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经济发展、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三个问题

关于经济发展、收入不平等与民众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三个问题处于学术探讨的核心位置。问题一：经济增长水平与民众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如何？国家更富裕是否一定意味着人民更幸福？这也是“幸福感悖论”探讨的主要问题，它不仅涉及在短期内国家之间的比较，也涉及一个国家在较长时期内经济发展水平变化和幸福感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收入不平等是否会减损民众的幸福感？与经济增长同时发生的不平等加剧是否会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评判产生负向影响？是否存在“不平等的诅咒”，即财富分配的不均带来的负面效应甚至会超越财富整体水平上升带来的正面效应？问题三：个人过去的经历和对于将来的期望是否会影响其当前的幸福感？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体都存在于不断变动的历史中，除了当前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处的位置外，个人的过往经历以及对于未来的期望也可能会对其当下的主观幸福感评判产生影响。

这三个问题并非各自独立：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变化本身就是同时发生的，因而它们对于民众幸福感的影响也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可能互为条件，产生一些调节情境。而个人过去的收入变化和对未来的收入增长期待也在很大程度上嵌入宏观经济背景中。因而，不应将这三个问题割裂开来，相反，探究这三个问题之间的交互影响尤为必要。

一 尝试回答“幸福感三问”：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

现有众多研究已经尝试对上述三个问题从理论和经验方面进行回答，虽然仍未出现唯一的公认答案，但也已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识。以问题一所代表的“幸福感悖论”为起点，学者们通过比较幸福感和财富在短期及长期的关系，来确定是否存在不一致，即所谓的“悖论”。在验证悖论存在的前提下，提出可能的解释，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与收入不平等紧密相关的社会比较命题；在社会比较过程中，可能的参照群体不仅包括“显著的他者”，也包括个人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期望。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的核心发现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1）是否越富裕意味着越幸福？不一定，这取决于观察时间长短及幸福感测量。自伊斯特林于1974年提出“幸福感悖论”以来，众多实证研究基于不同社会的调查数据开始探寻国家财富与人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一些研究证实了“幸福感悖论”的存在，显示出幸福感和人均生产总值的变动趋势并不一致，经济增长并未带来幸福感的提升（Diener and Oishi，2000；Easterlin，1995；Kenny，2005；Oswald，1997）。随着长期追踪数据的可及性提高，以及统计方法的日趋完善，检验“幸福感悖论”的焦点落在了对于长期关系的分析上。近期一些研究使用较新的数据和更合适的模型，发现人均生产总值与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尽管有时是微弱相关（Sacks，Stevenson and Wolfers，2013；Stevenson and Wolfers，2008；Veenhoven and Vergunst，2014；Veenhoven and Hagerty，2006）。2010年，伊斯特林总结了持续近四十年的关于“悖论”的学术争论，提出已有研究中的不一致发现并未对“幸福感悖论”构成实质性的挑战，而主要来自数据和测量问题，具体而言：①称为“长期”的分析所使用的数据往往不够“长期”，他提出以十年作为一个经验性节点，而短于该长度的数据会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从而构成虚假的“长期相关性”；②幸福感测量的用语及回答顺序变动，发生在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相邻的两期数据中，题目顺序从先是“非常幸福”到“非常不幸福”，转变为随后的相反排序，从而导致表面上的幸福感波动（Easterlin et al.，2010）。在上文及随后的研究中，伊斯特林以更全面的资料及分析再次印证了“幸福感悖论”在世界多国的适用性（Easterlin et al.，2010；Easterlin，2015）。

（2）不平等一定会减损幸福感？不一定，取决于不平等发生的宏观背景及个人的参照群体的界定。已有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研究经济不平等对于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宏观上，透过分析某一区域层面收入的整体不平等水平（通常以基尼系数测量）对居住在其中的个体或居民整体幸福感的影响来判定不平等是否有负向作用。微观上，通过在个人幸福感模型中纳入其与参照群体相比的相对经济地位，来探究是否相对经济地位越低，个体幸福感也越低。无论在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已有研究仍未达成一致认识。宏观层面上，尽管不少研究发现国家或地区的基尼系数和民众在相应层级的主观幸福感均值有显著的负向相关（Alesina，Tella and Macculloch，2004；Hagerty，2000；Morawetz，1977；Oshio and Kobayashi，2010，2011；Schwarze and Härpfer，2007；Verme，2011；Winkelmann and Winkelmann，2010），但仍然有不少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收入不平等与民众幸福感呈正向相关（Berg and Veenhoven，2010；Knight，Lina and Gunatilaka，2009；Rözer and Kraaykamp，2013）。

