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镀金时代美国政治腐败的根源
镀金时代美国政治腐败之所以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主要在于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泛滥、城市服务功能与需求之间的脱节、两党政治的博弈，以及选举制度不完善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美国内战后，随着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美国，美国学者威廉·萨姆纳和约翰·菲斯科等人不遗余力，桴鼓相应，使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美国思想界的圭臬。萨姆纳作为镀金时代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主张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社会，反对政府干预社会生活，认为工业化发展是“一种我们不能控制的事业。我们必须决心去适应它，调整我们自己去适应它，安心在这种社会下生活。”任何打断这一进程的措施都会影响到人类文明的进步。在这种机制下，多数人都可能在工业化中被淘汰，只有出类拔萃者才能得以生存，因为“权力的获得仅限于少数个人”。[29]
这种思想为美国联邦和州政府实施自由放任的治理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联邦、各州与城市管理上出现了“权力真空”。所有群体为自保，纷纷抱团博弈，结果在政治和经济资源的社会分配上，使美国成了现代社会中“适者生存”的试验场。
在这种背景下，大公司的崛起并参与政治生活，构成了镀金时代美国政治腐败的主要根源之一。公司作为近代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平台，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时代就已存在，并在建国后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1860年以前，美国公司的规模、对资本的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政治上的影响力，均因奴隶制度等因素而受到制约。然而在美国内战后，公司规模和结构性功能的扩张如此迅速，对资本的需求是如此的巨大，贸易帝国是如此广泛，一种新的所有权机制成为必然”。这种所有权机制就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股份公司”。这种超越个人和家族融资方式的平台，在经济上迅速扩张的同时，也开始渗入政治领域。一位评论家事后写道：“在所有的和精英的私有商业方面，没有其他哪一项事件像股份公司平台的降临这样，能让我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之间形成如此实用的关系。”这种“实用关系”的突出表现是“州无所不能的权力与私人所有权的联系。它将私有企业的利益投向每个州议会颁发的特许状或通过的法律之中”，结果在很多地方出现了“政治家及其组织在经营商业”的现象。例如，1862年联邦国会通过《1862年太平洋铁路法》之后，政府不仅向参加铁路建设的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提供了大约1.45亿英亩的土地和数亿美元的低息贷款，而且，铁路沿线各州、各县和城市都在为其提供借贷，并发放了大量的特许状。与此同时，政治上的腐败也随之滋生并蔓延。各地“市政会议、州议会、市长、州长、国会议员以及总统都被卷入商业主义的大漩涡中。毫不奇怪，与新型的商业组织并行不悖的是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政治机构（政党机器）”。于是，“新型的商业大亨与新型的政治大亨如影随形”，商人从政，政客经商的现象日益蔓延。两者沆瀣一气，互相利用，成为镀金时代特有的腐败和“贪婪的产物”。[30]
例如，在密苏里州议会，许多议员就是企业总裁，他们在任期间，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索贿之风从市议会蔓延到各个部门。他们向商贩发放许可证时收费，准许市民在街上搭建雨棚时收费，同意某人占道存放货物时收费，但是他们收取的钱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额度，而多收的钱就装进了他们的口袋。市里的钱以较高的利率贷了出去，而赚取的收益则被转存到私人银行账户。城市马车成了市府官员的妻子和孩子的专用车。为公共机构供应的食品出现在私人家庭的餐桌上；为救济院提供的食品明细账上竟然还包括加利福尼亚果冻、进口的奶酪和法国红酒！一位议员促使一家副食品公司与另一家公司合并，而后者的名义股东就是议员的儿子和女儿，他还成功出价买下了全市的食品供应权，尽管出价超过了他的对手。作为对所获好处的回报，他签署支持另一位议员获得独家承担全市印制品的合同，而这两位议员联手对一项议案投赞成票，致使第三位议员获得授权，独家向全市各个药房供应药品。”[31]实际上，密苏里议会中的腐败并非是个别现象，因为从缅因州到俄亥俄、加利福尼亚、纽约、马萨诸塞、明尼苏达和堪萨斯等州，都存在着类似的腐败。[32]
