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夏商周时期的廉洁文化
在大禹传位给儿子启后，启建立了夏朝，“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为了维护统治，赢得民心，启即位之初，严于律己，粗茶淡饭，尊老爱幼，任贤用能。尧舜禹时代的廉洁文化还在延续。
一 “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因奢侈享受而失职
启刚即位时，继承了大禹时代的廉洁精神，但是随着权力和地位的巩固，他开始变得糜烂腐化，饮酒作乐，歌舞游猎，不理朝政。夏禹之孙仲康时，“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12]情况是这样的，“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沉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13]这是观测天象的官员羲和贪酒，不负职责，没有观察到日食，导致百姓惊恐失措，国家乱作一团。统治者发现这种失职行为正起因于奢侈享受，所以不得不派大军前去征讨，算是对廉洁政治的维护。到夏桀时，由于统治者自身暴虐无道，贪图享受，夏朝最终被属国商所灭。
二 殷汤官刑：反“三风”“十愆”
商汤是历史上的名君，他不仅自己体察民情，知人善任，还吸取夏桀亡国的教训，严格要求属下勤于政事，要求臣下像治水的大禹一样为民众建功立业。针对贪婪、奢侈之风日盛的情形，他令奴隶出身的伊尹制定整顿社会风气的法令。《（古文）尚书·伊训》记载了伊尹制定的“殷汤官刑”：“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于蒙士。”
在这里，伊尹指出社会风气不正，有“三风”，即“巫风”“淫风”“乱风”，有“十愆”，即“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殉于货色”“恒于游畋”以及“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这些过度的、无节制以及悖理的行为严重败坏了官场，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以致臣下不能匡正其君。而这些奢靡之风，一旦染上其一，官员丧家，国君则会丧国，所以不仅要严厉处以墨刑，而且还要以此教导那些刚入官场的人，以起警诫的作用。
殷汤官刑对于维持商朝官员的清廉勤勉确实发挥过积极作用，对于洁净社会风气也曾起了一定的作用。“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祗辟。”[14]意即从成汤到帝乙皆能成就王业，是因为明君贤相都考虑着治理国事，他们颁布政令很认真，不敢自己安闲逸乐，何况聚众饮酒呢？在外地的诸侯，在朝中的各级官员、宗室贵族以及退住在家的官员，没有人敢酣乐在酒中。不但不敢，他们也没有闲暇，他们只想使王德显扬，让长官重视法令。这些话表明，商朝初建之时，不仅廉政，而且倡导廉洁的社会风气，不沉湎于酒，不沉湎于娱乐，可见从王至臣子均知道奢侈淫逸亡国亡身的道理。历史记载可能有溢美之词，但是廉洁之风盛行应该是真的。
不过，这样的廉洁之风后来被破坏了。中丁之后，有九世之乱。第二十王盘庚鉴于贪财好利之徒太多，决定以身作则，迁都之后，宣布：“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15]也就是说，盘庚是行廉政的，任官决不任用贪求财宝的人，而是敬佩不断进取之人，尽力谋求安民养民之道。盘庚强调：“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16]也就是告诫各位官吏，千万不要敛财，而要努力建功立业，以获取民心。盘庚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营造一种廉洁的官场文化。
三 《尚书·无逸》：华夏民族的廉洁之道
遗憾的是，盘庚的廉洁教育对后代的影响并没有维持多久。后世周公总结说：“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17]这里，周公指出：殷王中宗，为人庄重谦恭，治理天下谨慎小心，不敢荒废政务和贪图安逸。因此，中宗享有王位七十五年。殷王高宗，长期在外劳作，知百姓辛苦。所以从不敢荒废政事和贪图安逸，享有王位五十九年。殷王祖甲，长期生活在民间，故而了解普通老百姓，也保护老百姓，因此享有王位三十三年。
作为对比，盘庚之后，“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18]这些帝王不懂得耕种收获的艰难，不管平民百姓的辛劳，只追求纵情享乐，自然亡国不远矣。值得注意的是，安逸享受还玩坏了身体，盘庚之后，继立的殷王也没有谁能长寿。他们中有的享有王位才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仅三四年。安逸也亡身。
