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竹内好的学术发轫

一 求学时代

竹内好是在东京帝国大学（后称东大）文学部“支那文学科”（即中文系）走上自己的学术道路的。1931年进东大不久，竹内好就产生了广泛的阅读兴趣。他读芥川龙之介的《支那游记》、英文法通论、中国语研究书、新闻讲座、明治文学研究等。同年7月，读过《中央公论》中长冈克晓的《蒋介石的支那》后，痛感有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要。也是在这一年，他开始参加支那语支那文讲习会，通过阅读收在《支那小说集》（国际无产阶级丛书，四六书院）中的《阿Q正传》，“深切感受到了它的幽默”。《阿Q正传》大概是竹内好最早接触的鲁迅作品。

1932年8月7日，竹内好第一次出发去中国。他们一行八人受外务省对中文化事业部的半额补助，组成学生参观旅行团体，经朝鲜来到长春，22日在大连解散后，竹内好去北京自费留学。他于24日到达北京。看竹内好在这期间写的日记《鲜满旅行记》和《游平日记》^[2]，可见他留学北平的三个目的：学习中国语、参观名胜古迹、购买新书。同年10月8日，竹内好踏上归途。这最初的北京之旅，使他迷上了那里的风土和文物，由此，也对从未认真研究过的中国文学上了心。“我的中国结，就从这时开始”^[3]。

1933年12月，竹内好提交了他在东大中国文学科的毕业论文《郁达夫研究》。作为一个本科毕业论文来讲，《郁达夫研究》已经显见出竹内好的学术训练和研究功底都是相当扎实的。而对于一个域外研究者来说，竹内好当时所掌握的材料并不亚于中国的研究者。对于中国批评家的意见，他也都有所借鉴；并且他对郁达夫的有些批评意见，至今看来依然具有参考价值。但是，郁达夫也还只是竹内好对中国现代文学最初的一个尝试，他研究郁达夫的目的，是要“究明创造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问题，那其实是他对中国新文学的第一次研习。对于郁达夫，他是浅尝辄止了，但却成为他后来走向鲁迅的最初的桥梁。竹内好后来很快便与鲁迅相遇，走入鲁迅的精神世界，与之“恶战苦斗”，来锻造自我，反思日本。

二 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与活动

东大毕业后，一度曾经求职于满铁^[4]的竹内好就职未成，便潜下心来专事中国文学研究。在东京大学毕业之前，1934年3月1日，冈崎俊夫、武田泰淳、横地伦平、佐山峲等人在竹内好的自宅（东京芝区白金今里町89番地）召开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的筹备会议，定会名为“中国文学研究会”，每月1日、15日开“发表”会，并商议出版供阅览的杂志。这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实质性发足。研究会成立后，除了每月两次的例会外，还举行各种活动，与到日本的中国作家们联谊交流。

1935年1月初开始，竹内好邀请松枝茂夫参加筹划，为出版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刊物而奔波。终于在2月8日，出版了会刊《中国文学月报》（16页）创刊号（从1940年第60号开始改名为《中国文学》，增至40页）。以竹内好、武田泰淳、冈崎俊夫为中心，这份杂志在缺少经费、纸张和动荡不安的时局中持续出版到1943年3月的第8卷第9号，在竹内好的坚持下废刊^[5]。在领导中国文学研究会活动期间，1937年到1939年竹内好还在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下游学中国两年，在北京会见过周作人、钱稻孙、清水安三等中日名流。

20多岁的学者竹内好领导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很快成长为在学界颇有影响的团体。当时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学派：一是明治维新后为东京大学所承继的日本传统的汉学研究，二是20世纪初叶作为东京大学汉学研究之反拨而建立的以京都大学为中心的支那学派^[6]，三就是20世纪30年代竹内好创立的“中国学”研究。竹内好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和创刊《中国文学月报》后所做的最重要的几项工作就是：批判传统汉学、批判支那学、试图建立新的中国文学研究理念。用竹内好自己的话来讲“中国文学研究会产生于汉学和支那学的地盘。正如同支那学在否定汉学的意义上确立了自己的学术一样，我们也试图通过否定官僚化了的汉学和支那学，从它的内部谋求自身的学术独立性。汉学和支那学已经丧失了历史性，无力理解现实的支那，因而也无法与现代文化相关联。这个学术上的自我改革欲望，催生了中国文学研究会。时至今日，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自我改革同时也立志于学术整体的改革，它因而也试图建立对于现代文化整体的批判性立场”^[7]。批判改革早已僵化了的汉学和支那学，谋求学术的独立性，了解鲜活的现实的中国，建立批判日本现代文化的立场，这正是竹内好所建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文学研究理念。

三 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原因

既然如此，竹内好又为何会在20世纪40年代力主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并废刊《中国文学》呢？竹内好在他回顾北京留学生活的一篇文章《两年间——倘若回避沉默》表现了对自己创办的《中国文学月报》已经变成稳健的学院派作风的强烈不满。他写道：“我们今日已经失去了以《月报》为踞守地的孤高的精神。看月报如同看形骸般地让人伤心。我们以这黯淡的人生为耻！”其中也写到朋友们都极力地想要保存下这份刊物：“有一天，小野忍说：《月报》如此办下去不是也很好吗？”“有一天，武田说：我无法赞成你想把《月报》向政治方向转换的意图。无论我们现在处于怎样混乱的时代，月报自身所具有的意义是指向将来的，就此而言，我不认为它无益。……一直让它文化性地持续下去不是很好么？”^[8]但是，在“混乱的时代”中故步自封，这是竹内好所不能忍受的。尽管“社会上承认了研究会的存在，由此带来了研究会名声的提高”^[9]，竹内好还是决心已下。1943年1月23日，在武田泰淳居住的寺院长泉院，竹内好召集了五人会议，决定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和废刊《月报》。竹内好在终刊号上发表了他所写的“措辞”“繁杂重复”的《〈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论述了解散研究会和废刊的三点原因。原因之一，竹内好说“我们今天丧失了党派性”。“本源性的矛盾消解了，安定到来了。持续的日子开始了。我对这样的研究会感到了不满”。原因之二，必须否定已经“不断被世俗化了的我们自身”。原因之三，否定之否定的文化自律。作为以否定汉学与支那学而诞生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它本身也必须走向自我否定的宿命，以“建立对于现代文化整体的批判性立场”。^[10]

其实，解散研究会和停刊杂志是有一系列内外原因的。与会者千田与一写过《长泉院之夜——寄语中国文学的废刊》，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和疑虑：“竹内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想要废刊杂志呢？这的确是个问题，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只是用纸的消减、组稿难、人手不足、太忙、疲劳、与生活社的关系、时代的制约、中国的贫困等等，许许多多问题萦绕在脑中。”“万事皆由竹内决定。”“竹内不干的事谁也不会干，竹内干不了的事谁也干不了。”“这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文化面临绝境时的姿态。竹内肯定比任何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说到底这是竹内好的活法问题。”^[11]所谓“竹内好的活法”，即是竹内好后来在《鲁迅》中明确意识到的那种“为了活着而选择死亡”的生活态度，其实也是他早在东大读书时参加唯物辩证法研究会时所获得的“否定之否定”的生活哲学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