其次，在工业化的推动下，美国各地城市的社会结构和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是一个概念，彼此间既有内在关联又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工业化的集中打破了内战前的城市结构与形态。城市空间扩张、经济结构升级、人口规模扩大和文化多元化结构急剧膨胀，使美国城市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一，内战前，地理面积不超出居民个人通过步行就能满足工作和生活需求的“步行城市”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地理面积庞大、城市交通的多样性特征十分突出的大城市。马拉车、轨道交通以及电车等交通工具的出现，加强并丰富了城市作为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多样性功能。
其二，城市经济结构不再是内战前以工场手工作坊为主体、以轻工业为标志的经济功能相对单一的经济聚集区域，而是以制造业和服务业并举、大托拉斯与小工厂并存、社会服务功能日益增强的区域中心。
其三，城市人口出现了中上层人口郊区化，本地农村人口和外来移民人口城市化的对流态势，导致城市人口规模空前庞大的同时，对市政服务需求的总量与结构多样性骤然增加。[33]
然而，美国各州仍按照过时的理念，一方面对各地城市采取了事无巨细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却无法为与日俱增的城市居民提供有效的市政服务。在州与城市之间衔接不畅的背景下，市政建设、社会服务的理念与功能仍停留在内战前的理念与管理体制上，用一种比较形象的比喻，就如同用照顾一个5岁小孩子的方法去关照一个已长大成人的青年一样不合时宜。它意味着各地城市出现了市政权力组织结构的建设与服务功能之间存在巨大的真空。于是，一些政客借用美国内战前形成的、市政作为服务主体与“以社区为单位的人民”作为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通过个人关系和社会网络，建立了一个填补这种权力真空的团队，形成了政党机器与市政老板制度。他们在应对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对城市道路、交通、照明、排污、学校、医院、消防和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服务需求时，不像内战前那样，单纯依赖于微不足道的市政收入去解决，而是选择与日益强大的商人之间进行合作，结果就出现了前文述及的市政老板、商人与外来移民之间的金三角关系，其中，政客与商人联合，一方面为选举提供强大的经济资源，另一方面又积极加入两大政党中的一方，想方设法拉拢市民选票。对于外来移民和刚从农村地区进入城市的美国人而言，他们面临的共同挑战就是尽快安居乐业，得到更多的社会帮助。这种对权力的欲望和动机与社会服务的需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市政老板的社会基础。[34]基于这样的史实，有学者指出：“美国人不应该谴责普选制度……错误出现在市政结构机体之中。”[35]
再次，评价美国的政治腐败，不能忽略镀金时代的政党因素。因为政党因素贯穿于这个时期各地所有政治选举的始终。政治选举的博弈就是政党的竞争。尽管历史相对悠久的民主党在美国内战中元气大伤，但在内战后的几十年间，民主党人通过种种方式，图谋东山再起，并在70年代的全国和地方政坛上与共和党人展开了激烈的对杀，关于镀金时代两党博弈与联邦政府腐败，本文第二部分已有论述。
在各地的选举中，诚如美国学者所言，“制度性框架、政党制度中具有竞争性的政党平衡和放纵的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鼓励并纵容了镀金时代的选举腐败”[36]。这种观点得到了美国学者斯蒂文·希尔的认同。他认为，在镀金时代，“政党几乎垄断了选举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候选人提名、选举战略策略、赢得选民忠诚与赢得选票的措施，等等。[37]由于符合时代潮流的选举制度和相关的管理机制并未形成，选举环节漏洞百出，两党在地方的政党机器动用其全部力量，徇私舞弊，提供虚假选民名单，或以暴力恫吓对手的支持者。在一次又一次乱象重生的选举中，两党之间的“反复指控、反指控、拒绝承认的腐败、恐吓、贿赂以及被后世政治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反复提及的欺诈的指责”，都成为这个时代主要媒体和学人评论的焦点。“这些疾呼的声音无不让人相信，两党为了赢得胜利，交替欺骗对手。”[38]
最后，尽管美国宪法中确立了公民代表选举制度，具体的选举程序、方法、原则和方式等细则均被确立在美国各州宪法和法律之中，但在实践上，不仅各州的选举制度极不完善，而且还在美国内战后出现了一股去民主化的风潮。例如，按照宪法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修正案规定，在内战中获得解放的黑人成为公民之后，应该享有选举权，但在1878年重建结束后，南部各州相继通过修改州宪法，或者颁布法典的方式，夺了黑人的选举权。在1888～1900年间，随着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等州通过修改州宪法剥夺了黑人选举权之后，南部有8个州颁布了同样的法律，通过财产资格制度、文化测验法及人头税等手段，剥夺了许多贫困白人和所有黑人公民的选举权。还有些州规定实施“祖父条款”：即祖父有投票权的公民，才能享有选举权。