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古典复兴建筑在鼓浪屿的影响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殖民及中国近代化的深入，城镇近代建筑建设在建设资金、材料、技术等方面拥有了越来越好的条件。19世纪下半叶那些简朴的外廊式建筑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更能够彰显西方资本，以及可以代表近代化文化的西方“正统”建筑被引入中国，以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上半叶在西方流行的古典复兴建筑为代表。
1.业余建筑师美国医生郁约翰的设计
20世纪初，当时在中国开埠地逐渐推广的西方古典复兴建筑的潮流也影响到鼓浪屿。由于鼓浪屿独特的地理条件以及社会发展的状况，这里很少有大体量的公共建筑，中等规模的公共建筑数量也并不多。因此，具有强烈纪念性的古典复兴建筑在鼓浪屿少有用武之地，但各种文化背景的业主、建筑师将源自各自母国的历史主义建筑样式带入鼓浪屿，并深刻地影响了鼓浪屿的近代建筑。
在鼓浪屿，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有建筑设计才华的归正教会郁约翰医生（Dr.John Abraham Otte）[7]推动了美国流行的古典复兴建筑在鼓浪屿的传播。1898年，郁约翰将其在平和小溪开办的救世医院总院迁到鼓浪屿燕尾山河仔下新址。郁约翰本人募集资金，亲自设计，并参与医院的建设。
初建时该医院有两座楼房，呈“L”形，为北翼和东翼，分别为男、女患者医院。后来，在建筑群的西侧进一步扩建了西翼建筑，与原有的东翼相对称。在东西两翼之间建设了小礼拜堂。
建筑整体仍然延续了19世纪鼓浪屿殖民地外廊建筑的传统。主体为两层，局部三层，中轴对称受到当时英、美古典复兴建筑潮流的影响，正中三层部分的顶部及两翼都设有三角形的山墙，增强了建筑的纪念性（见图12）。
图12 20世纪的鼓浪屿救世医院（左为救世男医院，右为救世女医院）
资料来源：紫日收藏。
除了救世医院，郁约翰医生在厦门岛、漳州、泉州等地，都留有建筑设计作品。1898年，他设计的具有强烈古典主义特征的厦门同文书院使他作为建筑设计师声名远扬。[8]
有说法称始建于1907年的大型建筑——鼓浪屿林鹤寿别墅（俗称“八卦楼”）也是按照郁约翰的设计图纸建造的。
这座建筑虽然是私人别墅，但是其体量是当时鼓浪屿建筑中体量与高度最大的一座。建筑采用古典复兴式的设计方案（见图13）。
建筑主体高两层，平面呈矩形，以中部的八角形大厅为核心，有十字相交的走廊。东、西两侧呈弧形突出，呈现帕拉迪奥样式的特征。
四个立面都严格对称，正中都设有塔司干柱式（Tuscan Order）巨石柱支撑的柱廊，两侧是稍细的联立双柱柱列形成的柱廊，而四角部分为清水红砖砌筑实墙体，砖墙为佛兰德斯砌法，角部设壁柱（见图14）。建筑屋顶中间加一层八角形基座，其上是八边形鼓座及其上部的红色大穹顶。建筑整体表现出强烈的西方古典建筑特征。1913年，该建筑主体竣工时未能完成穹顶的建设。1924年厦门日本领事馆接收此楼，出资续建了穹顶等工程。
图13 林鹤寿别墅旧址（“八卦楼”）（骆凯、钱毅摄）
图14 林鹤寿别墅旧址北侧立面测绘图
资料来源：鼓浪屿管委会提供。
2.哥特风格的鼓浪屿天主堂
1912年，西班牙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神父马守仁（Manuel Prat）任厦门天主教主教后，将教堂搬至鹿礁路西班牙领事馆内，1917年于领事馆西侧新建哥特风格的主教座堂（Ecclesia Catholica）（见图15、图16）。
