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界定与研究意义
工业遗产是最近几十年才被人们熟识的一个概念，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普遍开展更是21世纪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工业遗产并未进入人们的文化遗产视域。人们的普遍看法是，这些傻大黑粗的笨机器，呆头呆脑的灰房子有什么文化遗产价值？难道它们也蕴含文化价值吗？因此，当工业化浪潮成为过去、工业遗产出现时，最初是被人们当作毫无价值的弃儿对待的，是被当作毫无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保护价值的废物对待的，是被当作不但无价值而且占地、占资源的赘物对待的。在此种思想指导下，大量工业遗产被无情的拆除，大量凝聚了人类智慧的工业化遗迹不断的销声匿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化国家——英国开始重视工业遗产的价值，开启了世界工业遗产保护的帷幕。但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开始发现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的，并由此开始了工业遗产的考古和研究，开始了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历程。中国的工业化晚于西方，后工业化到来也比较晚，对工业遗产的认识和保护利用就更晚了。进入21世纪，工业遗产的价值才逐渐为国人所认识，并且开始了研究、保护和利用。
那么，工业遗产的价值究竟何在？为什么要保护工业遗产？
要明了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工业遗产这个概念。但由于世界范围的工业遗产研究起步较晚，作为一个学科也尚在形成中，所以目前世界各国学术界、政界和相关国际组织的理解和认识并不一致，中国国内各界对工业遗产的概念界定也不尽相同。
从国际上看，2003年7月，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TICCIH）通过了旨在保护工业遗产的《关于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以下简称《下塔吉尔宪章》）[1]。这个宪章从基本定义、研究方法和时间范围三个方面对工业遗产做了基本界定。《下塔吉尔宪章》认为：“工业遗产是具有历史、技术、社会、建筑或科学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这些遗存包括建筑物和机械、车间、作坊、工厂、矿场、提炼加工场、仓库、能源产生转化利用地、运输和所有它的基础设施，以及与工业有关的社会活动场所如住房、宗教场所、教育场所等。”至于时间跨度，则“主要集中在18世纪后半期的工业革命开始至今的时间范围，同时也探讨其早期前工业时期及原始工业的根源”。从研究方法看，《下塔吉尔宪章》认为工业遗产研究属于工业考古，“工业考古是研究所有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关于文字记录、人工产品、地层结构、聚落及自然和城镇景观方面物质与非物质材料的交叉学科。它以最适合增进理解工业历史和现状的调查为研究手段”。显然，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的这个界定是很全面的，既关注了工业遗产的物质文化层面，也关注了工业遗产的非物质文化层面，还特别指出了工业遗产的交叉学科性质，并提出了调查研究在工业考古和工业遗产研究方法上的重要性。然而这个界定明显更注重工业遗产的表现形式和它的物质存在，并且采用了枚举式界定，实质上并没有明晰工业遗产的核心本质。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作出了工业遗产的概念界定，认为工业遗产不仅包括磨房和工厂，而且包含由新技术带来的社会效益与工程意义上的成就，如工业市镇、运河、铁路、桥梁以及运输和动力工程的其他物质载体。[2]这个界定显然更进了一步，除了关注工业发展遗留下来的核心物质遗存——工厂等物质遗存外，还扩大到了为工业生产服务的交通运输设施，并且注意了新技术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工业遗产价值，还注意了工业遗产的社会效益，这显然使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深入了一步。但是，这个定义同样没有就其核心本质做出说明。
日本学界将工业遗产纳入近代化遗产的范围，认为所谓近代化遗产是指“江户时代末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以近代化工艺（吸收西洋技术的工艺）建造的工业、交通、土木相关的建筑物（各种建筑物、景观设计）。原本特指建筑物，现也包括近代化工业遗产”。对于隶属于近代化遗产范围内的工业遗产，特指“工业革命以来流传下来的用于经营生产的史料。包含工厂等不动产及机器、文件类动产。较近代化遗产相比更强调工业方面”[3]。也就是说，日本学界对于工业遗产的界定同样注重其物质层面，但是也强调了工艺和景观设计、史料文献等非物质性的文化现象的价值。日本学界的这个界定力图明晰工业遗产的本质，指出其包括用于生产经营的史料，而史料则明显具有历史的、文化的价值，是需要小心呵护的。
