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龙门”之后

在西方工业化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已经完成，对于上述问题的讨论更为充分，大量经验研究发现，家庭阶层背景可以通过两条路径影响大学生最终的毕业结果：一方面，家庭阶层背景可以通过影响子女的教育成就，进而影响他们毕业后的升学或求职，称之为首要路径；另一方面，家庭阶层背景对于大学生的升学或求职还保持着直接的积极影响，即次要路径（Boudon，1974）。总的来说，大学是社会再生产的场域，出身精英阶层家庭的大学生在教育成就与毕业结果上具有显著优势（Mullen et al.，2003；Walpole，2003；Goldrick-Rab，2006；Bo-zick，2007；Alon，2009；Ostrove et al.，2011）。对于这一结果，冲突论是目前主要的解释范式，不过冲突论内部也是分歧林立，一些理论认为这种结果是理性选择造成的（Goldthorpe，1996；Breen ＆ Goldthorpe，1997）；另一些理论则强调精英阶层家庭优越的文化资本或者阶级文化观念的作用，最为突出的是“文化再生产理论”（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a，2002b；布尔迪约，2004）与“文化抵制理论”（威利斯，2013）。

国内很少有研究讨论家庭阶层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的影响（李锋亮等，2006；朱新卓等，2013；李丁，2018），但有不少研究涉及家庭阶层背景与大学生毕业结果的关系。虽然少数研究认为二者之间没有显著联系（李黎明等，2009；陈丽萍、刘森林，2015），但更多研究发现，家庭阶层背景对于大学生毕业结果或多或少有着积极影响（阎凤桥、毛丹，2008；张顺、程诚，2009；李宏彬等，2012；岳昌君、杨中超，2012；岳昌君、张恺，2014）。一些研究还发现，家庭背景与大学生人力资本存在相互替代的作用，即随着大学生人力资本的提高，家庭背景的作用被削弱（张顺、程诚，2009；赖德胜等，2012；黄敬宝，2015）。那么从理论上来说，随着大学文凭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逐渐贬值，家庭阶层背景对大学生毕业结果的影响应该会更加突出。

然而，一项关于中国社会阶层代际流动变迁的研究显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并没有降低社会开放性，相对流动率反而有所上升（李路路、朱斌，2015）。该文的研究对象覆盖了所有成年人，笔者参照该文的研究设计对大学生初职阶层的代际流动变迁做了简单分析。笔者首先根据大学生出生年份将他们区分为三个同期群，“1960年以前”“1960～1979年”“1980年以后”，其中“80后”是大学扩招以后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期群。然后使用对数可积层面效应模型计算了各个同期群大学生的初职阶层代际关联系数，该系数用来衡量父代与子代之间职业阶层的关联程度，关联系数越高，说明子代职业阶层与父代职业阶层之间的关联程度越高，那么社会开放性越低。具体计算过程可见附录，表1-1是计算结果，从中可以看到，大学扩招之后，大学生初职阶层的代际关联系数出现大幅下降，甚至与改革前差不多，这说明家庭阶层背景对大学生初职获得的影响在大学扩招后有显著降低。该结果与上述理论预测并不一致，事实上，后文研究结果也将表明，在当前中国高校中，家庭阶层背景对于大学生教育成就和毕业结果的影响是比较微弱的。

表1-1 大学生初职阶层代际关联程度的变化

那么，是什么因素抑制了家庭阶层背景在大学中的影响呢？本书着重强调了两个因素：国家与全球化。首先，许多跨国比较研究都注意到，教育分层在不同国家并不一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对教育系统的干预程度不同（Buchmann ＆ Hannum，2001；Breen ＆ Jonsson，2005；Van de Werfhorst et al.，2010）。这一点在其他领域其实也有所体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削弱包括教育分层在内的各种社会分层的过程中国家都是重要力量（Hout ＆ Diprete，2006）。具体而言，国家对于社会分层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影响个人机会的分配机制；二是影响人们的机会结构（Zhou et al.，1996）。不同国家由于其制度结构、经济发展、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影响也存在差异。

在中国，国家几乎垄断了全部重要资源，形成了总体性权力，从而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总体性支配”，当然也包括教育系统（孙立平等，1994；渠敬东等，2009）。而在国家深入而积极地干预下，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也呈现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点。

首先，中国教育系统在选拔学生的时候特别注意公开公平，因为一旦教育选拔出现问题，国家合法性就会大大受损。为了达到公开公平的目标，中国教育系统的标准化程度相对更高，考核学生的内容与标准都是尽量客观化、标准化，高度的标准化大大削弱了文化再生产机制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故而那些工农阶层子女能够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取得好成绩（Stevenson ＆ Baker，1991；Muller et al.，2000；Park，2008；Horn，2009）。这就意味着，家庭影响的首要路径在中国高校中会得到抑制，大学生在教育成就方面总体上不会出现显著阶层差异。

其次，国家干预虽然能抑制大学生教育成就的阶层差异，但也不能完全消除大学中的教育分层，毕竟家庭还能够直接影响子女毕业后的升学与求职，其中一种重要的渠道就是影响子女的毕业选择期望。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大学生的毕业选择已经不仅局限于国内，随着出国留学制度障碍的消解，出国留学可能是大学生最好的选择。这是因为，一方面，大学生出国留学的目的地主要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如果毕业留在当地，那么他们能够享受更高的社会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毕业回国，在目前国内劳动力市场上，留学经历也可以增强他们的竞争力（许家云等，2014）。

尽管如此，分析结果却显示，出国留学并不是各阶层都积极追求的选择，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只有精英阶层子女会去积极追求，这导致他们的出国留学机会远远高于工农阶层子女。对于精英阶层来说，出国留学可以看作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阶层再生产，但随着大量精英阶层子女出国留学并且长期留在国外（王耀辉、苗绿，2014：47），工农阶层子女在国内升学以及就业过程中的竞争有所减弱，那么他们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反而增加了。

综上所述，一方面，在国家主导形塑的高等教育体制下，出身工农阶层家庭的大学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国家政策的扶持来弥补家庭资源的不足，从而获得与精英阶层子女相当的教育成就。另一方面，虽然家庭阶层背景能够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升学和求职结果，但考虑到大量精英阶层子女毕业后选择出国留学，故而工农阶层子女在国内升学与就业方面拥有了更多机会，进而使得毕业结果的阶层差异有所削弱。总的来看，在国家与全球化的共同影响下，社会再生产的逻辑在高校扩招后的大学中即使存在也是比较微弱的，那么社会流动的开放性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仍然可以得到延续。下文将对此展开详细的分析与论证。

[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