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
人类(甚至包括整个生命世界)建立的周围世界对其自身而言具有非凡的意义,它实际上是将生命体的主观世界和其面对的客观世界用符号进行了串通融合,成为一种新的意义世界。于人类社会而言,通过建模来模塑天地万物,使之秩序化,为其所是,“有机体不只确立习惯、规则或关系,它们还使之合法化”。[31]特别是对于人类社会秩序而言,最好的规训是将这种秩序神话化。现实人间的等级制度,如果将之神话化,则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品格,于统治秩序而言,则是不可怀疑的长治久安之策,所以后世董仲舒《春秋繁露》有“官制象天”之说,认为“王道三纲,可求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人间王道君臣秩序乃是天地阴阳自然世界之模塑。东汉《白虎通》亦有“爵法三光”之说:“王者受命为天地人之职,故分职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于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师。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天有三光然后而能遍照,各自有三法,物成于三:有始、有中、有终,明天道而终之也。”(《白虎通·封公侯》)人间统治秩序、人事安排等乃是象天道而成,对天道的模塑,建构了人类社会的政治秩序,这种秩序自然具有不可怀疑的品性,也即是罗兰·巴特意义上的“神话运作”,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变成合乎“自然”本性的神话。
[1] 祝东,文学博士,兰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化符号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先秦典籍中的伦理符号学思想研究”(16XWW002)阶段性成果。
[2]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4,第30页。
[3] 〔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9,第42页。
[4] 姜李勤:《〈文子〉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17,第13页。
[5] 洛特曼:《主体世界与符号域》,汤黎译,《符号与传媒》2013年第1期。
[6] 彭佳:《自然文化:概念、功能和符号学维度》,《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7] 〔英〕科布利:《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周劲松、赵毅衡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59页。
[8] 〔英〕科布利:《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周劲松、赵毅衡译,第53页。
[9] 祝东:《论〈老子〉的“自然”符号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10] 康澄:《文化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河海大学出版社,2006,第33页。
[11] 〔美〕西比奥克、〔加〕德尼西:《意义的形式:建模系统理论与符号学分析》,余红兵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第4页。
[12]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49页。
[13] 郭沫若:《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第32~34页。
[14] 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133页。
[15] 本文所引帛书原文及译文主要参考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并参考了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为彰显文义,方便阅读,对异体字和假借字不再标注原文,下同,不另注。
[16] 〔美〕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第55页。
[17] 吴龙辉:《原始儒家考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160页。
[18] 祝东:《论形名:从语言规范到行为秩序》,《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
[19]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人民出版社,1985,第297页。
[20] 徐小霞:《佛教像似符号探究:以大日如来的再现为例》,《符号与传媒》2017年第2期。
[21] 刘文英:《中国古代时空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1页。
[22] 刘文英:《中国古代时空观念的产生和发展》,第10页。
[23]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234页。
[24] 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第276页。
[25] 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1页。
[26] 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第283页。
[27]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第546页。
[28]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438页。
[29]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154页。
[30] 丁原明:《黄老学论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第236页。
[31] 〔英〕科布利:《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周劲松、赵毅衡译,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