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池田“斡旋论”对话观的时代背景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后期的十余年，池田大作更多地将对话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与方式来看待。事实上，这并非偶然之思、一时之念，而是与日本乃至世界局势的变化、创价学会的发展状况以及池田大作个人思想经历等多方面综合因素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东西方宗教的相互接触，由西方天主教率先发起的宗教对话运动开始得到宗教界的响应，加强了人们对文明、宗教对话必要性的认识，日本佛教作为东方宗教的代表参与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新宗教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当代新佛教团体创价学会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20世纪60年代，日本创价学会已经实现了组织人数与教团规模的迅速壮大，池田大作作为这一新宗教组织的领导者，一方面面临着教团迅速扩大后如何实现稳定与自我充实的问题，另一方面也积极探索教团未来发展的方向。与外界对话，以对话的方式向世界发声，恰恰是创价学会作为日本最大的新佛教团体让外界了解自身必不可少的方式。

首先，从世界局势来看，20世纪中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实力抗衡与思想意识形态的对垒，使整个世界局势处于变化与动荡之中。在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霾仍未完全消尽，刚刚从战争废墟中恢复的欧洲，不甘心臣服美国的指挥，酝酿着建立统一的欧洲联盟，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法国又与尚未被美国“认可”的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此时的美国虽然独霸一方，却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难以自拔，处于被动的进退两难状态。与此同时，东方阵营的中苏两国也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和国家利益问题关系破裂，中国与苏联各自在边境屯兵，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也显得矛盾重重。亚非拉的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运动愈演愈烈，新兴国家大量涌现。因此，寻求怎样一种“救世良方”，可以有效避免战争并能够妥善缓解国际关系，成为这一时期全球共同注目的课题，因此，对话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逐渐受到认可与重视。

其次，从日本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与创价学会的发展来看，对话也是一种最有效的、适应社会与促进教团进一步发展的办法。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大量军需，让日本成为美国的战争后备基地，军用产品的生产拉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与迅速发展。 但是，政治自主权的丧失让日本受到压制，如何与美国对话以争取自身权益，如何与世界对话以赢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等问题显得紧迫，对话的成败严重影响着日本发展的可能性。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管辖与改造，在公民权利方面的一个表现就是宗教政策的变化。由于日本《宪法》承认公民的信仰自由权，加上经历战争的苦痛折磨，普通日本民众寻求精神寄托的需求强烈，促使日本社会的新宗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创价学会作为一个新佛教团体，在五六十年代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会员人数增长速度惊人。

据统计，1943年创价学会会员人数为3000；1951年末达到5700户；1955年达30万户，约70万人；1958年已达75万户；1960年跃至130万户；1962年又猛增至300万户，800多万人；1966年会员户数又翻一番，达600万户；1970年达755万户，1000多万会员；1976年发展到781万户。^[3]

与此相对应，日本政府的平成20年（2008）人口动态调查报告显示，1970年，日本的总人口数刚突破1亿，按1970年创价学会会员人数达到1000万人计算，在70年代的日本，创价会员人数占到了日本总人口数的1/10，也就是说10个日本人中就有1个人是创价学会的会员。作为一个新兴教团，这样的发展速度无疑是惊人的。作为学会的领导者，池田大作上任之初就已经将目光转向了日本之外的广阔世界。作为一个仅有1亿多人口的岛国，日本发展空间有限，着眼于教团未来的发展形势，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影响力、实现更大的发展等，都是池田大作无法回避的课题。创价学会作为一个新宗教团体，其会员的教内沟通常以座谈会的形式进行，会员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面对教团外部人士，作为宣传自身宗教信仰和寻求认同的方式，通过语言来辩明、说服、感化（即“折伏”）是一种基本的传教方式。对话的方式十分灵活机动并贴合现实与人心，区别于传统佛教的传教方法，这也是创价学会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从池田大作的个人情况来看，20世纪50年代末，经历了大阪事件^[4]之后，池田大作在创价学会中的知名度和凝聚力大大增强，于1960年当选为创价学会第三任会长。创价学会必须走向世界，这是池田大作上任之初确定的教团发展方向。60年代，池田大作走访了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1961年10月，出访欧洲9国；1962年1月，出访中东6国；1963年1月，出访欧美、中东、亚洲7国；1964年5月出访澳大利亚、印度等3国；同年10月，出访东南亚、中东、欧洲10国；1966年3月，又到南北美洲访问。这样的频繁出访，让池田大作的视野不断拓展，他开始关注并思考在人类发展与进步的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实问题，也充分意识到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外交、地域冲突等问题的重要意义。另外，池田大作本人性格豁达爽朗，常给他的对谈对象留下真诚、坦率的印象。正如库德诺夫·卡雷尔基在他的著作《美丽的国家：回到故乡之国——日本》中对池田大作的评价：“我被池田大作这个人物感动了，他才39岁，我感受到从这个人物身上发出的动力。他是位天生的领导人”，“是个坦率、友好，而且知性非常高的人物。”^[5]事实上，这也是池田大作对话态度的整体基调。正是与库德诺夫·卡雷尔基的对谈集让池田大作的声音传播到了欧洲的知识阶层，自此为始向西方乃至世界传播。更为重要的是，与库德诺夫·卡雷尔基的对话，为池田大作与英国知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对谈做了充分的铺垫。

总之，20世纪60年代的池田大作，比较看重“对话”在国际交往中的功效性。在这一时期，顺应着国际、日本国内和教团发展的整体形势，池田开始尝试思考一些问题，并力求通过自身的力量为解决这些问题付出踏实有效的努力。他与库德诺夫·卡雷尔基所进行的对话，重点较多在战后国家间关系的平衡、国际冲突的解决、日本如何走向世界、自然与公害问题的协调、民主与人权如何实现等方面。以此为始，他开始希望与他文明、他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优秀人物进行对话，共同去关注一些现实的苦难和纷争，期待东西方国家之间能够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冲突和利益纷争问题。正如他在对话中所说，“人口、粮食、污染、资源等等，如今都已经迎来了凭借对话引发共鸣的时代，人类需要通过对话来确定人类如何共存的方向性问题”^[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