英国是最早提出工业考古这个概念的国家，他们对工业遗产的界定，一般而言是包含在工业考古的概念中的。工业考古（industrial archeology）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的英国[4]，但并未引起广泛注意。1955年，伯明翰大学的M.里克斯（Michael Rix）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诞生地，留下来丰富的记录那个时代及事件的遗迹……国家应该设置机构和建立相关章程，以保护那些深刻改变地球面貌的工业活动的遗迹。”[5]他还给工业考古学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工业考古学是关于初期工业活动的遗迹、结构，特别是工业革命纪念物的记录，并对其保护和解说。[6]自此，工业考古学引起了英国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工业考古学的成果不断问世。到20世纪60年代末，R.A.布坎南出版了题为《工业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的著作，对工业考古学做了全面的、理论上的概括与阐述。他认为工业考古是一门包括调查、考察、记载和有时还要保护工业遗迹的科学。这些遗迹应当包括所有工业建筑物的遗址、结构和布局，机器和工程的特色以及工人的住房、旅馆、教堂和诸如此类屋舍周围的地表景色。布坎南的这个论述深刻影响了英国学界，英国的工业考古开始走向成熟。由于英国学界对工业遗产的理解深受工业考古的影响，在其研究和实践中特别注重工业遗产的物质遗存的重要性。
综上可知，国际上关于工业遗产的界定基本上都关注其核心的物质遗存——工业发展遗存下来的厂房、机器、矿场、交通运输设施等物质遗存的意义，同时逐渐趋向强调支撑工业发展的文化、科技等精神层面的工业遗存的文化意义和价值。
从国内看，最典型的关于工业遗产的定义是2006年4月1日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通过的《无锡建议——注重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的工业遗产保护》[7]（以下简称《无锡建议》）。这个建议对工业遗产的界定采用的是类似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模式，即以罗列的方式囊括工业遗产，“工业遗产包括以下内容——具有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和科技、审美价值的工业文化遗产。包括建筑物、工厂车间、磨坊、矿山和相关设备、相关加工冶炼场地、仓库、店铺、能源生产和传输及使用场所、交通设施、工业生产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以及工艺流程、数据记录、企业档案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定义还注意到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不同情况。虽然中国的工业遗产、遗存丰富，但从历时性看，中国工业的起步比西方晚了半个多世纪。为此，《无锡建议》特别在时间限度上加以明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各阶段的近现代化工业建设，都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工业遗产，构成了中国工业遗产的主体，见证并记录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也就是说，《无锡建议》不认为鸦片战争前的手工业生产遗存属于工业遗产的范围。
《无锡建议》出台后，国家文物局于2006年5月12日发出了《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8]，这个通知虽然没有明确界定工业遗产，但在谈到工业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时提出：“各地留下了很多工厂旧址、附属设备、机器设备等工业遗存。这些工业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文物局的这个提法同样沿袭了罗列的定义模式，但是明确提出工业遗产属于文化遗产的范围，肯定了其在文化遗产的性质上与古代文化遗产一样，同样是灿烂宝贵的人类文化发展的见证。这就在性质上给予工业遗产以充分肯定，并明确了其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
在上述两个文本的影响下，国内许多学者对工业遗产这个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力图明晰工业遗产的边界。但大多学者采用的依然是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的罗列式模式，同时加以适度扩展，细化定义的边界，丰富定义的内涵。王晶、王辉提出：工业遗产是一种新型的文化遗产，应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其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和属性方面，王晶、王辉认同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的罗列式定义，对于工业遗产的非物质文化性质则提出：“应该包括工艺流程、传统手工艺技能、原料配方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提出工业遗产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在形态上又明显区别于传统的文化遗产和一般的工业生产地段。为此，必须进一步细化其界限，他们提出：需要从价值原则、等级原则、群体性原则和完整性原则四个方面继续完善工业遗产的界定[9]。上述原则的核心表达为，并不是所有工业遗存都是工业遗产，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历史等价值，具有相对完整性的工业遗存才能称为工业遗产。至于等级原则、群体性原则，王晶、王辉给出的定义实际上属于界定工业遗产时操作层面的方法性原则。还有学者提出应当从历史价值、工艺价值、建筑价值和科学价值定义工业遗产[10]。岳宏提出应当重点从历史、技术、社会、建筑和科学的价值层面来界定工业遗产，认为只有具备了这些价值的工业遗产才具备了文化的内涵，才称得上是文化遗产，才具有保护的价值，为此，他详细论证了工业遗产价值层面的内涵[11]。
