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鲁迅》的写作

走完了上述历程之后，竹内好终于可以坐下来完成他的夙愿了。

这一年，竹内好写成了他的名著《鲁迅》。《鲁迅》早在两年前的1941年就已计划，并与日本评论社签了合约。1943年11月9日，竹内好交了《鲁迅》的书稿，并预支了200日元。其后不久的12月1日，收到征兵召集令，作为后勤补充兵被派往中国粤汉（广东、汉口）铁路的汉口，属独立步兵混成17团88大队三中队，后来作为一等兵在报道班作勤务。这是后话。

一 《鲁迅》的写作环境

《鲁迅》是在逆境中完成的。所谓“逆境”即是日本战时的文化统制。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1941年12月，日本召开文学者爱国大会，结成全国文学者的统一体来为战争服务，许多文学者被征用为战争报道班成员；第二年5月创立日本文学报国会，11月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3年3月又创立了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一切与战争不和谐的音符都被抹杀，连谷崎润一郎古典唯美的小说《细雪》都遭到查禁。“几乎所有的文学都被作为推进战争的手段，作为统一日本人民思想的手段受到动员”^[12]。思想缺乏抵抗力的大多数日本文学家都随波逐流了。然而竹内好做出了他自己独特的选择：“如果那时我不是在不幸之中，我也许不会与鲁迅相遇，我的不幸让我发现了鲁迅。”^[13]这一发现更加剧了他的痛苦，就像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过的那样：“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竹内好说他“遇见了被叫醒的人，遇见了体验到‘梦醒了无路可以走’之‘人生最痛苦的’事情的人。这就是鲁迅。我一面感到自己有被叫醒了的恐惧，同时已不能够从鲁迅那里离开”。^[14]鲁迅开始“进入他的内心，然后纠缠成一团，发生灵魂的冲突或者灵魂的共振”^[15]，这让竹内好增强了抵抗的力量。竹内好在《鲁迅》中说：“我看不出鲁迅文学的本质上是功利主义，是为人生、为民族，或者为了爱国的文学。”^[16]丸山昇很敏锐地启迪我们说：“我们从这段话首先应当读取的是他对上述的日本文学状况的殊死抵抗。”^[17]这种对战时体制的“殊死抵抗”已经清楚地显现出了竹内好的反战意识：借助鲁迅式的“挣扎”与“抵抗”来对抗日本的现实，这也许是竹内好写作《鲁迅》这本书的最主要的动机。其实，竹内好在战争时期完成了《鲁迅》这件事本身，就带有一种与时局抗衡的姿态，因为讲述抵抗现实的鲁迅，也就彰显了讲述者自身对现实的抵抗！

二 《鲁迅》的框架

现在来看一下《鲁迅》的框架（序号为笔者所加）：

①序章——关于死和生

②有关传记的疑问

③思想的形成

④关于作品

⑤政治和文学

⑥结语——启蒙者鲁迅

附录——作为思想家的鲁迅

这应该说是一种带有评传性质的读书札记，而非逻辑严谨的理论批评著作，印象式的散漫的点评之中贯穿着内在思想的一致性。目录看上去一目了然，内容读起来却令人沉思遐想，时而感觉亲切如娓娓道来，时而又善变多思令人觉得困惑和费解。不过抛开这些不谈，竹内好作为一个功力深厚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他的《鲁迅》不断显现出令人惊叹的真知灼见和超乎寻常的问题意识，这些给我们带来的思想快感可以说完全抵消了“困惑和费解”造成的阅读阻碍，并且绰绰有余。他就好像是在一条我们曾经走过的路上不断地给我们指出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的奇妙事物——不是没有看到，而是没有注意到。他所举出的细节我们不需要翻书就能够回忆起来，可是他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却从未想过，而经他一说，我们又立刻觉得这里确确实实有很有趣也很重要的问题。

三 从鲁迅的“死”思考“生”