该建筑据说由西班牙建筑师设计，由来自漳州的工匠负责施工。在20世纪末该建筑的屋面与二层的唱诗平台翻修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之前，该建筑为砖墙、木结构屋顶的砖石木混合结构建筑。[9]
由于所处地段的限制，教堂呈南北向布置，圣坛没能设置在符合惯例的东侧，而是位于北侧，相应的在南侧入口处建起一座哥特式的高钟塔。建筑平面没有更多的空间形成哥特式教堂常见的拉丁十字的平面形式，于是就采用历史传承非常悠久的简洁的巴西利卡（Basilica）[10]形式。入口内，四排柱形成通向圣坛的柱列空间，中间是较高的空间，两侧是较矮的侧廊。砖砌立柱截面略呈花瓣形，与哥特式教堂石砌的束柱（Clustered）相似，柱上端承托木肋，木肋间都由窄条的木板封住，做出一组组尖拱形式的吊顶（见图17）。建筑的外立面全部涂刷白色抹灰，符合西班牙建筑的做法。南侧的立面纵向、横向分别形成三段划分，纵向上，首层是中间大、两边小的尖券拱门，第二层装饰着华丽的玫瑰窗（Rose Window），第三层是饰有花格窗（Tracery）的基座及其上部高耸的钟塔，钟塔的尖顶上端立着十字架（见图18）。
图15 天主教堂南立面（钱毅摄）
图16 鼓浪屿天主堂旧影
资料来源：前法国领事摄，鼓浪屿管委会提供。
图17 鼓浪屿天主教堂室内旧影
资料来源：鼓浪屿管委会提供。
图18 鼓浪屿天主教堂西立面测绘图
资料来源：鼓浪屿管委会提供。
3.乔治亚风格的美国领事馆
现存的美国驻厦门领事馆旧址为1930年建，建筑位置从1893年在鼓浪屿三丘田临海建设的老馆馆舍位置向后退至其背后的台地上，通过大台阶与其前面海边空地相联系，并在靠海一侧形成大花园。
新馆聘请美国建筑师埃利奥特·哈沙德（Elliot Hazzard）[11]设计，采用了美国19世纪末流行的乔治亚风格（Georgia Style）（见图19、图20）。
乔治亚风格是18世纪到19世纪初，在以英国为中心的英语国家流行的一种带有古典主义特征的建筑风格。当时英国正值汉诺威王朝（House of Hanover）时期，大约是乔治一世至乔治四世统治时期，乔治亚风格由此得名。19世纪末，乔治亚风格作为一种殖民式风格在美国复兴，随后，20世纪初在英国又以新乔治亚风格卷土重来。乔治亚风格如文艺复兴风格一样，遵循古希腊、罗马以来古典建筑的对称与比例，也采用古典的装饰，但相对克制。乔治亚风格将古典风格带入更小规模、更简朴的建筑中，它在英国取代了英国乡村风格，在中产阶级及一般公共建筑中流行。
美国领事馆建筑平面呈对称的扁“H”形，朝海的东侧中间凹入处设置前廊，采用六根古典的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 Order）的巨柱，两翼朝东突出部分的立面上部设相互对称的三角山墙。南翼朝南另设入口，设有四根科林斯巨柱支撑三角山墙的突出门廊，并以此为中心严格左右对称。立面恪守了墙基、墙面与檐口三段式的古典风格（见图21）。两层的建筑装饰着严谨的仿荷兰式砌法（Flemish Bond）具有纹理的装饰面砖，转角处做仿齿状转角石（Quoin）的面砖处理（见图22）。其上是白色抹灰的檐口，装饰有浅浅的回纹装饰。在“H”形平面斜坡屋顶的中部形成屋顶平台，平台环绕着铸铁栏杆（Balustrade on Upper Slope）。门窗刷白色油漆，与白色檐口、柱廊同色，形成与红色面砖墙面的对比。局部的窗采用乔治亚风格常用的威尼斯窗（Venetian Window），窗扇由白色的窗棂分割成许多小方格。
图19 1938年拍摄的美国领事馆旧址
资料来源：紫日收藏。
图20 美国领事馆旧址（骆凯、钱毅摄）