微观层面上，大部分研究的发现支持了社会比较理论，即个人与其他参照群体比较的相对经济地位越高，个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官皓，2010；罗楚亮，2009；Card et al.，2012；Fliessbach et al.，2007；Kuhn et al.，2011；Luttmer，2005）；然而，正如一些“例外”的研究结果所揭示的那样，相对经济地位对个人幸福感也可能产生正向影响。而造成这种异质性的因素可能包括：①所考察的社会的经济发展背景，在诸如俄罗斯及波兰等经济转型国家中，经济的快速变动以及难以预测性，会使参照群体的平均收入从“参照标准”转化为“个人未来收入信号”，从而产生不同的影响（Grosfeld and Senik，2010；Senik，2004）；②参照群体的界定范围，“例外”的结果主要来自与个人同住在较小范围（如街区）的参照群体，或是与个人有更亲密关系的参照群体构建出的相对经济地位研究（Kingdon and Knight，2007；Mangyo and Park，2011；Wolbring，Keuschnigg and Negele，2011）。

（3）过去和未来对当前的幸福感评判是否有影响？确实如此。有学者已注意到主观幸福感评判的时间维度：人们的痛苦和快乐常常并非由直接体验而生成，而是通过回忆或预期，与过去和未来比较而产生 （Elster and Loewenstein，1992）。在多重参照群体框架下，考察相对经济地位对个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发现，与个人过去的“内部比较”的效应远超过与他人的“外部比较”的效应（Senik，2004）。此外，参照群体的收入与个人收入一样，也处在变动中，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参照坐标，而这种时间维度是考察相对经济地位的福利效应时不应该忽视的（D'Ambrosio and Frick，2012）。

二 尝试回答“幸福感三问”：本书要回答什么？

本书旨在回答上述“幸福感三问”，通过梳理相关理论和既有文献，以全国代表性的社会调查数据为基础，构建模型，估计效应，为经济发展、收入不平等以及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提供经验证据。

第2章将尝试回答“是否越富裕意味着越幸福？”这一问题。我们将系统地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幸福感悖论”的理论争辩及经验证据，介绍回答这一问题所需的模型构建，并基于我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来检验该悖论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最后，我们将简要列举几个对于“幸福感悖论”的解释。

第3章至第6章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不平等一定会减损幸福感？”这一问题，我们将分别从宏观层面的收入不平等和微观层面的收入比较两个视角切入。第3章探讨不同地理层级定义的宏观的收入不平等与城乡居民的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根据不同层级收入不平等效应的异质性区分了“社会地位”原则和“社会距离”原则的适用性。第4、5章选取了日常生活中主要的两个情境，来分析在微观层面上，收入的社会比较过程如何形塑个人的幸福感。首先，在劳动力市场中，与不同的参照群体收入相比的相对经济地位是否以及如何对个人幸福感产生影响？这种在短时期内的相对收入效应如何被长期收入变动轨迹形塑？其次，在家庭内部，与配偶收入相比的相对地位如何影响个人幸福感？这种“家庭内部的比较”是否会受到个人性别意识形态的形塑？第6章以我国的乡城移民为对象，考察了研究社会比较时的一种可能的视角——多重参照群体的解释框架，具体检验了农民、其他农民工及流入地的城市就业居民作为潜在的参照群体，其平均收入影响乡城移民生活满意度的有效性。

与前面几章不同，第7章采取了动态视角，尝试回答“过去和未来对当前的幸福感评判是否有影响？”这一问题。基于2010～2016年四波个人层面的长期追踪数据，我们考察了包括收入增长在内的若干生命事件对于幸福感影响的“时效性”，为回应心理学的幸福感研究中的“定点理论”提供第一手的经验证据。第8章总结全书，结合已有发现和我国现实，探讨了实现一条保持民众幸福感的发展之路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