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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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这不仅是社会政策,还事关社会公正

◎约翰·L.杰克逊

这本该是一项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某些标准来看,这是一个颇为异想天开的想法。美国HBO电视网创立于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它因为各种原因并不被大家看好。

首先,专家们并不确定整个HBO电视网的商业计划所依托的技术是否可行,这项技术要从位于遥远外太空的卫星上面发射波束信号到达遍布全国城郊的电视。先不说地下电缆的事,很少有人愿意或能够保证这些卫星会待在既定的轨道之上。也就是说,如果有任何金属装置落回了地球,那么就需要为那些不知情的受害者和他们的财产损失制定相应的保险政策。

即使卫星不会从天而降,一些严肃的政治和经济势力也在联合抵制这项新兴计划。事实上,HBO电视网的经营者本想获得一些机构的支持,但这些机构似乎都在全力抵制这项计划。电影公司提供的电影授权不足,主要的广播电视网络也在拼命打击HBO。1975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FCC)甚至快要宣布他们的节目模式是非法的了。除此之外,HBO的运营商并没有任何真正的电视运营经验。

但是,这些挑战还不算最严峻的。HBO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大家都习惯了免费收看电视节目,没人可以保证会有多少人愿意付费收看电视节目。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时没人可以预见HB0公司会盈利乃至成为当今的传媒巨擘。但是,公司的早期经营者们并没有因为希望渺茫而退缩不前。因为电影公司提供的电影不够,HBO开始自己制作节目,凭借体育节目(特别是拳击节目)来打响自己的品牌。拳王阿里(Ali)和弗雷泽(Frazier)的《马尼拉之战》(Thrilla in Manila)是HBO有史以来首个通过卫星转播的节目,而两年前(即1973年)它还在用无线电播报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外的波尔卡节(polka festivals)。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反虹吸法”(autisiphoning decision)限制了HBO可供节目的类型,但它在1977年因为违宪而被宣告取缔。

而且,这些卫星从来都没有落到人们的脑袋上!

社会政策与实践学院(School of Social Policy & Practice,SP2)又被称为“宾大社会公正学院”(Penn’s Social Justice School),是宾夕法尼亚大学12个学院中最小的一个。它可以从HBO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故事之中学到很多东西。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想象一下,一家媒体集团给政策制定者以及他们的老师们上了一课,告诉他们如何克服重重阻碍,将一个崭新的世界从梦想变为现实。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社会公正、社会政策和社会改革这些领域,确实存在很多障碍,还可能遇到令人生畏的逆境。

挑战之一,我们很难将崇高的理念转化成日常现实。当某些理念(如自由、平等、包容、公正和爱国主义等)还非常抽象和概括,只是泛泛而谈的陈词滥调的时候,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会对此表示赞同。但是,一旦我们像政策制定者和社会活动家那样将这些理念付诸实践的时候,那些流于表面的支持者就开始感到压力了。

另一项挑战是选举政治中的党派之争。很多公共文化都围绕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展开:政治家总是利用24小时无休止的新闻宣传和永不停歇的竞选季去无情地、无差别地攻击对手。党徒们一点都不尊重政策,更别说公正了。如果另一方现在支持某项改革或建议,那么我们这一方就会反对它。请注意,我们这一方在过去的某个时期可能也支持过这项改革或建议。在当今的美国政坛之中,超意识和后意识并存。这个圈子里充斥着坚定无畏的新自由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不惜一切代价击败对手的激进分子,何谈政治理想!

也许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挑战是,长期以来美国公民对“谁才是合法的美国人”“成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我们对“我们”和“他们”的构成、忠诚度高还是低、同理心多还是少的界定都各不相同,有时甚至还相互排斥。我们政策的重点和对公正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界定的外延。当然,所有的生命可能都很重要。但是对我们来说,有些生命比其他的更为重要。

移民问题只是其中一个最为明显的政治考量问题。我们对相关政策的不同看法(如大规模驱逐出境、获取公民身份的途径、沿着南部边境建造围墙、提供安全的避难城市,以及禁止信仰某种宗教的个体入境)给“我们认为自己是谁”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可行的答案。从某方面来说,每次全国选举都是一次就“成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展开的全民公投,是对“谁重要”这个问题的投票表决。它不只受到某个具体政策立场的客观价值的引导,还关系着我们是否能够有效地沟通某项政策在伦理和实用上的软肋,关系着它对合理社会的界定——在这个社会之中,有些人应当获得我们的帮助,而另一些人只能听天由命。

每年都会涌现出一些突出的问题:福利改革、大规模监禁、税收政策和治安管理。我们所有人都被要求保持单一和连贯的观点。比如,我们是应该“拼死”抗议种族主义左右刑事司法系统而带来的致命后果,还是应该对这些公开示威置之不理,认为它们不过是一种反警、反美热潮的噱头?

