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学与政治
如同用常规的思维模式去思考竹内好便不会真正理解竹内好一样，用通行的解读方式去阅读竹内好也会发生很大的阅读障碍。竹内好的鲁迅解读，呈献给读者的是一种方法而不是结论，不是我们通常惯用的逻辑推理或演绎而得出的看似合理的结果，这就是竹内好的方法。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悖论的推理会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乍看近似文字游戏的诡辩里，合理性便蕴蓄其中。这样的特征，在《政治和文学》这一章尤为突出。
一 绝望之绝望
在这一章的三节之中，前两节表面看上去都像是游离于题旨之外，只有第三节才是实谈本题。其实不然。
第一节是铺垫，由引述周作人和郁达夫评价鲁迅文学的特征入手，指出：“鲁迅看到的是黑暗。但他是以满腔的热情看黑暗的。于是就绝望了。对他来说，只有绝望是真实的。可是，不久，绝望也变得不真实了。绝望也是虚妄。”[39]
我们都知道鲁迅在《野草·希望》中引述过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希望》之歌：
希望是甚么？是娼妓：
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
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
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40]
鲁迅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依然有着现实的活力，因为如今的现实是绝望也变得不真实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所谓“虚妄”，是指没有事实依据的，不可信赖的东西。所以竹内好感叹：“绝望也变为虚妄，人还能干什么呢？”
竹内好进一步阐述：“对绝望都绝望了的人只能成为文学家。……于是，文学家鲁迅现在形成了。”接下来，竹内好似乎不经意地描述了文学家鲁迅形成的过程：“在鲁迅绝望的时候，许多人没有绝望。正因为如此，人们成了愚众。愚人的希望理应受到嘲笑，他嘲笑了；嘲笑了同时代的许多人”，也“嘲笑了他自己……他对于绝望也绝望了。如果只是在绝望中摸索，那他大概会停滞在一个虚无的思想家上”。但“鲁迅没有呆在绝望之中。他抛弃了绝望”。而抛弃绝望的途径方式只有一种——论争。竹内好这样描述道：“看上去，他似乎甚至连小说也放弃了。在小说和批评方面不能构成对象世界，他的那种痛苦是很深的。……小说中吐不尽的痛苦，就在论争中寻找发泄它的地方。在论争中，他把所有阶层都作为对手……但是，他所反抗的实际上并不是对手，而是针对他自身中无论如何也解除不了的痛苦。他从自身中取出那种痛苦，放在对手身上。然后，他就打击这种对象化了的痛苦。他的论争就是这样进行的。就是说，他和他自身中产生的‘阿Q’战斗。因此，论争在本质上是文学性的；就是说，不是行为之外的。他把作家在作品中所做的事，放在作品之外来做。就像批评家构筑批评的世界一样，他由于论争，在世界之外构筑了一个世界。”鲁迅就是这样做的，“这比什么都更是根本意义上的文学家的道路”。[41]在论争中“被我称之为政治和文学的对立的东西，那就是奇妙的互相纠缠的核心”。[42]在绝望中，通过论争，经过挣扎、抵抗，真正的文学家鲁迅诞生了。鲁迅的一生，就是在这样的对“绝望之绝望”的挣扎—抵抗中度过的。
二 “永远的革命者”
第二节是从鲁迅与孙中山的角度谈起。竹内好还是先从引文入手。收在《鲁迅全集》第三卷中《华盖集》里1925年3月21日写的《战士与苍蝇》这篇著名杂文对战士的称颂是尽人皆知的：“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稍后不久，在另一篇文章《这是这么一个意思》里，鲁迅解释说：“其实我做那篇短文的本意，并不是说现在的文坛。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至于文坛上，我觉得现在似乎还没有战士，那些批评家虽然其中也难免有有名无实之辈，但还不至于可厌到像苍蝇。”[43]
对此，竹内好解读说：
鲁迅尊敬孙文（以及孙文所象征的东西），对孙文倾倒……他为什么尊敬孙文？对孙文的哪一点倾倒呢？这也可以明确回答。他在孙文身上看到了真正的“革命者”。所谓真正的革命者是什么呢？这就是临死还喊着“革命尚未成功”的人。革命尚未成功。辛亥革命不是革命；第二、第三次革命也不是革命。为什么呢？因为“革命无止境”。真正的革命是“永远革命”。只有自觉到“永远革命”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反之，叫喊“我的革命成功了”的人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是纠缠在战士尸体上的苍蝇之类的人。[44]
竹内好准确地捕捉到鲁迅在精神上倾倒于孙文的精髓，并加以引申阐释：“对于一个永远的革命者来说，所有的革命都是失败。不失败的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成功不叫喊‘革命成功’，而是相信永远的革命，把现在作为‘革命并没成功’来破除。”[45]这正是竹内好从鲁迅那里探寻到的一种人生的活法：只有彻底否定自己才会有新生；人生如此，革命如此，文化的新生也是如此。
竹内好以他自己的方式清醒地指出：“把孙文看作‘永远的革命者’的鲁迅，在‘永远的革命者’身上看到了自己。”“他拼命相争的东西不正是在孙文身上的他那自身的影子吗？”[46]他以孙文式的永远革命的精神进行着他一生摆脱不尽的论争，对于对手，直至死“也一个都不宽恕”，战斗到底，文学家的鲁迅才能得以完成。可见“对于鲁迅来说，只有‘永远革命’才能摆脱历史无穷无尽的重复与循环，而始终保持‘革命’态度的人势必成为自己昔日同伴的批判者，因为当他们满足于‘成功’之时，便陷入了那种历史的循环——这种循环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终极革命对象。……鲁迅倡导的始终是那种不畏失败、不怕孤独、永远进击的永远的革命者。对于这些永远的革命者而言，他们只有通过不懈的，也许是绝望的反抗才能摆脱‘革新——保持——复古’的怪圈。”[47]的确，对于真正的革命者来说，革命绝无成功之定说，革命是永无止境的。
这样，我们在前面看到：竹内好在第一节中谈到鲁迅作品的绝望，文学家鲁迅的形成；第二节又讲到鲁迅与革命家、政治家孙文的关系，指出鲁迅作为孙文永远革命精神的真正承继者而战斗一生。在这里，竹内好想通过引用鲁迅的两篇文章来探讨鲁迅“面对国民革命如何思考政治和文学的关系”，他说：“我把鲁迅先验地规定为一个文学家。这一规定是我这本札记的前提，同时也是结论。”[48]看来，这前两节并没有游离于政治与文学关系之外。
三 “在政治中破除自己的影子”
那么，接下来竹内好是怎样阐释鲁迅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问题呢？