这些措施实施后，各地都出现了数万名白人丧失选举权的现象。1901年，路易斯安纳、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及亚拉巴马等，都如法炮制，结果令人瞠目结舌。在路易斯安纳州，1897年登记选民为29.44万人，其中黑人13.04万，白人16.40万，但到1900年，该州选民仅有13万人，其中白人减少到12.54万，黑人减少到5320人。也就是说，选民总数减少了1倍多，白人减少了1/3，黑人减少了近95%。在对待黑人选民选票方面，北卡罗来纳最具有代表性。在1898年选举前夕，民主党人使用了恐吓和欺诈等手段，获得该州在国会9名议员中的5个席位。在选举当天，前国会议员、内战时期南部邦联的退伍老兵艾尔弗雷德·沃德尔（Alfred Moor Waddell）在威尔明顿的白人聚会上说：“明天都去投票站，如果发现黑人选民前去投票，就告诉他滚蛋，否则就杀了他。”之后，在沃德尔的率领下，由400多名白人组成的团伙袭击了一家黑人报社，之后又在另一处杀害了3名黑人。两次事件至少造成300多人死伤。民主党人控制了该州的州长和议会大权之后，通过修改宪法，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39]
更重要的是，在政治选举的运作中，由于在选民登记、投票流程、投票地点、选票与票箱设计、投票站治安维护、投票环节监督、唱票和计票过程的公正性等方面，缺乏翔实而明确反舞弊制度，加上每个城镇或选区的选举过程，在多数情况下，是在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党控制下完成的，因而上述每个环节都可能成为两党舞弊的漏洞，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从确定投票地点、投票时间，到委派监票人员，再到计票和唱票整个过程的“一条龙”控制状况。所以，选举中频繁出现各种舞弊现象：伪造选民名单和选票，篡改选票，贿选，组织部分选民“循环式”投票，或在多处反复投票。更为激烈的是在投票当日，管理方派遣人员在投票地点用暴力恐吓反对党的支持者。
在上述手法中，“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贿选和收买选民是镀金时代选举中广泛存在的形式。”在19世纪90年代的俄亥俄州亚当斯县，90%的选民出卖自己的选票。1910年，该县有25%以上的选民（超过1700人）因出卖选票而受到指控。在新泽西，“有1/3的选民为接受钱财出卖选票”。贿买选票的行为是如此广泛，以至于被认为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社会行为”。[40]甚至在19世纪80年代准备加入美国联邦的蒙大拿准州的选举中，也出现了“民主党人批发式地购买选票”的做法。
更重要的是，该党还“通过在这个未来的新州各地明目张胆的威胁和恫吓”获得选票。在阿纳康达等地，民主党人通过强行将支持共和党的选民“迁移到选举当天他们不能投票的地方。而民主党人和无知的意大利人则在其老板的安排下去投票”。在其他地方，这种“最可耻的欺诈行为一直存在”。[41]综观镀金时代美国的腐败问题，其根源在于美国社会本身，外来移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总括前文，镀金时代的美国政治腐败只是美国历史上选举腐败中的一个历史阶段。外来移民作为镀金时代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推动者，同样也是其所在时代政治腐败的参与者。然而，如果因此说外来移民是镀金时代美国政治腐败的罪魁祸首则会谬之千里，因为腐败的根源在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本身。自由放任时期的国家治理、城市功能的结构性变化、政府服务与民众需求的脱节、政党的博弈及选举制度上的漏洞，等等，都是镀金时代美国政治腐败的促成因素。尽管在20世纪初期美国完成了进步主义改革，但是，选举制度上的缺陷，使部分市政老板与腐败问题被延续下来。本文历数美国选举制度中的腐败问题，并非要完全否定选举制度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而是要表明，政治选举腐败问题绝非镀金时代独有。美国的政治选举制度并非尽善尽美，其中存在的问题值得学界认真研究。
（原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2期，收录本书时，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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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arold Zink，City Bo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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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林肯·斯蒂芬斯：《城市的耻辱》，邢锡范译，胡彧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130～132页。
[7] 林肯·斯蒂芬斯：《城市的耻辱》，第3页。
[8] John M. Allswang，Bosses，Machines，and Urban Voters，p.19.