这是历史的教训，商朝最后一个王纣更加暴虐和腐化，也不听劝谏，终为周武王所灭。
周朝初期，文、武、成、康听劝谏，行廉政，周公、召公、吕尚起了很大的作用。周公、召公、吕尚都是辅佐文王、武王推翻商纣建立西周的关键人物，也是辅助成、康达到大治的人物。这些人都了解安逸亡国的道理。
召公奭是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兄弟。吕尚即姜子牙，西周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召公以身作则，《毛诗序》歌颂说：“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19]文王节俭正直，德像羔羊一样洁，可见召公之功。吕尚倡导廉洁爱民，其在《六韬》中言，“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于己。此爱民之道也。”[20]倡导公正廉洁的社会风气，开明的君主要以身作则，少修建官室台榭，官吏清廉不苛扰盘剥人民，要爱民如子，忧民疾苦。这是吕尚向周公献的治国方法，总结起来就是“爱民而已”。
周公是殷纣灭亡的见证者，是辅助周武王、成王成就西周大业的亲历者，对于安逸亡国亡身自然深有感触。所以，在《（今文）尚书·无逸》中，周公一再劝谏君王：“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21]也就是要说，居官为政，切不可贪图享乐啊！要先懂得农业生产的艰难，然后才置身于安逸之中，这样就会了解小民百姓靠什么生存。知民之苦，才有可能行廉洁之政。
正因为经历了从商到周的王朝更替，周公、周文王、武王等都知道尚简崇廉的重要性。所以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22]文王不敢盘桓于游戏和畋猎之中，也不敢让众诸侯国进献赋税只供他一人享乐。周公希望以后的君王也是如此：“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23]这里，周公还强调要时时刻刻做到严于律己，不要自我宽慰说只今天权且纵情欢乐一下。真正廉洁的人是不找借口的，否则就会像商纣王那样荒淫亡国。
可以说，《（今文）尚书·无逸》中蕴含的正是华夏民族的为政之道、廉洁之道。
四 《酒诰》：忠告湎酒必会亡国
上文提到，在《（今文）尚书·无逸》中，周公强调，酒是最容易败德败廉的，“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他举了殷纣酗酒败国的例子。其实，周公还有很多关于酒的言论，讨论这种享受型饮食是否会成为国家的凶害，于是就有了中国较早的禁酒令《酒诰》。
为什么要禁酒？
历史的教训之一，酗酒是丧乱的根源。
《酒诰》一开始，周公就告诫康叔，酒不是好东西。“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24]酒不仅败坏人们的品德，而且是国家丧乱的根源。
历史的教训之二，酗酒亡国。周公说前朝“自成汤咸至于帝乙……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连娱乐都不敢，还敢喝酒？所以国家治理得很好。相反，他的子孙就不同了，尤其是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25]商纣王，好酒，丧失了威仪；放纵于酒，趁酒骄奢淫乐。结果，群臣狂饮，酒气熏熏，连上天都看不过去。所以，上帝对殷邦降下了灾祸，让其灭亡。
既如此丧邦丧国，周公认为必须戒酒。哪些人应该戒酒呢？“汝劼毖殷献臣，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矧惟尔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畴，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刚制于酒。”[26]
前朝殷国留下来的贤臣，王畿之外的诸侯，又朝中记事记言的史官，贤良的大臣和许多尊贵的官员，还有你的治事官员，管理游宴休息和祭祀的近臣，还有你的三卿，讨伐叛乱的圻父，管理农桑的农父，制定法度的宏父，这些人必须要强行断绝饮酒！
违反了禁酒令怎么办？
“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27]群聚饮酒，不可放纵，杀！殷商的辅臣百官酣乐在酒中，先教育；还不听，再犯，就不要再怜惜，也不要再赦免，同群聚饮酒者一样，也杀。
酒可不可以喝？可以的，什么情况下可以喝酒？喝多少为宜？