与一般的评传写法不同，《鲁迅》的《序章——关于死和生》不是从鲁迅的“生”写起，而是从他的“死”开始验证，亦即不是从生来思考死，而是从死来思考生，诚如人在“固有一死”当中，才能获得“个体”生命一样。所以，这里的以死来写生，并不是一般文章的写作方法“倒叙”，而是有着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的问题，即以一种先验的恒定的基点去推测观察对象。在序章的开篇，竹内好就很苛刻然而却又很现实地指出：“人们明确地承认他为文坛的中心，则是在他死后。生前可以说对他是褒贬兼半；如果从某些方面来说，疏远他的人更多。……即使在他死去的瞬间，他也是文坛的少数派……与其说他和多数派的对立因他的死而变得没有意义，毋宁说他的死解救了那种无意义的对立。……文坛的统一，在他死后实现了。”^[18]

这的确是发生在鲁迅生前周边可悲的历史现实。鲁迅生前的确一直处于文坛论争的旋涡中心，事实上，鲁迅那时也的确得不到文坛多半的认可，也不可能得到认可。这并不是在否定鲁迅的核心地位，而是一个外国研究者冷眼看到的中国文坛的现实。鲁迅树敌过多和他论敌之多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活着的鲁迅，很难成为文坛的中心，而正因为鲁迅生前成不了文坛的中心，鲁迅的存在及鲁迅的战斗才更有意义。

鲁迅的一生，有如此众多的论敌，“那些聪明的才子们，向来是自视很高的，他们不允许也不相信还有比他们说话说得更好的人，这里有一个‘文坛地位’的问题，所以他们也忘不了时时表示一下对鲁迅的瞧不起”^[19]。这样的鲁迅，何以能够成为文坛的中心呢？然而，鲁迅是超脱的，晚年鲁迅的生死观是超脱了死亡的：“正因为人得要生存，所以人也应该死去。这虽然可以说是一种文学的正觉……”^[20]竹内好这里又将“文学的自觉”置换成佛教用语的“正觉”，试图以此来阐释鲁迅的大彻大悟：一切非正常的皆属正常。鲁迅看穿了世事人生。

在前一节中提到过，竹内好在《中国文学月报》第2卷第20号（1936年11月发行）即“鲁迅特辑号”上翻译发表过鲁迅的《死》。这篇著名的文章是鲁迅逝世前一个月（1936年9月5日）在病中完成的。鲁迅已经清醒、超脱地意识到了死亡即将来临：“美国的D医师……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意识到死亡即将来临，所以他要“赶快做”，且在其中写下了遗嘱似的文字，告诫孩子长大“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21]。鲁迅至死也不宽恕他的敌人，鲁迅是一生都在战斗的“这样的战士”。战斗到死，才是他文学事业的完成。所以竹内好说：“文坛的统一，在他死后实现了。”这是现实。鲁迅以死完成了文坛的统一。我们看到鲁迅逝世之后，悼念的文章铺天盖地，不仅仅是鲁迅的友人，鲁迅的论敌们也都来缅怀，即便是“谬托知己”也罢，总之，人们在痛惜中国失去一个伟大作家的同时，也终于认可了鲁迅在中国文坛的核心地位。

接下来的《有关传记的疑问》这一章读起来也许会感觉到章法有些紊乱，似乎并不只是围绕着有关传记中的疑问来谈问题。看此章第一节所谈，实际是写鲁迅文学的政治性问题（本书在后面有专门章节谈竹内好关于鲁迅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论述）。也正如他自己在这一节里所说：“我虽然要写关于传记的疑问，但在写作中，笔触突然滑入倾向于作品论的方向，其中当然有用意。”^[22]

在此后的四章中，竹内好专题式地探究了鲁迅思想与文学的面貌，构成了《鲁迅》事实上的“主体”。我们接下来以两节的篇幅，围绕这四章做一些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