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奇正华实”说

一、刘勰“辨骚”的历史文化背景

屈原的《离骚》产生之后,一直有争论,褒贬不一,需要加以分辨,所以本篇起名《辨骚》。如何理解《辨骚》篇,学术界的意见也存有分歧,主要集中在讨论它属于总论还是文体论上,共有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认为还是属于总论,即“文之枢纽”,这是刘勰自己的看法,之所以放到总论,主要是为阐明文学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的问题。第二种,认为属于文体论,因为骚体是一种文体,放到总论不合适。第三种,认为是总论,但也有文体论的倾向,介于“文之枢纽”和“论文叙笔”之间。

的确,楚辞照理说是一种体裁,为什么不放到文体论中去讨论,而要放到总论部分来讨论呢?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本篇讨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表面上似乎讲的是楚辞有四点合于经书,有四点不合经书,实际上这一篇是《文心雕龙》真正接触到文学问题的头一篇。它提出了文学的新变的必要性问题。古人早就体会到,“按楚辞者,诗之变也。”^[1]的确,中国的文学发展到楚辞,是一大变化,从《诗经》到“楚辞”,可以说是一种从素朴的诗到感伤的诗的变化。

楚辞泛指楚地的歌辞,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文学作品形态的差异,总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时代,一个是地域。先说地域。从春秋到战国,在现今中国这块土地上,如果按文化形态来划分,主要有两种文化形态,即中原文化形态和楚文化形态。中原文化形态发生比较早,像“六经”都是中原文化的典籍。在中原文化中,艺术的实用性高于一切。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为“礼”的组成部分,中庸平和被看成是艺术的极致,所以质朴是《诗经》的特色。以荆楚地区为中心的长江流域中游,是楚文化成长的土壤。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要晚一些。所以在屈原生活的战国时期,尽管“六经”典籍早已在楚文化圈内流行,早就是楚国贵族诵读的对象,但楚地巫教仍然盛行。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直至战国,楚国军臣上下仍然“信巫鬼,重淫祀”。据《汉书·郊祀志》记载:楚怀王曾“隆祭祀,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来退秦师。民间的巫风就更为盛行。王逸的《楚辞章句》就讲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这就是说,当屈原创作楚辞的时候,楚人还沉浸在一种充满鬼神的、奇诡神秘的世界中。所以屈原的诗歌创作充满幻想和神话的夸张奇诡,这正是神秘的楚文化渗透的结果,或者说楚文化是屈原诗歌的文化根据。再说时代,楚辞又是时代的产物。战国时期,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用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话说,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质朴之体式所能载矣”。这就有了楚辞。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在《诗经》之后第一次出现的、具有新质的事物。它是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开创了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新局面,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绝对是一件大事。

那么,在整个汉代人们是怎样来评价楚辞的呢?刘勰在《辨骚》篇举出了五家对楚辞的评价。这就是刘安、班固、王逸、汉宣帝和扬雄五人的评价。淮南王刘安的评价极高,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离骚》可“与日月争光”。班固虽然认为《离骚》“文辞雅丽,为词赋之宗”,但对屈原和他的作品有许多批评,认为他“露才扬己,忿怼沉江”,作品中有不少非“经义所载”。王逸则认为屈原的作品完全“依经立义”,可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汉宣帝也认为《离骚》“皆合经术”。扬雄也认为“体同诗雅”。这样就出现了四比一的局面:四家糊里糊涂把《离骚》与经义相提并论,捧到“与日月争光”的地步;一家认为与经义无涉,莫名其妙地骂其作者“扬才露己”。刘勰认为这五家的评论随意性太大,即所谓“褒贬任声,抑扬过实”,“鉴而未精,玩而未核”。用今天的话来说,捧得过头,骂得过分,无论是毁是誉,都不够实事求是,都没有讲出道理,这就激起了刘勰重新评价《离骚》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