张京成、刘利永、刘光宇三位学者认为，要尊重《下塔吉尔宪章》和《无锡建议》的工业遗产定义，但是不能照搬上述定义，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客观分析，做出具有中国特色、便于操作的界定。他们给出的定义是：“工业遗产是经历过机器大生产方式、在一定区域、一定历史阶段内能够代表工业技术发展水平的工业遗存，它具有技术的、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美学的价值。”[12]张京成等还进一步从外延的角度界定了工业遗产，认为工业遗产从外延来看包括有机统一的三部分：不可移动的物质形态的实体遗迹，譬如车间、厂房、仓库等；可移动的物质形态的实体遗迹，譬如工业机器设备、工业制成品、工厂档案等；非物质形态的工业信息，譬如工业生产的工业流程、生产技能、企业文化等。可以看出，张京成等人的定义试图突破罗列式的定义模式，给出了一个从事物本质出发而界定的定义，并且关注了工业遗产的非物质文化层面。还有学者特别关注了工业遗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性，即工业隐性物——构成企业或工矿特性的精神、物质、知识和情感特点的文化复合物，它不仅包括记录工业发展的绘画、照片、资料以及与产业相关的文字、音像记录等，而且还包括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等，如以“宝时”命名的钟厂、以“明精”命名的机床厂、以“光明”命名的眼镜店等，这些蕴含有中国企业独特价值追求的“字号”[13]等，试图引导学界深入探究工业遗产的精神、文化价值。
另外，关于工业遗产范围的广义和狭义问题，学界存在比较多的分歧。有学者认为工业遗产存在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无论从时间段还是范围分析，工业遗产都应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工业遗产在时间范围上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中反映人类技术创造的遗物、遗存。在形态范围方面除了工业生产本身的遗存外，还包括与工业发展相联系的交通业、商贸业以及新技术、新材料所带来的社会和工程领域的相关成就，如运河、铁路、桥梁等交通运输设施和能源生产、传输、使用场所等，以及工艺流程、生产技能和与其相关的文化表现形式等，还有存在于人们记忆、口传和习惯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属于工业遗产的范畴。狭义的工业遗产，指18世纪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使用煤铁等新材料、新能源，以机器为生产工具的工业生产遗存，包括作坊、车间、仓库、码头、管理办公用房以及界石等不可移动物；工具、器具、机械、设备、办公用品、生活用品等可移动物；契约合同、商号商标、产品样品、手稿手札、招牌字号、票证簿册、照片拓片、图书资料、音像制品等涉及企业历史的档案记录。
从文字表述看，世界遗产委员会实际上采纳的是广义界定法，在其公布的世界遗产名录中，工业遗产名录包含了不少工业革命前的工业遗迹，如新石器时代的比利时斯皮耶纳新石器时代燧石场、公元前5世纪伊朗的舒什塔尔古代水利工程、公元前夕建造的芬兰的加德桥（罗马水道桥）、公元50年前后的西班牙塞哥维亚古城等，还包括建于公元前227年的中国的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14]等。
但是，有的学者反对广义工业遗产的说法，认为“工业遗产不应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否则会产生偷换概念的问题。原则上讲，工业革命前的手工业、加工业、采矿业等年代相对久远的遗址，以及一些史前时期的成规模的石器遗址、大型水利工程、矿冶遗址等，都不能被看作工业遗产”[15]。这些学者认为，只有工业革命以后的大工业生产遗迹才能算作工业遗产。
综上可见，国内学界关于工业遗产的概念界定比较多的从国际学界受到了启发，并且吸收了国际学界的相关成果。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学者就全盘接收了国际学界的观点，而是提出了从中国国情出发的问题，并且不满足罗列式的囊括定义，力图揭示工业遗产的本质特征，还特别重视工业遗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
笔者认为，工业遗产应当是有别于古代文化遗产的、有明显自身特点的近代大机器工业的产物，是大工业发展过后的遗存。它既表现为物质文化遗产形态，也表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因此，本书赞成狭义的工业遗产的定义，在狭义上使用工业遗产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目前学界专家提出的很多界定都提到了工业遗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但是，就笔者目力所及，迄今为止学界很多关于工业遗产的非物质文化特性的论述和界定，关注的仍然是工业遗产的非物质文化的表层现象。例如，《无锡建议》中提到的“工艺流程、数据记录、企业档案等”，有些学者提到的契约合同、商号商标、产品样品、手稿手札、招牌字号、票证簿册、照片拓片、图书资料、音像制品，记录工业发展的绘画、照片、资料以及与产业相关的文字、音像记录、企业文化等。实际上，上述工业遗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性，大多表现的仍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遗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表现。目前学界已有的研究仍然缺乏对工业遗产背后蕴含的理念、观念、价值体系的研究，缺乏对工业发展带来的独特精神追求的深入探究。