“祀兹酒”[28]“饮惟祀，德将无醉”[29]，也就是祭祀时可以喝酒，但是不能喝醉。前朝留下来的殷民，努力耕作，农业丰收了，“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30]敬父母，一家高兴，可以喝酒庆祝一下。这是质朴淳厚的民情风俗，要禁的是官员饮酒，而不是禁止民间庆祝丰收和孝顺父母的家庭酒宴。至于各级官员，在敬老人和长辈时，可以喝酒。“尔大克羞耇惟君，尔乃饮食醉饱。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尔尚克羞馈祀，尔乃自介用逸。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兹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31]因为“燕飨之礼”的需要，官员们可以喝酒，但是要自始至终观察酒局变化，掌控着酒量。要注意在醉眼蒙眬之际立即道谢辞别。否则，可能因为醉酒失态，丢了礼节，反而破坏了“燕飨之礼”，这也是对长老和宗主不敬。因此，何时留饮，何时离去，都要合乎规矩，不可失了酒德。所以，无论是宗族长老的燕飨之礼，还是宗庙祭祀之后众相酬酢，都要诚恳地顾及自己是王朝的官长与职事，还要想到上天依顺善德，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供职于王家的官员身份。[32]
总体而言，周公认为，不管在什么情形下，各级官员都不应该饮酒失度。周公谆谆教导说：“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33]这是此前西周能够得到天下完成重大使命的原因，这是历史的经验。
显然，周公的戒酒令虽是针对全体社会成员而颁示的，但面对不同对象会有所区别，如对殷人和周人有区别地使用法律禁酒，戒酒的对象也主要是王公贵族和政府官员。因为这些人有机会搜刮民脂民膏，有条件狂喝暴饮，从而腐化堕落，败坏社会风气。之所以要约束他们，是因为这些政府官员是国家政权的直接掌控者，其饮酒乱德会直接威胁国家的命运和政权的稳定。
周公自觉以殷为鉴，一方面体现了周公宽以治民、严以治吏以及尊重民俗的治理智慧，另一方面以颁布戒酒令为契机而宣扬的尚俭保民意识，影响了成王，也影响了西周初年人民的精神面貌。顾炎武评论说：“成康以下，天子无甘酒之失，卿士无酣歌之愆。”[34]这种戒奢、戒骄、戒饮的社会风气的营造，直接奠定了“成康之治”的思想基础。
五 “六廉”：考核官吏的第一要素是“廉”
西周初期，文王、武王之后，又出现了成康之治，奴隶社会达到鼎盛。成康之治是成王、康王对内推行周公“明德慎罚”的主张，节俭治国，缓和阶级矛盾的结果。治国方面，在讲求廉洁政治之外，那时还有一套整饬吏治、惩处违法以维护廉洁的《六典》《八法》。根据《周礼·天官冢宰·大宰》记载：“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35]其中的“刑典”用以惩罚天下的作乱之徒，惩罚违法分子，纠察民众，以维持社会秩序。治理官府则依靠“八法”，即“一曰官属，以举邦治。二曰官职，以辨邦治。三曰官联，以会官治。四曰官常，以听官治。五曰官成，以经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纠邦治。八曰官计，以弊邦治”[36]。
治理官府时，则有考核，即“官计”。官计提出了考核官吏的六条标准，据《周礼·天官冢宰·小宰》记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37]廉善指善于行事；廉能指为政的能力；廉敬是敬守职位；廉正是品行方正；廉法是守法不移；廉辨是头脑清醒，临事分明。官吏考核的这六个标准，实际包含三个层面：法律层面的“廉法”，道德层面的“廉敬”和“廉正”，能力层面的“廉善”“廉能”和“廉辨”。这“六廉”体现了中国古代考课制度中坚持道德考课与能力考课并重的特点，因此考核官吏的“六廉”思想的形成是我国廉洁政治思想的重大发展，它表明古代中国对官吏的要求，廉是根本。“六廉”思想突出体现了中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中的德能兼顾、以德为先的特点，为中国古代官员为官从政确立了基本的道德行为准则。
六 “六征”：德才兼备，以诚、廉为重
实行廉洁政治，重在选拔有德官员，如何选出这样有德的廉吏呢？《大戴礼记》有《文王官人》，“官人”即以人为官之意。如何观察一人是否适合为官，文王之法有六个方面。即：“一曰观诚，二曰考志，三曰视中，四曰观色，五曰观隐，六曰揆德。”[38]当成王问及“惟民务官”而如何方能“论用有征”时，周公向成王提出“六征”之说，从内容来看，其大体与文王之法同，当出一源。周公之语见《逸周书·官人解》。周公说的“六征”：即“观诚”“考言”“视声”“观色”“观隐”“揆德”。
