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推行，金融自由化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新特征，扩大再生产方式发生改变，货币量的增加不再是依靠政府发行货币，而是通过金融市场本身创造货币流量。伴随着工业经济利润率的不断下降，过剩的产能资本出于逐利的本性开始流向利润率更高的金融部门，金融资本开始相对独立膨胀和扩张。自此，金融业在资本主义国家跻身为所有行业的顶端，成为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和主导力量（Foster，2007），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朝着金融化的方向加速前进，金融资本和金融部门日益成为经济活动的重心。于是，资本家从以往生产产品创造剩余价值，转变为通过创造金融工具以分割剩余价值来获取利润（鲁春义、丁晓钦，2016）。资本主义国家这种金融化的经济模式尽管带来了暂时的经济繁荣，却忽视了金融部门本质上是非生产性的，一个国家的现实生产力并不能依靠金融机构和金融部门的扩张来提高。金融资本需要依靠将实体经济部门剩余生产价值进行不断转移来完成积累。也就是说，金融资本的利润来源是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因而如果没有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作为利润支撑，金融资本的高利润难以具有持续性，从而出现了金融繁荣与生产萎缩并存的经济状况。如果资源向金融领域的转移过度，势必会使非生产领域呈现虚假性繁荣，同时，还会导致货币资本化过度及虚拟资本化过度，加剧资本的流动性与投机性，从而使资产泡沫进一步放大，不仅损害金融市场的效率，也会影响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都折射出发达经济体金融化与实体经济的现实矛盾。

经济金融化特征表现为四个方面，即相对于非金融部门而言金融部门的扩大膨胀（Sweezy，1997；Foster，2007），非金融部门获利渠道的金融依赖化（Krippner，2005；Orhangazi，2008；Demir，2009；鲁春义、丁晓钦，2016），食利阶层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权力化（Crotty and Epstein，1996；Epstein and Power，2003），金融体系业务全面证券化（Philips，2003；Aalbers，2008）。这些表现之间并非独立的，而是相互促进的。这也就意味着，在不受外力影响的情况下，经济金融化的程度会不断提高。尽管学者对于金融化的界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可以达成的共识是：金融部门或者金融资本与产业部门或者产业资本相比，有着不同的性质和运行规律，金融化意味着在量的方面，金融部门或金融资本能够获取更多利润；在质的方面，金融部门或金融资本的地位占据主导性。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我国的金融化进程进入一个特殊的阶段：一方面，宏观经济发展减速、工业企业利润下降；另一方面，金融投机活跃、金融资产收益率高涨，导致社会总体杠杆率进一步加大，经济金融系统愈发脆弱。自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时期，2012年GDP实际增速为7.9%，跌破了8%，是1999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的最低值，表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已告别超速发展阶段，开始正式步入中高速增长阶段。2016年我国GDP实际增长率仅为6.7%，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而同期，金融资产规模（不含衍生品）大约为380万亿元，是GDP的5倍多。金融资产不仅存量规模大，而且近年来以每年新增30万亿～40万亿元的速度增长。金融资产规模的急剧扩张与宏观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直接导致了我国总体杠杆率的进一步加大，企业杠杆率已超过了国际警戒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债务杠杆，加剧了经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投机性和风险性，存在债务危机的隐患。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的流动性并没有改善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央行释放的资金发生了“空转”，并没有全部进入实体部门，出现了资金脱实入虚、资产泡沫化的现象。

由此可见，金融化是一把双刃剑，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衍生出不少弊端。金融化是伴随市场经济发展和金融深化的一个过程，金融化现象将作为一种长期趋势持续下去。因此，深入理解经济金融化的本质及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探究如何在经济金融化的背景下更精准、更有效地制定和落实宏观调控政策，促进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和服务支撑作用，避免过度金融化，对当前我国的经济转型和金融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