例如，大机器工业发展带来的时间观念的变化问题，正是工业生产的一体性、流水线作业的模式，以及轮船、铁路的开通等工业生产的独特生产方式，带来了严格的时间观念，导致人们不再望天决定行动，不再模糊估定时间，时间从此精确到了分秒；再比如工业生产带来的竞争意识、创新意识、纪律观念等；还有，工人的五方杂处对传统的家族意识、地域意识的冲击，以及新的集体意识的形成等方面，都缺乏深入的研究。而这正是学界要着力加倍的，也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在界定了工业遗产的概念以后，研究工业遗产、保护工业遗产的意义就彰显出来了。工业遗产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生产力发展最迅速、最辉煌的一段历史的见证，是人类社会变化最剧烈、最深刻的一段历史的记载。如果缺失了工业遗产，人类的文化遗产将缺失最辉煌的一部分，人类历史将丢失一段最重要历史的发展证据，人类文明将泯灭一段最重要的历史文明的积存。人类历史不能没有完整的发展史，如果历史被割断，人类将无法认识过去，更将无法总结历史经验而展望未来。
首先，工业遗产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历史的见证。人类社会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前，一直在农牧社会或者渔猎社会中蹒跚，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非常缓慢，创造的文明成果虽然灿烂，但发展速度和文明进步的速度很难与工业文明比肩。随着工业社会而来的工业文明，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渔猎文明和农牧文明的近现代文明形式，它以机器生产的工业化为核心要素，以生产资料、资本和劳动力的集中与聚集为主要特征，实现了物质和资源的规模性、专业性积累和使用，力图在资源优化配置和资源利用最大化的基础上实现生产的高效率。
工业化的浪潮带来了全球性的生产力大发展和大变革，“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6]世界经济工业化的结果是大大提升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并大大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生活水平。因此，工业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一个阶段。时至今日，工业化浪潮依然在世界不少地区不断深入与发展，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地区，实现工业化并完成现代化仍然是其改变社会落后面貌、实现社会进步的重要的历史任务之一。
工业化不但创造了高速增长的社会生产力，还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的生产工具——机器、厂房、车间、设备等，充分显示了人类智慧的发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7]马克思、恩格斯这段话极其全面、典型地展示了工业化和科技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全新变化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这些独特的工业化社会的生产工具数量庞大，比肩矗立在全球各地，给地球带来了亘古未有的别样风光。这些生产工具是人类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创造发明的重要见证，同时又是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特有价值观的重要反映，它代表了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对时间的无比珍视、对效率的极力追求等。它又为现代多元性社会提供了实物的佐证和见证，是展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元素。
20世纪下半叶，随着人类社会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过渡，工业遗产问题出现了。由于世界由传统性向近代性和现代性转变，技术革新迅速发展，产业结构加快调整，社会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最终致使机器工业发生转型，城市功能结构出现变动，大量工业遗产形态的物质遗存产生。因此，从根本上讲，工业遗产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工业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历史现象，也是经济变革和发展带来的世界性的普遍现象。这个过程来的十分迅速，比人类从渔猎社会进入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要快得多。如果说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用了300年的话，那么在工业社会尚未完全隐退的几十年内，后工业社会就迅速降临了。由于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过于迅速，人们在猝不及防中并未做好应对工业遗产的思想准备，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工业遗产对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由于这是一段正在逝去而尚未完全逝去的历史，由于这是一段距离现在最近的历史，由于这是一种并非像古典历史遗物一样精雕细刻的物品，人们并不十分珍视工业社会的遗产，破坏工业遗产的事情时常发生，不断发生。仅仅用了几十年，人们就发现，虽然这段历史尚未完全退去，其面貌却已经在不经意间模糊了，很多曾经辉煌的历史见证已经消失了。而这种丢失是无法弥补的，丢失了就是永远的消失，永远的失去。未来，当人们阅读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历史已经因此断裂，人类历史已经缺失了最重要的一环。因此，保护工业遗产的任务急迫而重要，保护工业遗产就是保护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历史。
