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自序

当我1991年在美国开始研究煤烟时，环境史还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领域。大多数这一领域的学者研究人类与自然或更狭义的荒野关系的某些方面，将研究地点选在美国西部或美国边境。一年后，当我决定写一篇关于进步主义时代美国反烟运动的论文时，环境史上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刚刚出版了他的著作《自然的大都会：芝加哥与西部大开发》（Nature’s Metropolis：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克罗农致力于将城市和乡村的历史结合起来，详细描述了这个商业城市分化为繁华的市中心和工业区的过程。该书对芝加哥这座城市进行了丰富的描述，其中最具煽动性（provocatively）的是笼罩在这座大城市上空的烟雾。尽管如此，克罗农最感兴趣的却是在密歇根州北部的森林和伊利诺伊州南部及更遥远大草原上发生的环境变化。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变革的引擎，在环境史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它并不是克罗农镜头聚焦的地方。换句话说，他不是建立城市环境史的一个新领域。不过，克罗农的工作表明城市学者需要围绕一组新的问题来发展这个领域，少关注自然，多关注建筑环境。让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克罗农同意担任我的博士导师，他在帮助我从事这项研究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自然的大都会》讲述了商品进出城镇的过程，详细描述了商业和债务是如何将城市和乡村联系在一起的。有趣的是，克罗农并没有跟随煤炭进入城市，尽管煤烟营造了这本书的大部分氛围。铁路在芝加哥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煤炭推动了铁路的发展，且煤炭是一些铁路运输的主要商品。煤炭为工厂、钢铁厂，甚至是芝加哥发明的摩天大楼电梯和炉子提供燃料。与木材、生猪和谷物这三种引起了克罗农注意的商品一样，煤炭也使芝加哥成为自然的大都会。当然，煤炭是我1996年完成的《文明的空气：1880～1920年美国的煤炭、烟雾和环境保护》（Civilized Air：Coal，Smoke，and Environmentalism in America，1880-1920）论文的主题。

1999年，当我修改后的论文以《烟囱与进步人士》为题出版时，更多的学者已经呼吁将城市更全面地纳入环境史的研究中，不仅将其作为变革的引擎，而且将其作为变革的轨迹看待。对公共卫生、工业卫生和城市绿地的研究，以及越来越多试图描述现代环境主义发展的作品，帮助环境史学者进入城市。^[1]在这方面，本书所处的时代，正是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接受城市研究作为“合法”的环境史研究的时代，而本书在此过程中也吸引了读者的注意。

我之所以关注煤烟这一话题，不仅是因为它在美国工业界普遍存在，而且在我看来，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以有点误导性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标题所包含的全方位环境活动，其本身应是更大的进步主义时代改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本书主要是关于政治的历史，聚焦于政策形成的影响因素、法律和宪法对监管的限制，以及政策如何推动技术利用和燃料从煤炭向清洁能源（如天然气）的转型。虽然这本书必然涉及燃料消耗技术和烟雾产生的化学过程等知识，但我最关心的是这些细节是如何进入公众话语的。

本书认为，几十年来的反烟行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中产阶级女性推动的——对于美国各地制定法规以及各个负责执行新法律的部门至关重要。行动主义还迫使企业，尤其是铁路公司对新的烟雾减排技术进行大量研究。医生们主要通过广泛的流行病学研究调查了煤烟对健康的影响。虽然反烟运动的结果是进步的，但在最初的30年里，该运动对美国城市的实际空气质量只产生了有限的影响。即使是那些拥有最完善的污染控制条例的城市，也只是部分地定期执行。在20世纪初，煤炭消费对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几乎没有美国人会接受净化空气所必需的严格的规章制度。

换句话说，只要煤炭为经济提供动力，烟雾就会一直存在。真正的救济等待着开发更清洁、更有效的技术——铁路使用柴油机车，家庭使用天然气加热炉，还有电力（通常是在离城市很远的地方用煤发电），以满足各种各样的能源需求。于是，本书描述了活动人士，甚至是富有的活动人士在迫使资本主义经济考虑烟雾环境负外部性方面的相对无力。

今天重读本书，我一定会问自己：如果我今天开始这项研究，这本书会有什么不同？20年前，我很少关注煤炭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当然，在进步主义时代，全球变暖不是一个问题，尽管在书中客串出场的斯万特·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已经假设燃烧这么多煤炭可能会让地球变暖。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气候变化的速度如此之快——很大程度上是由世界各地对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的消费驱动的——将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这一主题，更加强调能源转型，不再使用污染严重的燃料。如果重新开始研究此一主题，我会更加关注政策和行动主义如何迫使能源转型。在过去的20年里，人们一直生活在气候变化的环境中，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认识，即煤炭是一种完全有问题的燃料，不仅是在局部范围内，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如此。^[2]总之，气候变化表明，这个故事不可能像本书那样在1950年代戛然而止。从那以后，又翻开了很多重要的篇章。

较之此前，我今天讨论这个主题的第二个重要区别是范围问题。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历史学者时，我认为一项全国性的烟雾研究计划是足够野心勃勃的。也许我曾经是对的。然而今天，随着历史学领域越来越允许研究主题超越国界，特别是当这些主题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我想我应该把煤烟作为现代城市的一个共性问题来研究。事实上，当我完成关于美国反烟运动的研究时，其他学者正在英国和德国讨论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今天其他煤炭消费国也值得进一步关注。^[3]换言之，煤炭作为一种跨国商品，是20世纪早期工业发展的驱动力，它要求跨国研究城市居民如何适应烟雾或努力减少烟雾。

当然，在我今天讨论这个主题的方式上，这两个显著的差异——关注气候变化和全球范围的使用是密切相关的。在整个20世纪，西欧和北美消耗了大量煤炭，而中国和印度在最近几十年加入了全球煤炭消费大国的行列。就在老牌工业经济体通过能源转型逐步解决煤烟问题之时，亚洲各地蓬勃发展的城市却遭遇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汽车使用量同时增长，进而产生汽车尾气，这使空气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尽管今天任何一位研究这一问题的历史学者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我相信这项研究——聚焦于20世纪初改善美国城市大气质量的斗争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接下来的正文部分明确了公众需求在推动技术变革方面的重要作用，既直接通过影响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资，也间接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政策的形成。事实上，也许从本书得到的最相关的经验是：政策可以加速能源转型，造福整个社会。

[1] 早期有影响的城市环境史著作有，Martin Melosi，Garbage in the Cities：Refuse Reform and the Environment（College Station，TX：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1981）；Martin Melosi，The Sanitary City：Urban Infrastructure in America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Joel Tarr，Search for the Ultimate Sink：Urban Pol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Akron：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1996）；Andrew Hurley，Environmental Inequalities：Class，Race，and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Gary，Indiana，1945-1980（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5）；Christopher Sellers，Hazards of the Job：From Industrial Disease to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9）。

[2] 有关煤炭的有用历史，参见Barbara Freese，Coal：A Human History（Cambridge，MA：Perseus Pub.，2003）。

[3] 尤其参见Peter Thorsheim，Inventing Pollution：Coal，Smoke，and Culture in Britain since 1800（Athens，OH：Ohio University Press，2006）；Frank Uekoetter，The Age of Smoke：Environmental Policy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1880-1970（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