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传统音乐当代价值的思考

杨久盛^[1]

19世纪在欧洲兴起一门新学科，叫“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比较音乐学家在“欧洲音乐中心论”和古典进化论的影响下，认为人类的本质是一致的，因此，人类的文化发展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其发展轨迹是单一的、直线的。为验证这种理论，他们开始对非欧洲各民族，特别是对无文字的原始部族的音乐进行研究，他们要找出世界音乐是怎样由原始部族那样的“低级音乐”，一步一步发展到欧洲这样的“高级音乐”的。然而，在实地调查中他们发现，实际情况与他们的预想根本不是一回事。英国比较音乐学家埃利斯（A.J.Ellis）醒悟地写道：

（这些非欧洲的民族音乐）赖以出效果的不是和声，而是同音或八度上各乐器的不同音色，或从主旋律蔓生出来的万千气象、多端变化，但它最终又回到原来的曲调上，而这些丰富多彩的变化只不过是后者的装饰。这样，我们懂得了，大量音乐作品可以放在一起，只凭没有和声的旋律，就能充分欣赏局部与整体的关系。^[2]

为此，20世纪50年代，“比较音乐学”改称为“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

前人的经验说明，不同民族的音乐是可以放在一起比较的。通过比较，能够加深对各地区、各民族、各时代音乐的认识。这对于音乐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有着重要价值。然而，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音乐（包括其他艺术）放在一起比较，找出谁个先进，谁个落后，甚至还要列出个名次来，既毫无意义，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请你用朝鲜音乐和印度音乐作比较，如果你内心没有任何偏见，只会发现它们各具特色，很难说出谁比谁高，谁比谁低。只有你头脑里带了偏见，想用这一民族音乐取代那一民族音乐时，你才能从其中胡乱地抽出一些例证，说明哪个先进，哪个落后。问题很明显，如果世界各民族的音乐可以分出先进和落后，那么，各民族之间的音乐就不存在相互借鉴的问题，而只能是用先进民族的音乐替代落后民族的音乐。落后民族就应把先进民族的音乐照搬过来，照搬得不全，或照搬时走了样，那还是落后。这样一看就清楚了，把本民族的音乐同外民族的音乐相比较，最后得出本民族音乐落后的结论，并用这种认识去“提高”本民族音乐，那无疑是要把它消灭，使其变成与外国音乐毫无二致的音乐。按照这种比较的理论，最终，世界上绚丽多姿的各个民族、地区的音乐都将被消灭，到头来，世界上只剩下一种所谓“最先进”的音乐。这就是这种“比较理论”导出的终极结果。我们知道，音乐同其他艺术一样，百花齐放是它的普遍规律，一花独放往往是强权政治造成的一种变态，维持不了许多时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音乐大量涌入，中国音乐界的“土洋之争”便开始了，虽然争论时起时伏，但却一直没有停止，直至今日。争论的双方在总体目标上是一致的，即建设一种适合中国人民需要的音乐。问题的焦点落在了对中国民族音乐的态度上。在音乐界接受过西方音乐教育的人普遍认为，中国的民族音乐与欧洲音乐相比是落后的。因此，中国音乐建设必须向西方“乞灵”，即像求拜神佛一样向西方求助。

说中国音乐落后，大概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与欧洲音乐相比较，中国音乐不科学，不科学的音乐就是落后的音乐。

二是中国民族音乐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欧洲音乐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因此，中国音乐是落后的，欧洲音乐是先进的。

三是中国音乐缺少阳刚之气，表现力远不如欧洲音乐。

下面我们结合六个具体方面讨论这种“中国民族音乐落后论”能否成立，是否真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