其次，工业革命导致城市化，工业遗产是城市化的历史见证。城市化是随着工业化到来而出现的。在人类迈入工业社会之前，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地球上呈现的都是一片田园风光，地表上到处是由耕地、草场、森林组成的绿海，以及掩映在绿荫中的星星点点的村庄。农村是社会的主体，农业生产是人类生产的主要方式，农业收入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在农业社会中，城市仅仅是农村的附属品，其作用主要是政治性和军事性的。因此，作为乡村的附属品，城市的规模一般都不大，城市人口比重很小。
进入工业社会之后，情况就大大不同了，旧有的城市不断膨胀，新的城市不断产生。这是因为工业的发展要求人力集中，仅仅一个工厂就可以集中成千上万的工人一同作业，遑论众多工厂集中在一个城市；工业的发展还要求原材料和产品就近供应和运输，要求辅助行业的全面配套，要求服务行业的便捷和齐全，要求市场、金融的全面响应，而这些工业发展的配套行业无疑也是需要大量人力去从事、去操作的。工业生产的这些呼唤，都使得人们前赴后继，不断从农村涌向城市。对于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和人口集中效应，史学前辈周谷城先生曾经有过形象精彩的论述：“产业界的根本变动，是发展都市的。矿业渐渐发达起来了，于是矿产之物无论在都市上销售，或运到国外销售，或运到中国农村销售，但总有一次或数次在都市上停留。……矿产到了都市上，于是随着来到都市上的人又有大批：买的、卖的、运转的、改造的、使用的，也都聚集在都市了。这样一来，矿业的渐渐发达，便直接帮助了都市的发展。工业也是直接帮助都市之发展的。工业发达中显著的事实，便是大工厂的设立。大工厂设立，本不一定要在都市上。但为着吸收原料及出售熟货以及其他种种的方便起见，总以设在都市上为好。大工厂既已设在都市上了，于是成千上万的工人便随着来到都市上。工人之外，一切直接或间接与工厂有关系的人，也一律来到都市上，或则在都市上长居，或则在都市上暂留。这样一来，工业的渐渐发达，也直接帮助了都市的发展。至于商业，那更不待说了。”[18]
中国的城市化加速出现于晚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入侵和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不断加速。近代中国的城市有两类，一类是由原来的乡村转化而来，另一类则是在原有城市的基础上转型发展而来。前一类城市大多集中在沿江沿海的通商口岸，大部分是被迫开放条约口岸的结果。这类城市中最典型的是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城市。以青岛为例，在被迫开放为条约口岸前，青岛只不过是黄海胶州湾沿岸的五个村庄，人口不过七八万，经济以农业和渔业为主，半农半渔，完全是一幅传统乡村经济的景象。1897年德国强占青岛后，大肆兴修军事设施、修建铁路、开辟港口，青岛开始向现代大都市转变。1914年以后，青岛又被日本占领，不断在青岛开设工厂、银行等工商、金融机构。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又刺激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加之有胶济铁路通向内地的便利，物流十分方便，商业也因此快速发展起来。青岛的工业化进程由此迅速启动，到20世纪30年代，青岛已经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个现代都市。到1927年，青岛的人口已经从开埠前的七八万人猛增到32.2万余人[19]。经济学家刘大钧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从事工业调查，谈到青岛时感叹地说：“自开埠迄今，不过30余年，而工商业之发达，实有一日千里之势。”[20]
石家庄是由乡村发展为城市的特例，它并非被迫开放的口岸，而是因为现代交通工业而发展起来的特殊城市。清代石家庄位于直隶获鹿县境内，同治二年（1863年）的保甲登记是有94户人家，人口只有308人。[21]石家庄发展的转机出现于卢汉路的修筑。1889年，在清统治阶级关于修铁路的大讨论中，湖广总督张之洞正式提出修建卢汉铁路的主张。经过统治阶级的激烈争论之后，张之洞的建议被清廷认可，并下旨修建。1902年，铁路修到了石家庄，1903年建成石家庄火车站。同年，石家庄又被确定为正太路的东端起点站，到1907年正太路全线建成。从此，石家庄成为京汉铁路（1900年改称）和正太路的交会点，从而成为当时全国少有的交通转运枢纽，石家庄由此迎来了大发展的契机。因着铁路的便利，工商业迅速发展，人口不断增加，石家庄开始了大踏步城市化的进程。城市规模急剧扩张，面积由1901年的0.5平方千米，扩张到1937年的11平方千米[22]，1949年又扩张到15.13平方千米。1947年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平均每平方千米1784.21人[23]。可以看出，石家庄作为一个城市的出现，特别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中心城市出现，主要是由于交通枢纽形成的作用，工业社会的典型产物——铁路的决定性影响显而易见。
上述完全由乡村转化来的城市，其转化原因和路径明白无误地宣示了工业化在城市转型中的作用，说明了工业化带给城乡关系转化的决定性影响。