他首先引用鲁迅1927年4月8日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的讲演《革命时代的文学》一文中所说的话：“这几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经验，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议论，都渐渐的怀疑起来。那是开枪打杀学生的时候罢，文禁也严厉了，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49]“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文学不能代替“一炮”，为什么呢？因为文学是“余裕的产物”。文学对政治的无力问题，我们已在前面接触过。竹内好说：
文学无力。鲁迅就是那么看的。所谓无力，就是对政治无力。反过来说的话，也就是说，对于政治有力的东西不是文学。这大概是文化主义吧？的确如此。鲁迅是文化主义者。不过，这种文化主义是与文化主义对立的文化主义。“嚷叫着文学文学”，相信文学“有伟大的力”，鲁迅对此是否定的。这并不是要说文学与政治无关。因为，既然没有关系，当然也就不会产生有力无力的问题了。文学对于政治无力，这是由于文学本身要疏远政治，是通过与政治的对立而形成的。与政治游离的不是文学。由于在政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而去破除那个影子；换句话说，由于自觉无力，文学才成为文学。政治是行动，因而，与其对立的东西也应该是行动。文学是行动，而不是观念。不过，那种行动是由于与行动疏远而形成的行动。……没有行动的话，文学无法产生，但行动本身并不是文学。因为文学是“余裕的产物”。产生文学的是政治，而文学从政治中筛选出自己。因而，革命“可以改换文学的色彩”。政治和文学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相克关系。迎合政治或白眼看待政治，都不是文学。真正的文学，是在政治中破除自己的影子。就是说，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矛盾的自我同一的关系。……真正的文学不反对政治，只是唾弃由政治支配自己的文学……产生文学的基本场所常常为政治所包围，这是使文学之花盛开的酷烈的自然条件。虽然它不能培育出纤弱之花，但秀劲之花却可以得到长久的生命。我在现代中国文学和鲁迅那里看到了这一点。[50]
研究过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竹内好很清楚地看到：鲁迅否定文学有“伟大的力”，并不是说“文学与政治无关”，“与政治游离的不是文学”，“产生文学的基本场所常常为政治所包围”。在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政治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的。所以文学必然带有政治性（或深或浅，或有意识的主观反映或无意识的客观反映）。完全没有政治性的或者说完全脱离政治的文学或许并不存在。
日本学者铃木修次在《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中引用芭蕉的诗“秋风袭芭蕉，夜听漏雨敲盥盆”，意在说明“日本人甚至连想都不想把对政治的梦想加进文学”，“喜欢杜甫的芭蕉，注视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发现了苏东坡的‘床床避漏幽人屋’……杜甫在漏雨之中去想政治的美梦，苏轼则在大雨之中看到居民的困苦，想到了社会，然而芭蕉却丝毫不想国家社会和政治，只一心一意地在落进水盆的雨点上寻求‘风雅’的情趣。”[51]这种“风雅”的“情趣”自然是有闲者的情趣，那么这种情趣便也脱离不开社会政治阶层的烙印。正如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指出的那样：“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绝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52]
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竹内好反对的是文学对于政治的简单的“从属关系、相克关系。迎合政治或白眼看待政治，都不是文学”这样的观点，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界一直未能脱离梁启超有关“小说与群治”关系问题的樊篱来说，不啻是个警醒。“真正的文学不反对政治，只是唾弃由政治支配自己的文学”；“真正的文学，是在政治中破除自己的影子”，是从政治中“筛选”出自己，从接近政治中拉出自己，保持文学家的相对独立性，保持艺术的相对独特性。鲁迅的文学便是这方面的榜样。这是竹内好关于文学与政治的悖论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1]丸山昇：《日本的鲁迅研究》，靳丛林译，载王俊文编译《鲁迅·革命·历史——丸山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339页。
[2]竹内好：《日记（上）》，《竹内好全集》第15卷，筑摩书房，1981。
[3]竹内好：《孙文观的问题点》，《竹内好全集》第5卷，筑摩书房，1981，第25页。
[4]“满铁”全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系据1906年6月7日日本天皇142号敕令设立的，实际是日俄战争后日本夺取中东铁路权而在中国大连设立本部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经济大本营。
[5]战后1946年3月一部分同人虽然复刊了《中国文学》，出到105号，但由于始终得不到竹内好的认可而休刊。
[6]20世纪初，日本一些学者遵循欧洲学术规范研究中国，自称“支那学”以与传统的“汉学”相对，而竹内好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末又创立了“中国学”以与“支那学”相对，因此本书中有些地方为避免造成叙述混乱而使用“支那学”这个历史名词。
[7]竹内好：《〈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孙歌译，载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174页。
[8]《中国文学月报》57号，1939年12月；《竹内好全集》第14卷，筑摩书房，1981，第125～126页。
[9]竹内好：《〈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孙歌译，载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172页。