图21 美国领事馆旧址东立面测绘图
资料来源：鼓浪屿管委会。
图22 仿荷兰式砌法具有纹理的装饰面砖（钱毅摄）
4.对西方人外廊式建筑发展的影响
20世纪初的中国开埠城市，简朴的外廊式建筑逐渐被来自西方人母国更加正统与高质量的古典复兴式建筑替代。但是在鼓浪屿，外廊式建筑的发展远没有结束。这种被实践证明适应鼓浪屿湿热环境的建筑类型，由于更多的职业建筑设计师的参与，以及建筑技术、建筑材料的升级，依然为驻鼓浪屿的西方人业主所青睐，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建筑风格上也受到古典复兴建筑的显著影响。
今天位于鼓浪屿中华路的亚细亚火油公司（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旧址[12]（见图23），是一座附有基座层（防潮层）的两层外廊式建筑，具有花岗岩琢石砌的基座层、高台阶。本地特色的胭炙砖[13]砌立面，全顺砌法，每隔四皮砖凹入砌一皮，在建筑腰线、拱券外圈、拱脚、廊窗、拱心嵌入花岗岩石块、石条，形成维多利时代建筑注重装饰性的效果。建筑最显著的特征是其立面的拱廊，尤其是其朝东的正立面。其东立面共分五个开间，靠南第二开间设入口，入口出三面半圆拱的门廊。南面三开间两层皆为中间大、两侧小的帕拉迪奥风格三联拱窗。北侧三开间上下层皆为内廊，上层是扁圆砖拱券，花岗岩勾边，内套花岗岩做框的威尼斯式拱窗；下层是哥特风格尖拱砖券，花岗岩勾边，由花岗石部件组砌形成交叉分割的复杂图案窗花格，鼓浪屿人觉得其图案形似猫头鹰，遂将这座建筑戏称为“猫头鹰楼”（见图24）。
图23 亚细亚火油公司旧址东立面（钱毅摄）
图24 亚细亚火油公司旧址东立面测绘图
资料来源：鼓浪屿管委会提供。
厦门海关理船厅公署（又称港务长公寓，也被当时鼓浪屿的西方人称为圣伊丽莎白，Sunta Elisabeth）[14]旧址，这处地产是厦门海关 1883年购入的，1914年翻建，形成现在的建筑格局，厦门海关理船厅公署搬来鼓浪屿入驻此地，作为公馆与办公建筑（见图25、图26）。
图25 厦门海关理船厅公署旧址（一）
资料来源：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鼓浪屿管委会提供。
图26 厦门海关理船厅公署旧址（二）
资料来源：鼓浪屿管委会提供。
这座建筑是略有古典建筑特色并加入创新的外廊式建筑。建筑下部为石基座、连续砖拱券的防潮层（地面层，Ground Floor）；一、二层为外廊，构图上两层贯通，二层形成连续的半圆拱券。由于使用了钢筋混凝土梁及楼板，一、二层之间形成宽阔的横线条过梁，顶部形成出檐深远的檐口。
建筑四角是粗大的纪念性的角柱，多层叠涩并装饰齿饰（Modillioned Cornice）的檐口，以及由过梁形成的装饰性腰线呈现古典建筑特征（见图27、图28）。
图27 厦门海关理船厅公署旧址的转角柱及檐口（钱毅摄）
图28 厦门海关理船厅公署旧址北侧立面测绘图
资料来源：鼓浪屿管委会提供。
5.对鼓浪屿华人主导的建筑的影响
20世纪初，进入工部局管理时期的鼓浪屿，由19世纪下半叶外国人近代居留地与本土原生村落并置的状态逐步发展为驻岛外侨与原住民、海外归侨共同建设、居住生活的近代国际社区。在鼓浪屿近代化建设中，华人、华侨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他们主导的近代建设，呈现近代化与本土化共同发展的状态。其近代化在建筑风格上的显现，主要是来自西方近现代建筑的古典复兴及现代建筑的影响。
