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阿瑟·C.丹托（Arthur C.Danto，1924～2013）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哲学家之一，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约翰逊教席荣休教授，曾任美国哲学学会主席、美国美学学会主席。他的学术研究横亘哲学、美学（艺术哲学）和艺术批评三个领域，并且在每个领域都有不凡的建树。在哲学上，丹托以其三部曲《分析的历史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1965）、《分析的知识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Knowledge，1968）和《分析的行动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Action，1973）奠定了他在分析哲学界的地位。其中《分析的历史哲学》一经出版便在历史哲学界获得盛誉，被称为“当代历史哲学的里程碑”。^[1]此外，丹托还是较早关注欧洲大陆哲学和东方哲学的分析哲学家，他对尼采、萨特和东方哲学都出过专著。

彼得·基维（Peter Kivy）曾经指出，如果以狐狸或刺猬喻之，丹托是一只有着大智慧的刺猬，他的“宏大的理论冒险”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不会再出现，因为“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狐狸的时代”。^[2]作为当代艺术哲学领域最后的“刺猬”，丹托不仅用分析的方法建构了一个完整的艺术哲学体系，而且他的很多思想如“艺术界”、“艺术终结论”等都对当代艺术哲学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至今在国际上仍余响不断。除了在理论界的重大建树，丹托还是当代美国艺术圈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之一。他自1984年以来就一直是美国著名周刊《国家》（TheNation）的专栏艺术批评家，2009年由于年事已高才转为该杂志的特约编辑。丹托在这一职位上的成就甚至使他取代其前任——美国著名艺术评论家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1909～1994）在该领域的影响力。^[3]他结集出版的艺术评论集多次获得学术嘉奖和图书奖励。这种与当下艺术实践的密切联系使丹托的艺术哲学既具有深刻的抽象思辨，又体现出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广泛的阐释力。

因此，丹托艺术哲学的魅力之处在于其理论紧密结合了西方当代艺术多元主义的现状，并试图从历史哲学和分析哲学的角度做出自己的解读。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目前的艺术图景也呈现和西方相似的态势。后现代艺术在当代生活中的存在和介入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挑战和修正着传统的关于艺术的常识和理论，因此，迫切要求理论界对此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认识。丹托的思考无疑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作为分析美学中最有创见的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丹托结合西方当代具体艺术实践对艺术和艺术史的抽象思辨，对研究中国当代艺术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对于我们建构中国当代艺术理论与批评的新思维和新话语也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