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方法
使儿童与家庭获得高效的服务。虽然我们呼吁大家去关注结构和体制方面的障碍，但是我们也不愿贬低社会工作者实际操作的重要性。拥有工具非常重要，但是社会工作者还需要接受一些培训，这些培训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对特定的群体和他们服务的目标人群来说最为有效的一些服务。社会工作者必须能对个案进行准确的筛查和需求评估，并在社区里拥有一定可供转介的资源，这样可以为儿童提供及时和有效的服务，从而避免虐待和遗弃的发生[13]。
传播和实施有效的策略。然而，只是承认社区资源的重要性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为辨别、传播和实施最有效的政策和实践策略而努力。目前，我们已经有了很多防止负面结果的政策。1997年颁布的《收养与家庭安全法案》（Adoptions and Safe Families Act）让收容变得更为长久，防止儿童在多个寄养机构里面搬来搬去。1974年出台的《儿童虐待防治法案》（Child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ct）为每个州提供了联邦经费，对涉嫌儿童虐待的指控和儿童死亡事件进行回应和调查。另外，《印第安儿童福利法案》（Indian Child Welfare Act）在1978年通过立法，它的目的是防止拥有印第安血统的美国儿童与他们的家人或部落断开联系。如果能够按照预期计划实施，那么所有的这类政策都能扮演工具性的角色，带来积极的结果并预防儿童死亡。我们需要极强的责任感和法律监管来确保个案的处理谨遵联邦法律。另外，还需要对这些法律进行评估以确保它们能够真正地改善儿童的状况。
资源的再分配。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用担心资金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分配这些资金。这些资源是否能够用到刀刃上？通常的建议是对资金进行再分配，雇用更多的员工来处理堆积如山的个案和管理资金。但是，资金支持并不能只停留在这一步。为了预防儿童虐待和死亡事件的发生，我们需要确保儿童和家庭能够获取并接纳新颖而有效的项目及服务。
培训。社会工作者和督导需要定期接受培训，这样才能确保他们知道哪些实践策略最为有效并知道它们的具体实施方法（或者至少知道社区里有谁接受过相关的培训并会实施这些策略）。他们还需要接受培训来学习如何监控案主随着时间推移而取得的进展，以及如何找到个案需要强化干预的关键时机。另外，关注那些接受儿童福利机构服务的个人和群体也是非常重要的。
发展和使用有效的决策工具。在寄养机构里面，有色人种儿童的数量出乎寻常的多，总的来说，这是由一连串的不公平引起的。与白人小伙伴相比，他们更可能被安置在寄养机构里，而且待在里面的时间更长。更糟糕的是，在过去的15年里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拉美裔和非裔的美国青少年更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精神卫生服务[14]。我们需要基于实证的个案决策工具、服务和项目来打破这个种族不平等的循环。我们应该努力工作，这样的话，无论儿童来自哪个种族和族裔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服务，让他们不再成为媒体笔下的众多早逝儿童中的一员。机构间的交流和合作很可能推动有效决策的形成[15]。
必要的预防。对那些喜欢谈论经济价值的人来说，研究表明，美国2008年因为新增的儿童死亡和非致命性儿童虐待事件总共支出了约1240亿美元。而2010年每个遭到非致命性虐待的儿童的治疗成本为201012美元，其中包括医疗费用、生产力的损失、儿童福利支出、司法成本和特殊教育支出。儿童死亡事件的支出是出奇的高，每死一个孩子要支出1272900美元[16]。从财政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将资金投入预防措施，从长远来看这样更省钱。
提供工作方面的支持。社会工作者需要帮助。如果还没有说服您的话，那就拿我自己（安东尼奥）——一名社会工作者的个人经历来举例。在获得社会工作硕士学位后的4年时间里，我一直都在调查有虐待儿童嫌疑的指控。我接受过相关的教育，参加工作前在一家儿童福利机构完成了为期一年的实习，但我在工作时还是感到全然的不知所措——不仅是因为堆积如山的待处理个案，还因为很多家庭的需求情况都很严重。我数不清有多少次案主要等很久才能获得服务和资源，也数不清有多少次不得不放手让孩子和家庭自生自灭。通过培训，我可以更好地以理论和事实为依据，在需要时结合案主的情况和背景进行一些调整。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处理就像给看似棘手的、不可能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如暴力、难以想象的各种各样的创伤、物质滥用、毒品交易、精神卫生问题、贫困、团伙暴力和无家可归等）贴了块“创可贴”。某天早上，我到办公室后发现自己被分配了一个这样的个案：一位母亲曾经26次刺伤自己年仅3岁的女儿。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家庭，但是我很快发现这个个案在不久之前就结案了，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位母亲接受了躁郁症（biopolar disorder）的治疗。我遇到了很多这样的案例，而且发现我见到的很多孩子和家庭是拉美裔或非裔，这些都激励我继续攻读社会福利领域的博士学位，从而帮助我解决之前遇到的体制方面的障碍。让我们共同祝愿，在我们的努力之下，未来的儿童福利机构不仅可以为社会工作者自身提供帮助，还可以为那些需要从各种各样的创伤和不公平待遇中走出来的儿童和家庭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