱1万的比价核算[26]，相当于五铢钱1千万。西汉时品秩最高的丞相月俸为6万钱，累计获得的赏赐相当于丞相166.7个月（13.8年）的俸禄。若按照中二千石月俸2万折算，则等于500个月（41.7年）的俸禄。而当时一般人的家赀不过数万（数金），“中家之訾”最多也不过十多万（十多金）。[27]千金相当于数十到数百中家的资产。
还可从赏赐的角度做些比较。文帝即位后，奖赏平定吕氏立功的大臣，周勃不但益封万户，还受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28]。数额惊人，因其事关刘氏王朝兴亡，不重赏无以表达感激。一般情况下，除非是对诸侯王或特殊场合，如霍光拥立宣帝，很少有赏赐千金以上的。[29]武帝时兴事，朝廷花费巨大，仰赖桑弘羊想方设法保证财政收入，“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弘羊功莫大焉，也不过“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30]，相当于钱百万。《汉书·王嘉传》，哀帝时王嘉奏封事，批评对董贤滥赏无度，以元帝“赏赐节约”为比，指出一次在上林苑，老虎惊出，威胁元帝，“（冯）贵人前当之，元帝嘉美其义，赐钱五万”（86/3494）。此次贵人救驾，解元帝性命之忧，不过赏赐五万钱（相当于五金），不足丞相1个月的俸禄，比起其他诸帝对宠臣的慷慨赏赐，吝啬很多。正因如此，保证“府臧内充实也”，可以应对内忧外患。其实，元帝朝并非没有佞幸，只是最得宠幸的宦者石显，“无外党”，主要在宫内活动，加上元帝本人很少滥赏，此问题并不突出。
实际皇帝对宠臣的赏赐，不限于金钱，还有田宅、奴婢、器物，甚至包括墓地、东园秘器等。哀帝给董贤的赏赐，《汉书·王嘉传》中王嘉所上封事（86/3496）及《佞幸·董贤传》中记述颇详，可见一斑。赏赐宠臣，除去数量多、种类杂之外，另一特点就是没有制度化，随意任性。从文献看，东汉时，皇帝对大臣的赏赐逐步制度化，分为春赐与腊赐，赐物的数量亦与秩级、官员类别等对应[31]。这种做法的出现，应该始于西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有“赐律”，内容涉及诸多方面，如赐衣、赐米、赐棺、赐酒、食等，以及官与爵之间如何对应[32]，虽不见赏赐场合的规定[33]，亦可略知这类行为制度化所达到的程度。与此相对应，赏赐宠臣，永远在制度规定之外，除了皇帝个人的喜好，难以找到其他确定的缘由。
这类赏赐是一种公开的举动。物品的出入需要少府及其下属机构经办，物品的运送更是要穿街过巷，无法躲开长安居民的眼睛，皇宫与某位臣下府第间频繁的物品流动，乃是两人亲密关系的公开展示，众人侧目与议论随之而起，更是自然。大臣之所以能够知晓此事，甚至上疏劝谏皇帝，自然不是皇帝事先通报所致，物品的出入会牵动诸多官员，街头巷尾的目见耳闻，都会提供讯息。哀帝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结果引起京兆尹毋将隆的上奏（汉77/3264），恐怕就是如此。
关于皇帝驾临宠臣家，有关记载如下：
文帝对邓通“文帝常燕饮（邓）通家”（汉42/2100）；“文帝时间如（邓）通家游戏”（汉93/3723）
景帝时对周仁“景帝再自幸其家”（史103/2772）
武帝对张汤“汤尝病，上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史122/3141、汉59/2641作“自至舍视”）
成帝对张禹“永始、元延年间，……上惧变异数见，意颇然之，未有以明见，乃车驾至禹弟（第），辟避左右，亲问禹以天变”（汉81/3351）
成帝对王凤“凤病，天子数自临问，亲执其手，涕泣曰”云云（汉98/4024）
皇帝驾临臣下家为何能成为宠臣的一种外在标识？《汉旧仪》：
丞相有病，皇帝法驾亲至问病，从西门入。即薨，移居第中，车驾往吊，赐棺、敛具，赐钱、葬地。葬日，公卿以下会送。（39）