另一类近代城市是从原有的城市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类城市已经存在。虽然这类城市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城市也具备了一定规模，但是其性质仍然是古代的，即政治的、军事的因素决定着城市生存的必要性。这些城市的样式也还是古代的，即规模有限，封闭性强，主要是防御性质的，而不是着眼于发展工商业的开放性城市。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这类城市的典型特征就是大都修建有城墙。工业化对于这类城市发展的作用虽然不像上一类城市那样直接，但其转型发生的原因仍然是工业化的作用。
这类在原有城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城市又有两种，一种是作为原有的政治、军事中心的城市，这类城市在工业化发生后，开始了艰难的转型，并向综合性政治、军事和工商贸易城市发展。另一种则并非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或者自开商埠后开始了转型历程。前一种的典型代表是北京、南京、西安等古城。这类城市的特点是，城市建设已经有了一定基础，近代以来少部分衰落了，但大部分还是有一定发展的，城市规模、城市人口与古代相比都有了比较大的增长，其城市扩张及人口的拥挤带来的问题并不亚于新兴的城市。后一种城市的典型代表是上海、重庆等，这些城市的特点是，在古代城市建设的基础上，由于口岸开放带来的刺激效应，工商业发展迅速，尤其是近代机器工业发展较快，从而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规模因此不断扩张。
上述这类城市的基础虽然不是工业化奠定的，但是城市的扩张、发展则与工业化有密切关系。没有工业化，这类城市不可能有后来的面貌，也不可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
总之，工业发展对于近代中国诸多城市的发展，乃至全世界城市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工业化是近代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对此，国内外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都已形成共识。同时这也就证明了，不仅仅古代城市的宫殿、民居、庙宇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社会的宝贵文化遗产，工业发展带来的城市特别是城市中的工业景观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从保护和利用工业遗产的环保意义看。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依靠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向自然索取的历史。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发展了生产，另一方面也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自然，损伤了自然。这种损伤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加速的，特别是到工业社会，这种损伤达到了顶峰，各种环境污染、环境破坏问题层出不穷。惨痛的教训促使人类反思，20世纪中期，各种环保思想兴起，各种环保组织出现，人类开始了弥补对自然环境亏欠的过程。正是在这种环保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反思对待工业遗产的态度，人们认识到，工业遗产不但是人类社会一段辉煌历史的见证，是灿烂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成品，它们的出现不但为工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是工业社会发展的见证，而且由于工业品的坚固性，在后工业社会它们并非不能继续发挥作用，并非一无是处的废物。为此，人们改变了最初对工业遗产的消极态度，开始研究工业遗产的利用价值。很多从事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学者认为，大片拆除工厂会产生很多的建筑垃圾，填满这些垃圾不但要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还要消耗掉很多能源和运力；有的工业遗产在拆除的过程中还要消耗大量的新材料，例如，化工厂的拆除，就需要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和材料来消除其残留的毒素，特别是要消除土壤中残存的有毒物质。如果能让工业遗产继续发挥作用，则既可避免上述弊端，还能为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开辟一条新路。工业发达的德国，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大力拆除旧工厂和机器设备后，意识到了工业遗产的重要价值，开始探究工业遗产的利用问题，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随之兴起。他们通过开展工业旅游、建立工业博物馆、改建工业遗存为公园、购物商业区、公共游憩空间等模式，全面开始了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
从这个层面来看，讨论工厂价值的高或者低，并不能简单从其内部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典型价值、技术价值来衡量，还要看其在保护性利用中的价值，看其可循环利用的价值和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如果一个工厂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价值不是很高，但从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有保留和再利用的价值的话，那它就是工业遗产，就有保存利用的价值。