[9] John M. Allswang，Bosses，Machines and Urban Voters，pp.46，80.
[10] John M. Allswang，Bosses，Machines and Urban Voters，pp.90-148；统计数字参见第91～92页。两大政党赢得选举的统计，参见第96页。
[11] Tracy Campbell，Deliver the Vote：A History of Election，Fraud，and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1742-2004，New York：Carroll & Graf Publishers，2005，pp.6，14，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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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amuel P. Orth，The Boss and the Machine，pp.39-42，44-46.
[15] Tracy Campbell，Deliver the Vote：A History of Election，Fraud，and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1742-2004，New York：Carroll & Graf Publishers，2005，pp.77，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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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Samuel P. Orth，The Boss and the Machine，pp.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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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Genevieve B. Gist，“Progressive Reform in a Rural Community：The Adams County Vote-Fraud Case，” 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Vol.48，No.1，Jun.，1961，pp.62-64. http：//www.jstor.org/stable/1902404（2017年5月9日下载）。
[26] Genevieve B. Gist，“Progressive Reform in a Rural Community，” pp.61-62.
[27] Peter H. Argersinger，“New Perspectives on Election Fraud in the Gilded Age，” pp.673-674.
[28] 林肯·斯蒂芬斯：《城市的耻辱》，第7页。
[29] William Graham Summer，“The Absurd Effort to Make the World over（1883），” in David E. Shi and Holly A. Mayer，For the Record：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Volume 2，New York：W.W. Norton & Company，2007，p.86.
[30] Samuel P. Orth，The Boss and the Machine，pp.37-39.
[31] 林肯·斯蒂芬斯：《城市的耻辱》，第23 页。
[32] Peter H. Argersinger，“New Perspectives on Election Fraud in the Gilded Age，” pp.679-686.
[33] 拙作《都市化时代：20世纪美国人口流动与城市社会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110～148、150～166页。
[34] William A. Bullough，The Blind Boss and his City，Christopher Augustine Buckley and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p.62-95.
[35] Martin J. Schiesl，The Politics of Efficiency，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and Reform in America，1800-1920，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p.19.
[36] Peter H. Argersinger，“New Perspectives on Election Fraud in the Gilded Age，” p.87.
[37] Steven E. Schier，“From Melting Pot to Centrifuge：Immigrants and American Politics，” The Brookings Review，Vol.20，No.1（Winter，2002），pp.17-18.http：//www.jstor.org/stable/20081015（2017年3月10日下载）。
[38] Peter H. Argersinger，“New Perspectives on Election Fraud in the Gilded Age，” p.669.
[39] Tracy Campbell，Deliver the Vote：A History of Election，Fraud，and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1742-2004，New York：Carroll & Graf Publishers，2005，pp.103-105.
[40] Peter H. Argersinger，“New Perspectives on Election Fraud in the Gilded Age，” pp.673-674.
[41] “New York’s Pivotal Election，” Frank Leslies Weekly，November 16，1889.http：//www.accessible.com.proxy-iup.klnpa.org/accessible/print（2017年8月17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