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空间：天地阴阳与尊卑等级

人生天地之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每天面对的是昼夜交替，在交替之中产生了阴阳观念。所谓“阴”，《说文》谓“水之南，山之北也”，而“阳”则与之相反，《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云“水北为阳，山南为阳”，注云“日之所照曰阳”，^[12]意思很明显，阳与阴，本指日光向背之处，向日之处为阳，背日之处为阴，是表示空间位置的词语。这在先秦文献之中也是有印证的，如《诗经·大雅·公刘》云“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这里的阴阳即是山北山南这一本义。当阴阳与“气”结合时，产生了阴阳二气的观念，如《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幽王二年地震，伯阳父评论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阳为蒸，向上发展，阴为迫，向下发展。《庄子·田子方》云：“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肃肃为阴自天而下，赫赫为阳自地而上，阳与阴并非静止的上下相对，而是处于运动之中，如此交互激荡，才能生“气”生“物”。伯阳父认为阴阳不能流动故有地震，地震导致川源堵塞，国家危矣。进而将自然之阴阳失序与社会之变化（亡国）联系起来，赋予阴阳社会性内涵。《老子》则将世间万事万物与阴阳联系起来：“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万物在阴阳二气的激荡之中交汇融合，生生不息。《庄子》中阴阳出现的频率就更高了，据笔者统计，仅阴阳合用就达23次之多，阴阳与人事的结合愈发频繁：

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庄子·人间世》）

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庄子·大宗师》）

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庄子·则阳》）

据郭沫若《金文所无考》所云，金文中天若皇天等字样多见，均可视为至上之神，但是跟“天”相配的后土等字样则没有看见，“地”字也不可见，而所见“土”字均是本义，“用为神祇之例绝未有见”，因此推断“地”字当是后起之字，地与天为配为万物父母之意应是后起之事。^[13]《史记·管晏列传》中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以上诸篇可能保留有管仲遗说，其中《山高》即被认为是现存《管子·形势》篇，其中有云：“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这里就出现了天、地对应的概念，认为无论是天地，还是春夏秋冬，都有其规则和顺序，管仲为春秋时人，说明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天地的观念。与之相应的则是阴阳观念。如白奚所言，将阴阳引入社会领域，用于解释论证社会现象，特别是政治伦理问题，首推《黄帝四经》。^[14]如《黄帝四经·称》云：

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大国阳，小国阴；重国阳，轻国阴。有事阳而无事阴。伸者阳而屈者阴。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娶妇生子阳，有丧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客阳主人阴。师阳役阴。言阳默阴。予阳受阴。诸阳者法天，天贵正；过正曰诡，□□□□祭乃反。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不争。^[15]

这是一段纵论天地阴阳的文字，将事物按照阴阳缕分，实际上这种情况如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所言，在古籍中是很常见的，如《说苑·辨物》《鬼谷子·捭阖》《春秋繁露·阳尊阴卑》等篇章中皆有类似的说法。如前文所言，阳与阴本是指日光向背之处，是表示空间位置的词语，当阴阳与气的观念结合的时候，阳气向上，阴气向下，“阳清为天，阴浊为地”，而与此对应的则是天上地下，这样天地与阴阳在关系上形成一种构造类似，也即图表式相似，如皮尔斯（Peirce Charles Sanders）所言，“许多图表（diagrams）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它的对象，它们的像似性仅仅存在于各自组成部分的关系之中”，^[16]当这种同型结构进一步抽象的时候，如只是提取出其上/下的这种品质，就形成比喻式相似，由此就可以理解《黄帝四经·称》这段材料中的系列关于阴阳的比配，天与地，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君主与大臣，居上位者与处下位者，男与女，父与子，兄与弟，年长者与年少者，高贵者与卑贱者，显达者与穷困者，长官与士兵等，皆有一种上与下的关系，这些事物在人类秩序中本来也处于一种上/下等级结构之中，而思想理论界进一步将其与天地阴阳的这种上下关系结合，并以天地阴阳为范本进行建模，反过来以这种模型来指导人间秩序。