周公在六个方面都注重了对“廉”的考察，我们将放在第一位的“观诚”的内容录之如下：
一曰富贵者观其有礼施，贫贱者观其有德守，嬖宠者观其不骄奢，隐约观其不慑惧，其少者观其恭敬好学而能悌，其壮者观其连接务行而胜私，其老者观其思慎，强其所不足而不逾。父子之间观其孝慈，兄弟之间观其和友，君臣之间观其忠惠，乡党之间观其信诚。省其居处观其义方，省其丧哀观其贞良，省其出入观其交并以，省其交友观其任廉。设之以谋以观其智，示之以难以观其勇，烦之以事以观其治，临之以利以观其不贪。滥之以乐以观其不荒，喜之以观其轻，怒之以观其重，醉之以观其恭，从之色以观其常，远之以观其不二，昵之以观其不狎。复征其言以观其精，曲省其行以观其备。此之谓观诚。[39]
这其中，“嬖宠者观其不骄奢”，“省其交友观其任廉”，“临之以利以观其不贪。滥之以乐以观其不荒……醉之以观其恭，从之色以观其常”等句，更是特别强调了被观察者的品格，办事是否廉洁，是否克服私利；交际朋友，是否诚信与廉直；在利益面前，是否贪婪；在享乐之时，是否逸乐过度。在酒醉之时，是否把持得住；在女色面前，是否保持常态。
在“考言”中，亦有考察廉洁方面的内容，“深道以利而心不移，临慑以威而气惵惧”；“置义而不可迁，临之货色而不过，曰果敢者也”；“宽顺而恭俭”；等等。[40]这里，如何考察呢？用利益引诱，看其意志转不转移；面对恐吓威胁，气节是否屈服；立身于义，会不会转变立场；面对钱财美色，会不会顾盼失节；宽顺而恭俭的也是心志平稳可用之人。
在“观色”时，要观察“喜”“怒”“欲”“惧”“忧”五气，这其中提到“欲色妪然”，即贪欲之情必会表现出苟安贪婪之情。而“诚洁必有难污之色”[41]，即真正洁净之人，一定是呈现难以污染的神情，这是内心感情的自然表达，掩饰不来。
在“观隐”时，认为：“民生则有阴有阳，人多隐其情、饰其伪，以攻其名……有隐于廉勇者。”即“□言以廉，矫厉以为勇，内恐外夸，亟称其说，以诈临人，如此，隐于廉勇者也”[42]。何为“廉勇”？就是那些说大话以显示自己廉正，故作粗暴以显示自己勇敢，内心恐惧而口出狂言，反复称道自己的观点，以狡诈待人的人。显然，对于这种隐饰于廉勇的人要注意察别。
在“揆德”时，人有各种德行，其中就有“直方而不毁，廉洁而不戾，强立而无私”[43]之人，这种人身有方术而不丢弃，廉洁自爱而不休止，刚强自立而无私心。这种人才是应被考核为廉洁的人，是值得信任的“有经者”。
这些论述是周文王教导太师，是周公告诉周成王用来考察人品之高下、评定才能之优劣的标准，这既是“观人”的标准，更是观察官吏以及用人的依据。也是我国较早关于考察、鉴别官吏贪廉的系统论述，对后世选拔廉洁官吏有深远的影响。
七 “五过之疵”：司法行为中的反腐败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较早就注意到了行业不正之风，尤其是对司法行业违法乱纪的渎职行为进行了反击，目的在于营造司法行业的廉洁之风，用法律来反腐败。
周穆王命吕侯制定《吕刑》。在《吕刑》中，周穆王以制度化的方式规定了对司法人员不行廉政的处理办法。周穆王说：“吁！来，有邦有土，告尔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44]
这段话，前一部分是讲法官对原告、被告的讼词进行核实后按照五刑五罚进行公正的处理。如果处理不公正，存在“五过”，就要对法官进行处罚。所谓五过，一为惟官：秉承上意，畏惧权势；二为惟反：利用职权，报私恩怨；三为惟内：内亲用事，暗中牵制；四为惟货：贪赃受贿，敲诈勒索；五为惟来：接受请托，徇私枉法。一旦发现法官有这五过，那么法官的罪就与罪犯同等。也就是说，司法官必须承担罪责相当的法律责任，强调了用刑罚惩治腐败的必要性和严肃性，体现了西周统治者对司法的监督，这是反行业不正之风，是在行业中通过惩罚腐败来推行廉洁政治。
对于这些腐败犯罪究竟如何惩处，因文献散佚已难得其详。但从《吕刑》中有墨、劓、刖、宫、大辟刑来看，惩罚应该很重。之所以重，是因为贪污腐败是社会的丑恶现象，腐败的主体又是握有权力的官吏，它不仅损害政府形象，而且危害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国家的稳定。所以，周穆王一再强调制定《吕刑》的目的就是要严惩官吏贪赃枉法，以达廉明的政治。《吕刑》把反对贪赃腐败明确写入刑法，开创了运用法律反腐败的先河。[45]
西周末年，西周奴隶主贵族日益腐化，周厉王逃奔于彘。太子靖在镐京即位，是为周宣王，周宣王命毛公治理邦家内外，针对政治腐败，对臣民进行了训诫，意图扭转父亲周厉王时的那种政治风气，力图开拓出一个不荒怠政事，不壅塞庶民，不让官吏中饱私囊，不欺负鳏公寡妇，不酗酒，尽职尽责，时刻勉力，恭记祖训的廉洁时代。这样的廉洁风气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又不行了，周宣王的儿子周幽王即位后碌碌无为，国家再次衰败，西周终被犬戎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