[10]竹内好：《〈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孙歌译，载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170～171页。
[11]《中国文学月报》终刊号，昭和十八年（1943）三月，生活社发行。
[12]丸山昇：《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343页。
[13]竹内好：《鲁迅入门·致读者》，《竹内好全集》第2卷，筑摩书房，1981，第4页。
[14]竹内好：《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赵京华译，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204页。
[15]钱理群：《与鲁迅相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第5页。
[16]竹内好：《鲁迅》，未来社，1961，第76页。
[17]丸山昇：《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343页。
[18]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第1～2页。
[19]王富仁：《〈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序二》，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第7页。
[20]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第6页。
[21]鲁迅：《死》，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634～635页。
[22]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第28页。
[23]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第46页。
[24]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第46页。
[25]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45页。
[26]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第2版），孙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61页“著者补注·二”。
[27]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212～213页。
[28]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46页。
[29]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110页。
[30]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第61页。
[31]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第66页。
[32]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第69～70页。
[33]竹内好：《鲁迅》，未来社，1961，第82～83页。
[34]竹内好：《鲁迅》，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69页。
[35]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38页。
[36]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37页。
[37]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第152页。
[38]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58～59页。
[39]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第10页。
[40]鲁迅：《希望》，《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82页。
[41]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第110～112页。
[42]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第112～113页。
[43]鲁迅：《这是这么一个意思》，《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75页。
[44]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第117页。
[45]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第118页。
[46]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第130～131页。
[47]汪晖：《〈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序四》，《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上卷，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第17页。
[48]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第134页。
[49]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36页。
[50]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第139～140页。
[51]铃木修次：《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赵乐生等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第35～37页。
[52]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