这样的研究角度，能够让人们跳出价值评价的误区，尽力保护更多的工业遗产。比如，北京尚8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北京市或者全国工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可能并不高，但是这并不妨碍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保留并利用它。再如，位于北京房山石花洞森林公园内的原北京军区汽车修理厂，在停产之后一直荒废，2010年之后，当地政府根据本地的社会需要，利用工厂坚固的废弃厂房改建养老院，充分发挥它的剩余价值。如图0-1所示：
图0-1 由厂房改建的养老院
从房屋的外形看，仍然可以看出工厂车间的造型，但其内部已经是舒适的客房了。这种保护利用模式既避免了制造大量建筑垃圾，充分利用了其固有的价值，实现了物品的循环利用，又保护了工业遗产，同时还满足了社会需要，可谓一举三得。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遗产保护为工业遗产保护探寻了新路，特别是为那些非典型工业遗产的保护开辟了新路。
下面讨论北京的情况，北京的工业遗产有哪些特殊性？北京的工业遗产保护有什么特有的价值？这是在全面探讨工业遗产的价值之后，由本书的性质所决定必须要专门探讨的问题。
在讨论北京工业遗产的特性和价值之前，需要首先界定本书研究的北京市的地理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被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为了适应北京的首都地位，北京市的辖区曾做过多次变动，一直到1988年，才基本定型为当前的范围，即北接河北省承德地区，东临天津市，南连河北省廊坊地区，西达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城区包括东城区和西城区两个区，基本以原内外城为界。环绕城区的是四个近郊区，为丰台区、海淀区、石景山区和朝阳区。近郊区外是十个远郊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大兴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平谷区、密云区、怀柔区和延庆区[24]。本书研究视野中的北京工业遗产即当前位于这个范围内的工业遗产，而不论其工业企业建立之时是否位于当时的北京市界内。
从城市类型来看，北京属于上述近代化的第二类城市中的第一种，即在工业社会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城市，并且是长期居于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都市。从城市历史看，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从周口店北京猿人算起，则有人类活动已经长达60万年以上，正式建城也长达三千年[25]。从建都史看，如果从成为辽南京（又称燕京）算起[26]，有1074年的历史，即使从1153年金营建中都算起[27]，也已有将近860年的历史了。在长期的建城史特别是建都史的过程中，北京作为一座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城市不断发展，最终成为古代中国规模最大、最宏伟的城市之一。
步入近代后，北京的近代工商业都发展起来，至1949年已有重工业和冶金工业工厂共计831家，资本额高达3.6亿元[28]，各类轻工业工厂2248家，工人一万余人[29]。由于北京政治经济地位的特殊性，金融业也十分发达，是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另外文化教育业也十分发达，聚集了众多的学生、教师和文人。
由于近代以来工商银、教育文化各业的发展，北京地区的人口激增，由咸丰年间的将近50万人，增长到1948年的191万余人[30]。图0-2是1912—1942年北京的人口增长图。
图0-2 1912—1942年北京人口增长图
资料来源：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1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面积突破原有内外城建制，不断向城外扩张。尤其是城门外的关厢地区发展很快，人口聚集、店铺林立。同时，石景山地区形成钢铁工业中心，门头沟地区形成煤炭业中心，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所在的北郊地区也繁华起来。但是，从全国范围看，北京的近代工业依然相对落后，北京依然属于消费型城市。
北京摆脱消费城市的落后帽子，开始机器工业发展的辉煌历程，主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后，北京先后实施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至1960年，北京已经初步建成了东北郊的电子工业区，东郊的纺织工业区，建设了半导体、计算机和汽车制造等新兴工业，同时开始向“高、精、尖”的方向发展。20世纪60年代，北京工业虽然遭遇了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是工业发展的脚步没有停止，而是在克服困难中继续前进。至20世纪末，北京已有工业企业三万余家，其中大中型企业500余家，还有首钢总公司、燕山石油化工公司、北京化学工业集团公司、北内集团公司等特大型企业。北京的工业行业齐全，在全国统一划分的164个工业门类中，北京有149个，工业总产值达2027亿元[31]。在“一五”“二五”计划实施的基础上，又建成了以石景山发电厂、首都钢铁厂为核心的西郊钢铁、机电工业区，以丰台桥梁铁路工厂为核心的西南郊桥梁机械制造工业区，东郊双井机械工业区和九龙山玻璃化工工业区，东南郊的筏头炼焦工业区，以及北郊的毛纺工业区、建材工业区，西南郊的燕山石油化学区，东郊和西郊的汽车工业区等。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余年的发展，北京已经彻底甩掉了消费城市的落后帽子，成为一个产业齐全、在全国工业生产以及工业科研方面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重要城市。