据此，一旦丞相生病，皇帝要亲赴丞相府问疾，病卒，还要去丞相自己的住所（第）中吊唁，并赐棺木、葬具等。制度上只有丞相享有皇帝探病的待遇，其他大臣均无。《汉书·陈万年传》载，丞相丙吉“病甚，上（宣帝）自临，问以大臣行能”（66/2900）。此事当发生在五凤三年（前55年）正月丙吉死前不久，即是其例。现存《汉旧仪》并无皇帝探视御史大夫以下官吏病情的规定，因此书已佚，所存为辑本，容有疑问。不过，当时确有如下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辄问病”；二千石也要上谒问疾[34]。成帝即位后，张禹以帝师“赐爵关内侯，……禹六百户。拜为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事。……而（张）禹与（王）凤并领尚书，内不自安，数病上书乞骸骨，欲退避凤”。成帝不许，“加赐黄金百斤、养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医视疾，使者临问。禹惶恐，复起视事”[35]，张禹虽曾为帝师，身为中二千石官吏，并能出入宫掖，可处理尚书收到的上奏皇帝的文书，位高权重，但当时尚不是丞相，成帝虽然“敬重师傅”，也只是派侍医与使者探视，自己未尝亲自到其府第问疾。我们知道，成帝热衷于微服出宫，经常与张放、淳于长等游行，遍及长安周边，此种行径在鸿嘉、永始年间为盛[36]。这种癖好不会突然间迸发，早年恐怕亦有此兴致，只是没机会实现。张禹称病，只是遣臣下探视，当是碍于故事或惯例的束缚。而张禹罢相后生病，成帝却曾车驾临问，当是因他“位特进，见礼如丞相”，礼遇视同丞相。此外，霍光与王凤病重时，也都曾享受到皇帝驾临府上探问的待遇。[37]两位虽然不曾任过丞相，但均是中朝手握权柄的大将军，位极人臣，也不能算是出格。
正因为皇帝不轻易到臣下家，尤其是非亲非故，位秩不高的臣下[38]，邓通职不过太中大夫[39]，当时尚属“宦皇帝者”，非吏而无秩，后来有了比秩，也不过比千石[40]；周仁为郎中令，中二千石；张汤身为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均非丞相。皇帝驾临其府第，才会成为展示君宠的一种标识。
图〇七 汉代车马出行图
皇帝出行，即便是规格最低的“小驾”，属车也要9辆，加上皇帝的乘舆，动用的车马也要有几十辆，还有骑马的扈从，浩浩荡荡，队伍恐怕少说也要绵延一里长，蔚为壮观[41]。难怪秦朝时刘邦到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的排场，感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乎！”日后造反的种子或许就是此时埋下的。始皇游会稽，渡浙江，项梁与项羽围观，激起了项羽欲取而代之的念头[42]。看看东汉画像石中常见的太守车马出行图，便不难想象皇帝外出的场面。通常是部分臣下定期进宫朝见皇帝，而突然变为皇帝到邓通之类的宅第，有时甚至不止一次。御史大夫位秩虽仅次于丞相，依当时的故事，病无法视事时，皇帝也不会临问，武帝时张汤却获此殊荣：浩大的队伍穿街过巷，临幸某位臣下的府第，沿途百姓侧目、闾里惊诧。带来的荣耀自然非同一般，时人心目中，会留下此人与皇帝关系超乎寻常的印象。
史书中还有一些直白的表述，如“尊幸”“贵幸”“爱幸”“亲幸”“隆贵”“亲密”“宠爱”，笼统而乏细节，亦是对君臣间亲密关系的表述，这些往往是与上述说法并用，具体情况见文末附录二，兹不具引。
图〇八 汉代车马仪仗铜俑
这些描述亦可视为史家用来表示皇帝与臣下亲密关系的套话，未必是确指，几种表达方式之间亦非相互排斥，而是互补的，甚至可以互换。具体到现实中，有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几种情形都有所体现，也许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
不那么显眼，却更为持续的表征，莫过于登录出入宫中人员的“门籍”[43]。哪些人因恩宠，而非依制度经常出入宫禁都会留下记录，更难逃经手的卫士、门卒与郎等的侧目，四下散布也是后者乐此不疲的消遣，为朝野所知只是个时间问题。由《肩水金关汉简》所存出入金关使用的传、致实物，门籍的大概亦可推知。宣帝时，为掩饰自己在宫中谋划大政，卫将军张安世“每定大政，已决，辄移病出，闻有诏令，乃惊，使吏之丞相府问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也”（汉59/2649），就是反向利用门籍，通过请病假出宫，借门籍证明自己不在宫中，洗清参与议政的嫌疑，来“匿名迹远权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