一般认为，模塑（modeling）即是用符号建模的生物活动能力。模塑概念出现在萨丕尔（Sapir）所用的“塑形”（patterning）这个术语中，用以指文化和语言原初的、专门的组织：文化塑形和语言塑形。在符号学中，模式以相似性或同形思想作为基础，因此同皮尔斯所理解的相似符号彼此相关。模塑应该由两个部分组成，首先是模仿，这是一种生物性本能，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都有这种模仿的本能，这也是动物生存的基本能力；其次是建模（model），也即在模仿的基础之上，用符号模仿并建构模型，用符号来表征、建构生命体对世界的认知，并以此进行信息交流。人类的语言则是一套特殊的建模系统，语言能够无限制建立模型，以此表征无限可能的世界。如乌克斯库尔认为，语言（language）是专门设计来产生和组织世界观的，话语（speech）是为交流的目的而适应性地从人（Homo）身上衍生出来的。人因此而有能力建构各种可能世界，赋予有限的要素无限的含义。某事物通过该过程而在模式或图式——无论是想象中的还是真实的——基础上得以实施或再现。

本乎此，就容易考察阴阳天地的关系模式来拟配人间社会的等级秩序：“贵贱有别，贤不肖衰也。衣服不相逾，贵贱等也。”（《黄帝四经·经法》）贵与贱，贤与不肖，是有等级差别的，这些在衣物日用之中皆有等差，而这种身份等级是自周公等西周初期统治者创制礼乐文化之时就业已建构起来的制度，稷下黄老学派的学者将其与天地阴阳拟配，使之理论化，使其含义扩充。吴龙辉指出：“稷下学派通过对天地自然现象的观察总结出一套天道变化运动的规律，如度、数、阴阳五行等。在他们的学说中，这些有关天道运动的概念往往被直接引入到他们的政治理论之中。”^[17]也就是说，对天地自然进行观测建模之后，用一套符号系统来模塑了自然关系，并进而以此来规范社会秩序和建构人伦秩序。这样根据建立的“天地”“阴阳”框架，将事物之间的对立性与差异性尽皆纳入其中，形成一种解释的普遍元语言，由此来建构人类的秩序：

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杀、柔刚。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贵贱之恒位，贤不肖不相放。畜臣之恒道，任能毋过其所长。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凡事无大小，物自为舍。逆顺死生，物自为名。名形已定，物自为正。（《黄帝四经·道法》）

根据天地之“恒常”的特征，将天地上下以及引申而来的观念（如尊卑贵贱等）神话化，事物之存在皆有其空间位置，而对这种存在的建模，如确定形名，“名形已定，物自为正”，“名”其实就是人类面对自然世界的初级建模，也正是因为有名，万事万物才由混沌的星云状而趋于秩序化，黄老学者试图通过引入刑法体系，强制规范形名对应关系，于是就将形名落实到社会秩序建构之中，^[18]也即是说语言符号的塑形最终落实为社会秩序结构的塑形。《庄子·天道》被学界视作黄老思想的文献材料，其中也论及天地秩序的问题：“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庙尚亲，朝廷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大道之序也。”（《庄子·天道》）所谓的大道之“序”，其理论渊源取自天地上下之象，这种上下进而被比拟为权力尊卑之等级关系。亦如《管子·任法》所言：“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天地阴阳，逐渐落实到人间尊卑秩序之上，于是人间秩序的尊卑等级成为天地“自然”的反映。这种观念在战国中后期以迄秦汉的文献中被进一步确认。如被认为始于战国后期的《易传》进一步用天地高下之位势来比配人间之尊卑等级：“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周易·系辞上》），其建模取象的天地位势成为模塑人间秩序的符号理据，在《周易·序卦传》里面还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天地之中的万物，皆是对天地的取法与模拟。曾有学者指出，《淮南子》一书中将阴阳五行思想“构造了一个完整的解释宇宙的总间架，这一间架竟为二千年间封建学者一致遵守”，^[19]取法天地阴阳所建构的意识形态成为不折不扣的神话。天地阴阳在人类的认知和建模的过程之中，被逐渐赋予了形式和意义，成为一种等级符号，当它们与人间秩序与权力等级形成一种结构对应的时候，如徐小霞言，这种相互关联的符码原则其实是社会规约的，而这种结构上的上/下同型性与人间尊卑等级也存在某种类似性，使得这种符号成为动机符号，“再现体与意指对象间不但结构上同系而且在感知上具有像似性，这便是我们今天说的东方整体性思维方式”，^[20]也即是说，这种模塑活动对我们考察东方符号思维模式具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