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本书研究的难点与创新点
虽然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是要从政策制定和政策工具设计等角度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确实需要投入充足的精力。其中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但是我们相信，只要付出努力，一定会有成果的创新点。
一 研究的难点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机制研究
这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何谓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实施效果？如何证明和评估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实施效果？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实施效果需要通过一些指标与观测点来反映，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是表征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实施效果的各方面特性及其相互联系的多个指标所构成的具有内在结构的有机整体。
首先，厘清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目标，然后，根据目标建构评价指标体系，对指标进行分类。主要有两种分类方法：一是高等教育输出国、高等教育输入国以及国际组织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效果的评价指标；二是不同类型主体不同层级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实施效果的指标。这些指标初步确定为目标符合度方面的定性与定量评价；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实施的成本—效益分析；受教育者的满意度；高等教育国际化总体效用评价；等等。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建构复杂的评价机制，首先是分类评价，各国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其次，开展比较，对高等教育输出国的国际化政策实施效果的比较，高等教育输入国国际化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再次，高等教育输出国国际化政策的效用与高等教育输入国国际化政策效用的比较；最后，国际组织在引导、协调和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作用评价。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建构
前文已经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建设面临的问题，为了能够有效地改变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薄弱的现状，有必要构建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这就需要我们创新概念、建立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并通过这些逻辑关系解释和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的诸多现象，为解决问题提供思路，并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及立法工作提供理论指导。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其工作难度十分巨大，我们将尝试完成这项工作。
二 研究的创新点
（一）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及意义进行界定
目前，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国内外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表述，基本上还处于见仁见智状态。本书将整合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的相关成果，明确界定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特别是要结合世界格局的急剧变革以及中国底蕴文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来理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本质。与此同时，本书还将试图探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中国及全世界当代和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意义，进而明确我国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核心理念和终极目标。
（二）侧重和加强微观政策的比较研究
现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超国家组织（国际组织）、国家、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机构、非政府组织等不同层面开展，这种宏观层面的研究显然有助于把握国际化的整体状况和未来走势，有利于完善各国现有的政策。但是，一味地追求“高大上”的研究而不注重具体政策的落实，这些“高大上”的思路和理论就难以真正克服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面临的具体困难。有鉴于此，本书将侧重于微观政策的比较而非宏大叙事的宏观比较。从高等教育输出、输入、合作等不同维度，针对高等教育不同类型，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进行国际比较，探讨国家和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引领和推动我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
（三）寻找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盲点
通过比较和分析找到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盲点和不足之处是本研究的又一创新之处。众所周知，与西方老牌高等教育强国相比，我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历史比较短而且长期处于被动状态。这就导致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经验十分缺乏，特别是缺乏主动开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理念，也缺乏战略性设计和相应的政策研制，其中的盲点和不足之处必然会很多，我们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来发现这些盲点。例如，国家各级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与高等学校（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国际化合作的体制机制如何建构，高等教育机构在国际化过程中的“责权利”关系如何，国际学生与中国学生的法律关系如何，等等。
（四）突出中国文化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作用
在探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特别要研究“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我们认为，本土化是国际化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或者淡化了本土化，国际化就失去了根基，就会变成单项的、片面的国际化，甚至变成了“西方化”。所以，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就必须要基于中国高等教育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政策比较，而非简单的国别比较和将中国高等教育置于弱势地位的片面比较。我们要积极探讨如何将扩大国际高等教育交流与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有机地结合，建立具有共识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只有建立这一套评价体系，才能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定量分析，从而提出更为有效的政策建设方案。
[1]〔荷〕于尔根·安德斯著：《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民族国家》，陈洪捷、吕春红译，《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年第1卷第3期。
[2]耿益群：《全球化背景下的欧盟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研究》，《复旦教育论坛》2007年第2期。
[3]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活动，吸引了各国的学者来此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作为当时的著名高等教育学府稷下学宫式的办学模式是否可以看做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有待于学者们的深入研究。
[4]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在近代被殖民的过程，可以从毛泽东的两篇著作中得到印证：1939年12月，毛泽东主持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指出“认清中国大陆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和主要矛盾，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1940年2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再次指出：“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指出：“一八四〇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说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华民族经历了“殖民地半殖民地”过程，高等教育在理念、制度和内容设计上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经历这个过程的后果就是我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妄自菲薄、对西方文化的过度崇拜以及对建立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法制的自卑。
[5]〔荷〕于尔根·安德斯：《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民族国家》，陈洪捷、吕春红译，《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年第1卷第3期。
[6]最为典型的当属“文革”期间，我们在来华留学教育方面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一度停止了与各个国家的留学教育的合作，既不向国外派出留学生，也不接受国外来华留学生。这种政策直接导致了中国高等教育失去了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此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完全不知道世界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以致当我们再次打开国门的时候，我们已经在高等教育建设方面完全迷失了发展方向。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高等教育纷纷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过渡，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晚了近半个世纪。与此同时，也使中国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得越来越大了。
[7]早在1851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赴美留学生容闳先生，就已经远赴异国他乡，开始了在耶鲁大学的本科留学生涯。根据史料来看，容闳先生在大学生涯中成功地融入了他所在的社区——他参加了Delta Kappa Epsilon（兄弟会），以及一个叫作“兄弟联盟”的在校十分受欢迎的文学社团。从耶鲁毕业后，容先生作为近代史上第一个中国海归回到了祖国，从事与商业和政界相关的翻译工作。容闳深知在不同文化的国度学习对于一个人的积极作用，并坚持游说清政府考虑送更多的学生赴美留学。1872～1875年，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这批学生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第一批幼童于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出发，跨越太平洋，在美国旧金山登陆。他们乘坐刚刚贯通北美大陆的蒸汽火车，到达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从此开始了长达15年的留学生涯。这些幼童被分配到54户美国家庭（其中康涅狄格州34户，马萨诸塞州20户）中生活。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克服了语言障碍，成为他们就读的各个学校中最优秀的学生。他们群体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令美国人惊叹不已。据不完全统计，到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比较知名的人才有：唐绍仪（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蔡廷幹（北洋水师杰出将领）和詹天佑（中国铁路之父）（ZHCHB19419518：《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是在什么时期》，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544644527014924587.html，2016-11-28 14：04）。
[8]滕珺：《多元、公平、合作、创新：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解读2009年UNESCO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公报》，《比较教育研究》2009年第12期。
[9]本概念的理解采用科普中国百科科学词条编写与应用工作项目（百度百科）编写的《访谈法》，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BF%E8%B0%88%E6%B3%95/11003465？fr=aladdin，2017-8-25。
[10]左希迎、唐世平：《理解战略行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