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中的官僚体制

社会工作者受雇于官僚体制，在这样的体制内，他们加班加点地工作，拿着微薄的薪水，也没有受到足够的培训和督导。他们必须对海量的个案做出回应，为了防止死亡、保护家庭以及提高儿童的安全和幸福感，他们需要对这些个案给予高度的关注、严格的评估和实时高效的干预。

2013年，超过40万儿童因为被虐待或被忽视而被安置在寄养机构里面^[1]。然而社会工作者把大量的时间、资源和精力都用在那些处于调查之中、尚未得到核实的个案，只有很少的时间能够用来回应那些需要密切监管和关注的个案。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处于调查之中的儿童虐待和忽视个案超过了200万个，其中约70万个被认定为存在遭受了虐待和忽视的受害者^[2]。社会工作者表示，因为需要协调工作上的多重要求，他们一直感觉压力很大^[3]。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儿童保护服务（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CPS）里海量的报告和调查，寄养机构中大量的需要照料的青少年，以及用来追踪决策过程的堆积如山的文件，都让许多社会工作者感到不堪重负。

美国儿童福利联盟（Child Welfare League of America）建议每名社会工作者接手的家庭不要超过17个。对某些个案来说，建议的家庭数量更少。例如，对宣称存在儿童虐待的个案进行初始调查的上限是12个家庭，而收养个案的上限是15名儿童。然而平均来看，儿童福利工作者手头的个案数量已经超过了联盟的推荐值，有时甚至超出了两倍或更多^[4]。位于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的美国社工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执行主席卡拉·达隆（Carla Damron）认为，如果等待处理的个案数量过多，那么社会工作者也许就没办法对一个可能的虐待个案做出准确的判断^[5]。更糟糕的是，社会工作者和督导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个案做出及时回应，这让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或动力经过深思熟虑来做出决策^[6]。于是，在这样的压力下，他们很可能会通过一瞬间闪过脑海的心理捷径或图示来决定某个孩子一生的命运^[7]。

使用这种捷径会带来很多负面的结果，包括无法开展及时而周密的儿童保护服务调查，不能及时而持续地提供服务，无法让服务对象稳定地待在同一家安置机构（而不得不反复地从一家移到另一家），以及不能与孩子和家庭进行有效的沟通。这些结果导致很多孩子“得不到应有的帮助”。更惨的是，有些孩子甚至会像加布里埃尔那样，成为全国1500多个因为被虐待和忽视而早逝的儿童中的一员。更令人悲伤的是，在这些早逝的儿童里面，有约80%还不满4岁^[8]。

社会工作者非常容易出现职业倦怠，而管理的个案数量太多也只能部分解释这个现象。大量研究表明，社工所处机构并没有对他们进行足够的培训来帮助他们提供符合（案主所处）文化的照料服务，也没有提供足够的督导，社工日复一日地工作，而因为他们所处的工作环境压力大，员工流失率极高。更为火上浇油的是，严格的官僚体制政策和程序让社工缺乏自主性^[9]。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期待社会工作者们能够及时而有效地筛选和调查转诊个案，并保障他们的安全和幸福呢？

很多进入寄养机构的青少年也面临着很多来自其他照护机构的挑战，这些机构包括执法机构、少年管教所、精神卫生机构及收容所等。然而社会工作者经常反映，他们很难和来自其他照护机构的人员进行交流与合作。在评估和监控结果的时候，缺乏有效的信息和数据共享会给服务供给带来一些纰漏。在我们和同事合作的一项研究中，一位个案管理者提到，“提供服务当然很好，但如果您接纳不了这么多的转介，或是让我们很难转介或很难让我们的当事人真正获得（精神卫生）治疗，这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障碍”^[10]。除了大量的待处理个案、高员工流失率和缺乏跨机构合作之外，儿童福利机构还面临着预算危机和招聘冻结，并需要为空缺的岗位招募和挽留合格的人才，以及开展耗时的最佳实践^[11]。

要开展基于实证的、有保障的实践来减少儿童虐待和忽视问题取决于很多外部原因，例如，和其他机构的接触与合作，是否拥有信息、数据管理、资金、训练有素的员工和技术等^[12]。除非能够清除结构和系统方面的障碍并让社会工作者拥有可随意支配的工具和资源，否则预防不良的后果和杜绝儿童死亡事件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这让我们再次意识到，当儿童死亡或是儿童和家庭出现不良后果的时候，我们不能一味去指责社会工作者。相反，我们必须关注事件发生的背景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和官僚体制，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社会工作者是否以及如何保障儿童的安全性、可持续性和幸福感，也决定了体制性障碍引发和加剧不公正、不平等的途径。这样做能让我们了解，官僚体制的改变是如何帮助社会工作者更有效地保障儿童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