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北京开始了产业转型，特别是借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东风，北京更是从根本上转变了发展观念，提出了绿色北京、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的发展理念。北京开始加快城市环境治理的步伐，向以现代服务业、高新制造业作为城市经济支柱的方向转化，努力建设现代宜居城市。随着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了解决城区土地供应紧张以及工业生产带来的扰民、环境污染等问题，一大批在北京城市发展和工业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工业企业开始陆续退出北京主城区。截至2006年年底，北京已经搬迁企业294家，在城区只留有工业类用地约1500宗，占地面积约50平方千米，建筑面积约1150万平方米，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比例已不足7%，而这一比例在北京工业的顶峰时期曾高达50%以上[32]。工厂的大规模关停并转，极大地改善了城市环境，提高了居民生活舒适程度，扩大了城市发展空间，同时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即由于工业调整而遗留下的众多工业旧址、厂房、附属设施、机器设备等工业遗址、遗产，它们一方面成为首都特殊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如何看待和对待的问题。
北京以文明古都闻名于世，存有大量古代文明的遗产。北京有包括故宫、天坛、颐和园、长城、明十三陵和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在内的六处世界文化遗产，是世界上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北京还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8处，有负责保护可移动文物的博物馆154座[33]，还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上述文化遗产大多属于古代文化遗产，譬如北京的六处世界文化遗产全部是古代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彰显了北京古代历史和古代中华文明的灿烂，但均不能表现北京近现代发展的辉煌。随着工业遗产出现，古老北京的文化遗产增添了新的成员，北京的文化遗产增添了新的色彩。从此，北京的文化遗产不但有灿烂的古代文化遗产，也有了灿烂的近代工业遗产。通过了解和观察这些文化遗产，可以完整了解自远古至当代北京文化的灿烂历史。
北京工业遗产的出现带来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问题，由于人们习惯于北京的古都性质，更由于北京古代文化过于灿烂，也就遮蔽了北京近代工业遗产的光芒。人们只重视的是故宫等古代文化遗产，对于工业遗产的重要性和辉煌程度则认识颇浅，或者完全忽视。北京的工业遗产因此不能得到很好保护，甚至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何更好地保护工业遗产？如何更好地利用工业化过后遗留的这些土地和地上建筑？是全部进行商业开发，还是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规划保护并使其发挥更有价值的作用？成为摆在政府和民间的迫切问题，也成为决定北京工业遗产命运的关键所在。
如何对待工业遗产，是北京在逐渐改变城市功能及定位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些工业遗址是印证北京城市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变迁脉络的重要历史文化证据，具有无法取代的历史价值。基于工业遗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及实用价值，加强对工业遗址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对于传承工业文化、保护和彰显北京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特色、丰富北京城市的历史积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工业遗产问题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域。
笔者自幼生于北京，成长在皇城根儿下，对古都北京有着真挚而深厚的感情，对北京有着炽热而深沉的爱。我们目睹了北京的变化，特别是目睹了最近几十年来北京的巨大变化。我们为北京的欣欣向荣而欣喜，又为从小看惯的老北京的渐渐远去而黯然神伤，也为从小听惯的机器轰鸣的消失而扼腕长叹。我们希望，通过对北京工业遗产问题的全景考察，为首都的工业遗产的保护略尽绵薄之力，期望以此深化北京工业遗产的研究，并以此引起社会各界对工业遗产保护问题的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