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周边外交实践中的传统文化意涵

（一）“一带一路”倡议

两千多年前始于中国长安的丝绸之路，将中国同亚洲、欧洲及非洲等地区的国家联系起来，从诞生起便被视为和平友好的桥梁。2013年，习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分别提出构建“陆上丝绸之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5年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坚持和谐包容，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18]

“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不同，“马歇尔计划”是冷战时期的特殊产物，是美国为了遏制苏联、追求世界霸权的手段，带有明显的霸权主义性质。而“一带一路”诞生于全球化时代，是对古丝绸之路精神的传承，是开放合作的产物，不是地缘政治的工具。“一带一路”不仅是发展贸易的路线，更是文化交流与传承的路线。“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既顺应周边各国共同发展的现实需要，又符合周边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为周边国家进一步深化合作、加强联系、扩大发展开辟了新的合作模式。“一带一路”尊重各国的道路选择，主张平等交流、文明互鉴，映射出了传统文化中“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的“丝绸之路精神”。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丝绸之路精神”表明了中国在推进周边外交的过程中，面对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不同文明时，倡导文明宽容，主张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可以共享和平、共谋发展，让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指出，“‘一带一路’的理念是共同发展，目标是合作共赢。它不是中方一家的‘独奏曲’，而是各国共同参与的‘交响乐’”。^[19]

（二）“命运共同体”建设

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应“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20]2016年，习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1]习主席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世界好，亚洲才能好；亚洲好，世界才能好。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我们要把握世界大势，跟上时代潮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22]

“命运共同体”建设蕴含着传统文化中“大同社会”的精神。儒家提出了经久不衰的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23]。而道家追求的则是一种小国寡民的大同状态：“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君，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24]虽然侧重点不同，但两种“大同社会”追求的都是人民安居乐业，物尽其用，人尽其力。中国传统文化中饱含着建设“大同社会”的理想主义精神，认为若能将自身文明、文化推广出去，最终便可达到“天下大同”。孟子主张：“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25]庄子申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6]当今世界，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命运休戚相关，“大同社会”不仅是指一个国家的“大同”，更是指国际社会的“大同”。“大同社会”是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都一直在寻找最终的生存模式——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国内欣欣向荣，国外友好和平，“命运共同体”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生存模式应运而生。

（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2013年3月，习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27]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指出，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中国率先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厚积薄发。”^[28]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现了传统文化“合则强，孤则弱”的深厚意涵。先秦诸子中的法家学派曾提出：“夫轻重强弱之形，诸侯合则强，孤则弱。”^[29]在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空前紧密，利益共生不断深化，各国处于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相互联系当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各方都会受到影响。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和长远性，没有哪一国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国可以包打天下。各国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共进。因此，在推行周边外交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周边国家同心协力、团结互助、权责共担，携手应对各种周边问题，共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四）“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2013年10月，习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亲是指要巩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友好情谊；诚是指坚持以诚待人、以信取人的相处之道；惠是指履行惠及周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容是指展示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大国胸怀。”^[30]换言之，“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包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意涵，是传统文化在周边外交中的传承和运用。

“亲”体现了“里仁为美”的意涵。“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31]纵观历史，中国一直强调只有“以德行仁者”才能为王，才能获得拥护，统治才能长久。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古代中国对待周边国家的政策以安抚为主，赏赐、和亲、封爵等都是古代中国安抚周边国家的一贯做法。虽然周边国家曾存在于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之下，但是中国鲜少干预周边国家的内政，也不曾发动侵略战争，反而一直秉持“里仁为美”的理念与周边国家交好，维持和平稳定。中国与周边国家一衣带水，世代相依，血脉相连，不仅是简单的亲近，更是一种亲缘纽带。“仁者爱人”，“知者利仁”，中国秉持“亲”的理念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仁爱人，追求达到人人都相互关爱，则人人都处在仁爱中的状态，从而营造一个充满仁爱的周边环境。

“诚”体现了“讲信修睦”的意涵。“诚”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的待人之道，是安身立命之所，更是治国兴邦之道。春秋时期管仲首次将诚与信连用，指出：“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32]西汉儒家又提出：“选贤与能，讲信修睦。”^[33]古往今来，诚信一直是中国强调并传承的传统美德。“人无信而不立”，爱人就要对其诚，对其信，要做到以诚待人、以信取人。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要讲究信用，谋求和睦。新中国成立后，对待南海争端等问题，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用自己的诚心换取周边国家的信任。在外交关系中，中国诚心诚意地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他国领土主权。同时，中国遵守与周边国家签订的各项合约，在出现争端时，积极推动国家间友好协商谈判，努力促成相互理解从而和平解决争端，努力消除因中国快速发展而引起的“安全困境”，减少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信任赤字。此外，中国真诚地同周边国家进行协商、对话与合作，“一带一路”、亚投行、“澜湄机制”以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倡议和机制的提出，都是中国本着诚心与周边国家进行合作、推动更深层次发展的体现。

“惠”体现了“乐善好施”的意涵。“惠”与“利”相关，儒家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墨家提出“兼爱”“互利”，都肯定了“利”在人际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个人存在于社会上，必然要与他人相处，在相处的过程中，如果一味追求自身利益，那么所得只是眼前利益，不能长久。一个国家处于世界之中，如果仅仅追求零和利益，那收益将会受到限制，最终制约国家发展。各国由于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程度不均，导致发展水平不相称，对此习近平强调：“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34]在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时，中国乐于行善，积极参与减贫合作，向周边欠发达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快速发展的便车，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容”体现了“海纳百川”的意涵。“容”就是指宽广包容，中国传统文化崇尚“海纳百川”，主张人要胸怀宽阔，尊重差异，不排斥、不贬低、不抵制，在求同存异中实现和谐共存。在国际关系中，各国因为历史、环境等因素不同，导致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中国作为东亚大国，对本地区国家间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基于此，中国更应有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大国情怀。在开展周边外交的过程中，中国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维护地区多样性，主张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同时，中国承认文化存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主张多元文化共同发展，鼓励不同国家文化的交流互鉴，做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积极承当地区大国的责任，维护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充分体现了“容人之气度，存异之雅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