甚至“社会公正”一词本身也存在争议。它是否意味着您提倡对财富进行再分配,抑或是一种确保美国的个人主义不会从一开始就被人操控的手段?理性者的观点存在分歧。而非理性者会进一步放大这些分歧,将其变为严重功能失调、难以解决的大众论战。

对我们某些国民乃至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政策与实践学院的某些成员来说,和“社会正义”相比,他们更乐意接受“社会影响”或“社会创新”这些说法。尽管另一些人对这种措辞嗤之以鼻,认为它只是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天真无知。人们往往很难清楚地区分各种哲学/意识形态的立场,但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政策与实践学院的师生们试图将其保持在一种有效的紧张状态中,这种状态和我们调动资本和国会的方式差不多——只要将两者有组织地调动起来,就能积极地推动社会改革。

社会政策与实践学院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中规模最小、收入最低的一个学院,一直处在沃顿(Wharton)的“阴影”之下,而沃顿是世界上全球知名度最高的商业品牌之一。我们学院和沃顿在社会型创业和有效慈善研究这两个领域上都有合作。我们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护理学院和教育学院一起合作,研究如何整体而全面地帮助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就事实而言,我们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里的所有学院都有合作。我们大力支持跨学科研究,因为任何单一学科都不能回答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也不能解决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必须指出,我在这本收录了多篇易读短文的书的引言部分介绍HBO的这个故事是因为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而背后的原因也不只一种。在社会政策与实践学院里,我们将自己的学生(包括社会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和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称为“变革推动者”。这些推动变革的人就应该像20世纪70年代初HBO的高管一样勇往直前。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无论遇到了怎样的制度、法律和物质上的阻碍,他们都愿意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行。对于我们这种规模相对较小的学院来说,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以学院的规模有限为借口,将目标设定得既不宏伟又不具有变革性。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HBO的这个例子也是因为一部正在制作的纪录片,它的创作者是一群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政策与实践学院、安尼伯格传播学院(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和文理学院的研究生。这部影片记录了人们在20世纪70年代创立HBO并由此改变了整个电视行业的经历。但是,这并不是故事的最终结局。人们改造世界的方式可能是潜移默化的,也可能是大刀阔斧的,但是他们永远都不能停留在自己的光环之下。HBO的经历也客观验证了这个真理。从某些报道中可以看出,HBO这个卫星电视巨擘发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当今一些新兴媒体的威胁,就像它在创立伊始威胁到传统电视的地位那样。这个20世纪70年代崛起的新贵是这个行业的老大,然而与奈飞(Netflix)和亚马逊金牌服务(Amazon Prime)这些流媒体服务后起之秀相比,其传统的订阅模式显得颇为陈旧过时。

没人知道美国电视行业的未来会是怎样的,更不用说美国社会的未来了。我无法预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会出现哪些值得全国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没有哪位专家学者可以提供全部的答案。但是,他们提出了一些必要的问题——以一种真诚而谨慎的方式,并期待这些投入能够带来积极的社会反响。这本收录了数篇重要文章的书也代表了这种尝试。

最后,您需要自行决定哪个问题对您来说最为重要。这也是民主的一部分。如果不审慎查证、细细询问,您就很容易跟着别人的剧本走。所以,对民主的要求才会如此之高。撰写这本书的专家学者们以自己或同事们在一些至关重要的社会问题上的研究为基础,为我们设想集体社会政策或社会公正问题提供了一些论据。其中一些问题(如枪支管制)早已成为美国政坛的主要议题。与现在相比,我们还应该在选举季花更多时间来探讨一些其他问题(例如,讨论如何更好地照料我们最年轻、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公民)。

作为21世纪的一位学术主管,有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虽然这些问题并没有出现在这本书里,但它们在我自己的(重要性)列表上高居榜首。而且,我收集与这些问题相关的证据不仅是想要支持我当前的看法,还特别想要了解我的假设何时、何故是错误的。

因此,请您在阅读时不要将这些文章视为真理,也不要认为它们能够明确地告诉您应该优先处理或如何看待哪些问题。相反,书中出现的事实、数字、理论和观点只是为您提供了一些可以使用的证据,而这些证据和那些影响着您及家人、朋友的生活的话题息息相关。您无须同意所有作者的结论,您甚至不需要接受他们的某些假设。当然,您也不会接受全部的假设。但您应该迎接他们的挑战,将所有可以整合的数据、专家意见和历史背景结合起来,用以理解那些对您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在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您要知道,这本书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在我们积极改造世界的时候,源源不断地帮助我们更批判、更谨慎、更有创造性地理解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