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乡土工业在广大农村地区蓬勃发展。在乡土工业化的过程中，村庄共同体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本研究以华北某省P县西河村为案例，关注类似于涂尔干社会团结的命题：村庄共同体为什么日渐衰败？村庄的公共生活在工业化之后为什么反而发生了衰减？这种衰败与村庄工业化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是否能在村庄工业化过程中形成新型的社会团结？本研究试图从乡村工业化所引发的村庄公共利益、村庄社会秩序以及村庄文化规制的变化入手，探讨乡土工业化发展历程中村庄共同体的变迁路径，并以此为基础讨论村庄建设的基础与可能性。

以往对共同体的研究，或缺乏对中国语境下共同体概念的深刻解析，或用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村庄共同体，从而缺乏对村庄共同体变迁的脉络的梳理，尤其缺乏对两种社会形态交织存在时其特征的归纳。其实，中国的村庄共同体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处境，尤其是乡村工业进入农村，深刻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道德风俗，这时村庄共同体介于两种社会形态之间，传统与现代、理性与人性等因素都夹杂在其中，因此需要对其现状和变迁过程进行进一步的解析。

本研究正是从这里出发，通过华北某省P县西河村在乡村工业兴衰过程中村庄公共利益的分配、社会秩序的瓦解与村庄文化规制的变化，来试图解释当村庄共同体在面对本土产生的乡村工业时所发生的变迁。本书认为，村庄公共利益、村庄社会秩序和村庄文化规制是村庄共同体得以形成的三条纽带。村庄公共利益是村庄团结的基石，乡村工业化通过影响公共利益，影响着村庄共同体或者村庄团结。但是在现有的共同体理论中，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并不多。实际上，在传统社会中，村落公共利益一直是维系村庄合作和团结的基础，由此形成了各种村庄文化，这些村庄文化又进一步界定了村庄公共利益。村庄社会秩序可以从村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体现，即生活在村庄内的人们所处的位置以及人际关系是维持共同体运行的保障。而村庄文化规制是村庄内人际关系、道德风俗和乡土伦理的总和，包括村庄的人际关系、文化、道德、舆论等方面，其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人与村庄的关系。对于本书来说，我们需要讨论村庄文化规制在经历了工业化之后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比如村庄之内的亲戚关系、血缘关系依然存在，但其内涵是否与以前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而这些社会关系的内涵和本质的变化恰恰是共同体整合原则变化的根本。

西河村早期的村庄共同体在强烈的集体主义特征中蕴含着家族主义的暗流，最终形成这一时代带有家族意识的集体主义民风，共同集体记忆造就了村庄凝聚力，西河村的村庄工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这一阶段村庄共同体在经济层面和认同感方面都呈现高度凝聚的特征，村庄精英在“泽被乡邻”的乡土伦理观念下，实践着个人发展与集体主义同在的行为方式。但是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工厂制度的原则与村庄乡土规则产生冲突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村庄的人际关系；理性化之后的精英不愿为村庄共同体的建设投入金钱和精力，减少了公共品的提供；村民对村庄的认同和自豪感付诸东流，不愿参与到村庄治理中，对政治漠不关心。西河村的公共资源、文化认同和社会秩序三个方面都变得松散，上一阶段村庄内的高度凝聚力不复存在。在乡村工业衰败之后，经过工业化洗礼，对村庄精英失望透顶的村民对村庄的期待只剩下渴望得到更多的福利，村民变得理性化，村庄共同体的团结机制也从道义型向功利型转变，共同体进一步离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