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移民与政治腐败的关系

从外来移民在镀金时代政治腐败中的角色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类是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入境的移民及其后代，他们到镀金时代已长大成人，是当时美国两大政党——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地方基层的代表和以党团利益为纽带的“政党机器”（Party Machine）中的骨干，其中不少人在各地城市扮演着党魁即“市政老板”（City Boss）的角色。“政党机器”是由一小撮党棍组成的、在结构上具有明显等级制度的政治实体，而“市政老板”则是指政党内形成的一种以党魁为首的权力网络系统。据美国学者的研究，在20世纪初被调查的20座城市的市政老板中，5人的父亲是土生美国人，2人的母亲是土生美国人，15人的父亲和13人的母亲都是外国出生的，其中爱尔兰裔的比例最高，占20位市政老板的50%以上，来自英格兰或苏格兰的移民后裔较少。他们大多属于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1]他们大多是在19世纪30、40年代出生的，伴随着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而成长，谙熟城市政治和经济环境变化，具有丰富的参与地方政治的经验，同时又通过各种手段积累了殷实的个人财产，因而被称为“政治商人”。^[2]从市政老板拥有的个人财产看，最高者超过1100万美元，最少者为60万，多数人在100万到500万美元之间。^[3]不言而喻，这些资源为他们在政治上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必要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基础。

第二类是美国内战后至1900年入境的外来移民，其中多数来自西北欧国家，而东南欧移民则居于少数。换句话说，从入境移民的来源和镀金时代美国城市腐败的起讫时间看，深陷政治腐败泥潭的移民主体是来自西北欧国家的移民及其后裔，而东南欧国家的移民则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因为东南欧移民大规模入境开始于1880年之后，其入境移民到1890年才上升到当年入境移民总数的35%，1900年达到68%以上。^[4]

无论移民来自哪一个国家，如此庞大且逐年飙涨的移民潮，给城市居民中并不占多数的美国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视觉和精神冲击力。

第一，由于多数移民不会说英语，经济上贫困，就业技能较弱，因而作为廉价劳动力，对所在地区的就业市场、工作条件与待遇等构成了威胁。

第二，在政治上，移民作为一个庞大的、没有选举权的劳工阶级，对美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与程序等不熟悉，因而被认为对其所在城市政治秩序构成了潜在威胁。

第三，在社会生活中，因宗教、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与习俗等方面与美国人差异甚大，加上许多人缺乏城市生活的经历，因而在初来乍到后的一段时期内，不经意间与美国人发生各种纠纷与冲突，或因其他原因而触犯美国的法律，所以移民的被捕率较高。

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人对移民在改善生活方面的冷漠，移民对不甚了解的新环境缺乏欣赏力，融入主流社会的态度变得消极起来。他们除了酗酒外，参与各类犯罪事件与日俱增，加剧了美国城市的社会犯罪、城市卫生和贫民区治安恶化等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渴望早日安居乐业的移民具有三种强烈的愿望：一是满足自身生存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包括就业岗位、贷款、福利、食品和医疗保健等；二是期望建立一种应对生存环境中随时出现的各种威胁的安全保障；三是希望找到文化与精神上的慰藉、同情和鼓励等。在这三种愿望中，前两种可以通过市政老板、警区负责人、政党俱乐部和企业老板等联络渠道完成，后一种可通过本民族的聚居得以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外来移民与具有移民背景的市政老板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的盟友关系。前者需要庇护和恩惠，后者需要政治选票。多数情况下，两者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移民社区的族裔领导人实现的。族裔领导人负责联络移民，向市政老板提供移民在入籍归化、就业和救济等方面的需求信息，在政治选举期间组织移民集体投票，市政老板则负责解决移民的需求，包括调节邻里矛盾，给予精神安慰，提供夏季野餐门票等方式，取悦选民。对于不愿意支持者，“每一种恐吓、欺骗和腐败的方法都被使用了……”^[5]。

在各地的政治选举中，移民是通过两个环节完成政治选举的。第一是提供虚假选民名单，甚至有时候“把死狗、儿童和不存在的人填充在选民名单里”。第二，在投票环节上，经常出现族裔领导人率领一群移民，辗转于几个投票站，车轮式投票，或者是在一个投票站，“按照交给他们的纸条上的名单，转着圈地一次又一次投票”，之后他们“还要依据纸条上的名字从一个投票站赶往另一个投票站，在往返的途中换衣服或者帽子”。^[6]

当然，市政老板仅仅有了作为政治“票仓”的移民群体的支持还不够，他们还需要商人的支持。商人一方面提供可供政治选举支配的资本，另一方面就是为支持市政老板的移民提供急需的就业机会。市政老板选举获胜后，通过减免税收和授予市政建设合同作为回报。对商人在市政腐败中的作用及其影响力，当时揭露黑幕的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做了精炼的评价。他写道：“最典型的美国公民是商人，最典型的商人是最坏的人。他非常忙。……他在圣路易斯向政客行贿；在明尼阿波利斯保护贪污分子；在匹兹堡筹划腐败；在费城与市政老板共敛财富；在芝加哥利用改革谋取私利；在纽约利用腐败资金击败好政府。他是一位伪善的骗子。这类大商人就是腐败的主要根源。”^[7]后来，有美国学者认为，斯蒂芬斯的评价“不偏不倚，相对地说不带情感”。因为来自欧洲的移民“容易受到影响，也容易被误导”，但是“商业与政治的联合”才是市政老板腐败的关键。^[8]

由此可见，在镀金时代的政治腐败中，外来移民、市政老板与商人构成了一种利益上的三角关系。早期移民或其后裔在正当机器中充当市政老板，后来的移民提供选票，商人在提供政治选举资金的同时，也因为需要雇用劳工，因而其安置对象主要是支持市政老板的外来移民。不言而喻，这种三角关系构成了镀金时代美国城市政治选举腐败的核心。

如果将移民与各地城市的腐败相联系，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市政腐败的高峰期，移民作为选民在一些城市的选民中的比例并不高，但是，当移民在城市选民中的比例达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美国历史最高峰的时候，城市腐败的高峰期却已经结束。例如，纽约市臭名昭著的特威德帮的泛滥是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上半期，在1868年的总统选举、国会选举、州长选举和市政选举中，纽约市22个选区中，只有8个选区的多数选民是外来移民，其比例最高的不过56%，其余14个选区中，移民所占选民的比例在39%到50%之间。可是到20世纪20年代初，纽约市35个选区中，外来移民所占比例均超过50%，其中有26个选区的比例超过70%，但纽约市的市政腐败高峰期却结束了。^[9]

再以芝加哥为例，尽管该市的市政老板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才彻底消失，但该市的政治腐败却在一战前已经被解决。然而，从人口结构看，芝加哥族裔参与政治的高峰期是在20世纪20年代。在此过程中，进入该市的移民来源也发生了转变。在1900年以前迁入的移民主要是德国人、爱尔兰人和瑞典人，此后是东欧犹太人、波兰人、捷克人和意大利人。他们在1920年和1930年芝加哥城市人口中的比例超过半数以上。^[10]

以上信息确定了两个事实：（1）移民在选举腐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若将政治腐败完全归咎于移民，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2）镀金时代的政治腐败是在内战结束后开始的，而东南欧移民主要是在1890年以后进入美国的，笔者在查阅1911年美国移民委员会40卷报告中，没有发现相关的系统性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