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兼护厦门”想法落空

如前所述，不论是巴詹声的“出谋划策”，还是许应骙的“主动开放”，鼓浪屿公共租界的出笼，以西方列强势力来应对日本图谋、“兼护厦门”是最主要的理由。但在协商具体章程时，巴詹声已退职回国，各国领事便不再承认这一条款。

1902年1月10日，福建地方相关官员与各国驻厦领事签署了鼓浪屿设为公共租界的“土地章程草案”。在中英文两个版本中，存在多处有明显差异之处。除前述中文“地界”、英文“租界”的不同外，最大的区别是，在此一草案中，中文版中第15款为：“鼓浪屿改作公地，各国官商均在界内居住，厦门为华洋行栈所在，商务尤重，应由中外各国一体互相保护。”在英文版中，并未写上这第15款，而是在空白处注上这么一段文字：“第十五款各国会同保护，此款暂留空白，俟到京后再行照誊。”^[36]但核对中英文版本的福建地方官员、洋务委员杨荣忠颟顸无知，竟认为两本无讹，双方竟草签通过。

闽浙总督许应骙接到草签章程后，即上奏认为：“所议各款，虽领事办事之议无偏重，唯局董既可酌派华人，定章仍须彼此批准，揆以公地之议，大致尚属相符，且厦门均归一体保护，实于地方有裨益，亦不致失自主之权。”^[37]总督大人竟自欺欺人到如此地步，既已将地许人，还梦想“不失自主之权”，揆之以当时现实，无异于痴人说梦。清廷外务部还是有几个熟识外部事务之人的，在审议此一草案时即认为，“厦门系中国地方，本非外人所能干预。若明定约章，强令各国互相保护，转失自主之权，于义无取。”^[38]外务部人员一眼就看出，一厢情愿的“各国互保”，结果只能是“转失自主之权”，这就明显是打了许应骙的脸。

果然，奏章上报后，外务部与驻京使团交涉，各国公使认为，鼓浪屿公地章程“不能言及兼护中国地土。各国领事实无此权。即各使臣非奉本国之嘱，亦复无此权力”。事已至此，外国人不认账，“兼护厦门”的梦想落空，许应骙以“倘各国公使不允，尽可将前约作废”^[39]推卸责任，外务部却认为如此“亦将重贻列邦讪笑”，还是面子问题作祟，因此，他们主张直接删除有关“保护厦门”的第15款，此约后来竟得通过。^[40]

鼓浪屿公共租界的设立过程说明，清朝后期不但国力下降任人宰割，就是一般政府官员也大多不知大势，昏聩无能，让奸诈的对手尽窥虚实占尽便宜。中国近代以来中外谈判的过程说明，如果地方官明了国际大势而又熟知有关国际法，哪怕国力衰弱无助，在具体的谈判过程中还是可以为国家争得一些实质利益的。尽管鼓浪屿公共租界的开设比上海公共租界整整晚了40年，应该说有前车之鉴，但福建地方官员没有吸取任何经验，在谈判桌上一再退让，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中国政府在鼓浪屿公共租界上只得到了极其有限的、表面的行政权，而名之为公共地界，实则是完全的租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