鼓浪屿华人参与近代建筑建设的初期阶段，华人洋楼在19世纪西方人在鼓浪屿的外廊式建筑基础上，吸收了来自东南亚华侨建筑常用的殖民地建筑风格，形成了“五脚基”“出龟”“塌岫”等常见的空间形式，构成了鼓浪屿华人洋楼本土化的特征。鼓浪屿华人洋楼建筑正立面中部外廊向前突出的“出龟”形式（见图29），显然受到此前东南亚类似格局的华侨洋楼影响，其平面格局来自英国乔治亚风格小住宅，源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帕拉迪奥样式（见图30）。鼓浪屿华人洋楼中间凹进的“塌岫”式外廊（见图31），类似闽南传统红砖厝建筑的“塌岫”处理，也有早期在海峡殖民地流行的华侨住宅的先例。“塌岫”式样的洋楼正面两角（或一角）设置八角形（矩形）平面突出角楼的模式，也多少有英国安妮女王风格建筑常见的圆形或八角形角楼的影响（见图32）。[15]
图29 鼓浪屿瞰青别墅（1917年），可见其正面“出龟”式的外廊（钱毅摄）
图30 位于意大利维琴察郊区帕拉迪奥设计的圆厅别墅，可见其建筑 立面正中经典的突出柱廊空间
资料来源：引自维基百科。
图31 鼓浪屿怡园别墅三维模型，可见其正面“塌岫”及两角八角形角楼
资料来源：引自鼓浪屿申遗文本。
图32 建于1909年的新加坡金钟（Golden Bell）华侨宅邸测绘图，角部建有塔楼
资料来源：Lee Kip Lin，The Singapore House：1819-1942，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2015。
随着西方古典复兴式建筑取代外廊式建筑，在国内开埠城市大放异彩，鼓浪屿的华人洋楼建筑也出现不再固守基于外廊式的设计，而直接模仿西方古典复兴风格的案例。如1920年印尼华侨黄奕住在鼓浪屿购入原“中德记”地产兴建黄家花园（见图33），先期建成的南、北两座别墅。这两座洋楼，整体采用西方复古主义样式，带有西方古典及巴洛克风格的装饰（见图34）。实际上，黄奕住其后在1921年委托上海裕泰公司建造的黄家花园中楼，其整体虽然呈现当时更具现代性的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但是其立面构图特别是朝东的荷兰式山墙（Dutch Gable，曲线山墙）也带有复古主义的特征。
图33 黄家花园的别墅及园林
资料来源：鼓浪屿管委会提供。
图34 黄家花园北楼南立面测绘图
资料来源：鼓浪屿管委会提供。
20世纪30年代，更多的外来建筑风格传播到鼓浪屿。特别是当时席卷欧美的现代建筑浪潮，以比较具有商业性和装饰性的装饰艺术风格为代表，在厦门和鼓浪屿流行开来。受其影响，以此前经本土化的外廊式华人洋楼为基础，演变出更加华丽、更具有近代性特征的本土化近代建筑——厦门装饰风格建筑。[16]这些厦门装饰风格的建筑，其构图严整的对称性立面，以及柱式、壁柱、檐口、腰线等装饰性要素，也都体现着西方古典复兴建筑的影响。如杨家园四栋别墅中的杨忠权住宅，古典对称的立面构图、仿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 Order）、帕拉迪奥窗（Palladian Window），都具有明显的西方古典建筑特征（见图35、图36）。今天的福建路28号洋楼，尽管立面装饰具有浓郁的装饰艺术风格，但是其外廊的立柱，还是以古典的爱奥尼柱式（Ionic Order）为基础，结合现代风格的装饰（见图37、图78）。
图35 杨忠权住宅历史照片
资料来源：鼓浪屿管委会提供。
图36 杨忠权住宅的帕拉迪奥窗（钱毅摄）
图37 20世纪30年代鼓浪屿厦门装饰风格的建筑（钱毅摄）
图38 20世纪30年代鼓浪屿厦门装饰风格的建筑体现了西方 古典柱式与现代建筑装饰的融合（钱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