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电车业的研究
1.新中国成立前的初步探讨
1915年1月，甘作霖即对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的电车公司经营模式和设备管理等方面做出梳理及建议。[46]1917年，眉叔通过简述电车的发明史，指出“电车之发明，于各种电气机械中为最早”，斯时“乃风行于全球，而得今日之盛况焉”。[47]同年，谢仁对电车铁道与汽车铁道做出比较，认为“电车铁道即利于街市郭外连城与干路之交通，并着种种奇效。吾国果能以电气铁道为交通计划，于大都巨镇创设街车，则市镇之交通即便，人民之事业自进”。[48]至1926年，有学者指出电车、公共汽车等新式公共交通尚未开通前，城市居民的流动性受到客观限制，往往同住一城，却“常有数年不相谋面者”。[49]是年，沙公超则认为，因电车通行存在资金挹注大、技术要求高等特征，其时“吾国商埠中之有电车设备者”，仅上海、香港、天津、大连、抚顺、北京六处而已。[50]
至20世纪30年代，董修甲《京沪杭汉四大都市之市政》第三章第五节专事探讨“电车与公共汽车问题”，并认为“宜乎（中国）各都市，均以公共汽车代电车业”。[51]是年，付荣恩《江浙市政考察记》一书则对近代至成书时期江浙（包括上海）地区公共交通的情事稍带涉及。[52]随之，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电政编》第六章第三节亦对其时上海、天津、北平、大连、广东、南京、抚顺、奉天等各地电车的资金筹备、行驶路线、营业收支等进行简述。[53]抗战前，外人H.O.昆则对其时三大都市（上海、天津、北平）人均每年乘坐电车的次数展开研究。[54]而吴琢之则从运输价值、经济条件和建设国防等视域，指出中国大都市应以公共汽车替代电车成为城市交通的主流工具，与上述董氏论点趋同。[55]与此同时，一些论著和调查统计亦对其时上海电车事业做出史料性梳理，如上海特别市公用局编《上海特别市内华法水电交涉汇编》（1929年编印）、徐国桢《上海生活》（世界书局，1932）、上海市地方协会编《民国二十二年编上海市统计》（1933年8月编印）、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市政概要》（1935年编印）、柳培潜《大上海指南》（上海中华书局，1936）、上海市公用局编《十年来上海市公用事业之演进》（1937年编印）、赵曾珏《上海之公用事业》（商务印书馆，1949）等。然客观而论，斯时研究多为叙述或建议，专事电车与城市变迁的成果尚未出现。
2.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
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该领域研究几陷于停滞。自20世纪90年代起，相关成果得以萌现并次第展开。迄至现时，关涉战前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的志书和专著，不断付梓问世。[56]
其间，研究论文亦持续涌现。譬如，廖大伟认为，上海华界公共交通如电车、公共汽车等，在城市现代化演进中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57]何益忠则通过对当时电车、马车、小车和行人的交通行为的研究，展示开埠后上海城市社会中的中外双方在民族情感、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冲突，进而探究隐藏在冲突背后的真正根源。[58]刘椿在20世纪初期民间资本式微的背景下，管窥上海城市客运与官商管理模式变迁的内在联系。[59]徐涛则揭示自行车对上海乃至中国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意义。[60]方华从公共交通系统的路政建设、交通工具的嬗变、交通法规培养市民意识等方面，探讨电车等公共交通在上海城市发展中的作用。[61]而张松等以近代上海的租界扩张和道路建设为背景，从租界电车等公共交通线路分布、客运量增长和交通管理等方面对其发展演进过程进行回顾，剖析公交线网密度与地价分区之间的耦合关系，发现该业发展演进对都市空间和市民生活的近代化产生较大影响。[62]
值得强调的是，陈文彬以1908～1937年上海城市公共交通为视角，比较近代上海华界和租界电车等公共交通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方式，以此分析不同政体下公交行业的管理得失及对区域公交发展的制度性影响，并重点研究公共交通与近代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其对移民社会与市民生活的重要作用。[63]嗣后，陈氏通过传统人力交通工具向现代机动公共交通方式的转变进程，阐释城市节奏演进与近代上海公共交通结构变迁的关系；[64]从公共交通的专营权设置、专营制度内容及租界当局管理专营权的基本理念等方面，对近代上海公共交通专营制度进行述评；[65]再通过公共交通使市民生活空间拓展、日常流动性增强、公共意识提高、权利观念觉醒等视域，探讨该业为近代上海城市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66]
并且，李沛霖专事对近代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的主干——电车业展开研究，通过人口需求、人口压力、人口流动等视角，析论公共交通与城市人口的交互；[67]以时尚理念、公共参与、国家利权的多重维度，探索公共交通对城市“现代性”的作用及影响。[68]除此而外，还有学者通过管窥人畜力交通工具与近代上海社会的关系，对电车业发展及与其他工具的博弈情事捎带涉及。[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