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二

沈原

这本书的基础是吕鹏在清华大学读博期间的博士论文。作为他的老师和答辩委员会委员，我对那本论文的印象是深刻的，本以为此次出版并无太大的变化。今日读来，发现有一个实质性的改进和提高，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同。

首先，这本书在研究的素材上进行了实质性的更新和升级。博士论文主要的素材来自从网络、杂志、报纸等渠道搜集的报道和文件。这对于一项从“历史社会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要想进一步地了解“事件”从一项经济纠纷演变为政治危机的更深层次的机制和逻辑，必须要有一手材料的支撑。在社科基金的支持下，作者得以有较为充足的经费去他的田野调查点，对当年参与“事件”的当事人进行采访，获得了大量的、丰富的一手资料。

其次，这本书的基本问题意识和研究结论也与博士论文有了很大的区别。博士论文主要关注的，大体上可以说是美国学者弗里格斯坦所提出的“市场的变迁”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学问题。主要的核心问题，是要去揭示“事件”在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里，市场格局的变化以及每一次变化当中的赢家和输家，从而为该地区石油市场的变化提出一个解释框架。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一手素材的搜集，这本书的主要关注点，不再是一个经济社会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偏政治社会学的问题，那就是，这一场“回收”运动，原本只是一场经济纠纷，是如何升级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事件并在该省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的。

这本书里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采取了一种结构与行动分析相结合的思路。主要的分析框架落在格局、机制和策略三个层次上。

格局：每一特定时期内，市场的权力结构是什么？以往的研究往往假定，主导者通常就是最大的受益者，而扮演补充角色的厂商则是相对意义上的受损者。在一个稳定的市场中，这种假定大体正确。但是，当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时，主导者不一定会继续成为这场博弈中的受益者，相反可能会成为受损者，甚至在新的市场格局中成为补充性的角色。一旦新的市场格局稳定下来，就会形成新的主导者和补充者，直到下一次的挑战到来。在“G省事件”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发生这样的变动。基于这一思路，在上述三个阶段的稳定期，以及在每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期，作者都分别确认出市场的主导者和补充者，以及受益者和受损者。

机制：每一特定时期内，形成特定市场权力结构的机制是什么？机制常常被操作化为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因而可以转化成对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角色”和“边界”的研究。一旦涉及“机制”，研究就已从描述演变成解释。按照波兰尼的经典分类，经济运行的三种主要机制分别是市场、再分配和互惠。这一分类经过塞勒尼和倪志伟等人的发展，已被广泛应用于市场转型分析。什么样的机制占据支配地位，决定了某一特定的市场结构的性质。比如，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占据支配地位（经济资本占主导），而官僚经济中再分配机制发挥主导作用（政治资本支配）。

策略：每一特定时期内，各个机制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就要带入“行动者的主体性”，去分析行动者使用各种资本类型时的“集体策略”和“个体战术”。大多数历史社会学家和经济社会学家认为，揭示行动者的策略或战术，是一项“相关性研究”升华为真正的“解释性研究”的有效途径。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任何一种类型资本的使用方式，都可以建立一种2×2的“类型学”，也就是说，按照“体制内/体制外×正式/非正式”划分为4种类型；这样，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的使用就对应有12种类型的策略/战术。本研究就是去判断哪一种策略/战术或哪些策略/战术的混合，在促成某种机制发挥主导作用中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在方法上，作者采取经济社会学与历史社会学结合的新研究进路。提出一种“场域-实践”的研究进路，是对蒂利等人发展出的“事件社会学”、布迪厄“场域”理论、弗里格斯坦所提倡的“市场作为一种场域”的一个综合。既能够对结构性的市场权力结构进行描述，又能够从中观的机制和微观的策略层面对这种结构进行解释。

这本书虽然包含了大量的描述性素材，但当然不仅是对“G省事件”这一标志性的事件做一次回顾，更重要的，是回答一个重大的现实关切，那就是如何避免经济纠纷变成政治性的危机，从而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在这方面，李静君和张永宏两位学者曾发表研究文章讨论过“议价的威权主义”（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他们总结出基层政府维稳的三大机制：抗争行为后的讨价还价、制度化程序对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吸纳，以及恩庇侍从主义。他们认为，“抗争行为后的讨价还价”是基层政府维稳的核心机制。用金钱或其他物质好处平息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了基层政府最常见同时也是最有效的维稳行为；这一行为不仅适用于那些以物质性、经济性诉求为直接目的的群体性事件，也被大量用于回应政治诉求、文化诉求或社会公义诉求。换句话说，任何问题到了最后，都被基层政府变成了“钱”的问题。

然而，这本书却认为，议价威权体制虽然存在着有效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不稳定性。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化解经济社会冲突的议价威权体制在下面三种情况时面临危机：可议价的经济总量超过政府的承受能力、不存在议价可计量的基础、道义诉求超过经济诉求。当危机无法克服时，经济纠纷就会转化成政治危机。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假说，而且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实。这项发现给我们的政策启示是，要想避免议价威权体制到专政威权体制的硬着陆，关键不仅需要在经济上准备充足，而且更重要的，是关注维权行动者的联盟结构和非经济性的利益诉求。

之前许多文章关注的是基层的官民冲突，对官商之间冲突的研究很不够。但事实上，政商之间的冲突已经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本书在研究内容上的一个重要创新，就是将政商之间的“冲突”放到了聚光灯下。在过去，相关的政策研究，关注的多是地方政府和企业主之间的所谓“官商勾结”，很少有研究涉及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之间联盟的“破裂”问题。考虑到整个政商环境的变化，这个问题在今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在2013年那场企业家参与的“在商言商”的大讨论当中就可以看出，而反腐败运动的深入开展，也给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提出了新的课题。“G省事件”是一起引起全国性轰动的大案，但其他许多“小冲突”的机理，实际上是相似甚至相同的。从后来的很多围绕矿权的争端来看，一些官员并没有汲取“G省事件”中的教训，在政策制定上仍然存在许多盲点。这与相关的政策研究的缺乏，是直接相关的。据原国土资源部的资料，对各类小矿山、小油井的“治理整顿”依然任重道远。对“旧案”的考察，会给日后的工作提供经验和思路。这也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放到了从经济纠纷到政治危机这个点上的政策意义之所在。作者在这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