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构入文学活动的实践论文学理论
提出“实践论文学理论建构”课题，并系统地展开规模性研究，不是哪个人、哪个研究群体的突发奇想或标新立异，它有历史延续性的本源根据，有20世纪以来世界文学及文学理论走向的根据，更有中国文学理论几十年来面对它的研究对象而形成的建构取向的根据。在实践论文学理论以理论课题的方式提出之前，在中国，是认识论文学理论一统天下。20世纪80～90年代，经由文学实践的具体情况与脱离文学实践的具体情况的认识论文学理论的争论，文学的能动性获得了理论身份而进入认识论文学理论，并且后者在很短的时间内转入能动反映论文学理论，于是文学对于生活的能动性便被理论地肯定了。
然而，在短短的能动反映论文学理论活跃地建构其间的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便冲破了文学能动反映论的围墙，把文学及文学理论引入社会性文学活动的领地。文学开始了放弃工具论身份的努力，进入人的生存表述、人的欲望表述、人的压抑乃至苦难表述的境地。文学由工具身份提升为人的主体表述身份，这是中国文学自我主体的重新面对，同时也带来了其理论研究主体文学理论的主体性变化。正是在这一变化中，它邂逅了文学活动的现实实体，其实，这也是文学本质以活动见之于世的身份本源的历史回顾。
根据进化论、发生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所强调的研究各种现实具体的方法，即在任何现实具体中，都保存着它们由之生成的本源性根据，就像脑科学所揭示的那样，人的进化中原初的本能，都会在大脑皮层中占据其应有的位置，并会在相应的时刻释放本能的力量。文学活动作为文学的本源属性，始终保留在文学中，并不断地释放为文学的现实乃至当下的规定性。当然，此处所说的文学本源，在还没有文学这一说法的先民时代，曾被后来的文学理论家们称作前文学远古时代的原始现象。尽管留存至今的原始活动的证明已极为稀缺，但并非毫无痕迹，一些地方留存的岩画，如欧洲法兰克和坎塔布里亚地区旧石器时代的岩画，以及旧石器晚期我国江苏连云港的将军崖岩画，其间尽管发生了由幽深洞窟向敞亮岩面的变化，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们都拥有很广阔的空间。由此可以推断那是原始部落集体活动的场所。至于岩画内容，多是几人甚至数百人集体活动的结晶。岩画研究者们的共识性看法为这类岩画场所是原始人举行群体巫术仪式的场所——“它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劳动的成果，是整个部落举行巫术仪式的成果，是全体成员社会生活的需要”[1]。而对于原始巫术，艺术发生学认为，那就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活动，当然，这是原始性质的诗、乐、舞，最初大概也就是有节奏的单音或双音话语、喊叫或彼此配合的蹦跳。这就是前文学的活动样式。与诗直接相关的原始诗、乐、舞一体化活动的例子在屈原的《九歌》中体现得尤为充分。据专家考证，《九歌》是根据楚地民间祭祀歌舞加工整理创作而成的。“《九歌》产生于南郢之邑、沅湘之间，这一地区，即今日湖北的西南部与湖南的三湘四水之间。这一地区的原始祭祀歌舞，主要是‘傩祭’，民间称之为‘还傩愿’。其供奉的神灵，又因民族和地域的不同而分为女神系与夫妻神系二种。”[2]由此可见，《九歌》已不是前文学而肯定是文学中的诗了。《九歌》源于原始祭祀的诗、乐、舞一体性活动也因此不容置疑。引述岩画与《九歌》的研究成果，旨在证明文学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将之纳入实践论文学理论体系并不是灵机一动的想法，而是有其发生学的坚实根据的。
实践论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理论的延续性建构中，割不断与认识论文学理论的关系，而且关于二者哪个对文学研究更具理论有效性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为使实践论文学理论的建构更深入地展开，这里须对几个要点予以阐释。
首先，文学理论研究是对象性研究，它不仅研究对象而且被对象规定。如果对象是文本，则要用合乎文本研究的一套理论去对待，进而建构文本理论体系。认识论文学理论是研究文本的理论，它以文本为中心，不仅是理论的对象设定问题，更是认识论文学理论之于文学文本理论的对应性问题。倘若对象不是文本而是活动，是社会综合性活动，则需要一套研究文学活动的理论，这就是实践论文学理论。由于此前的文学理论研究基本上是文本研究，与之相应，认识论文学理论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主流性也就不足为怪。这是有根据的主流性，或者说，是不依研究者的意志为转移的主流性。但是，如果文本甚至产生文本、传播文本、批评文本、接受文本的综合性文学活动被确定为文学对象，那么活动与文本的差异，便规定着实践论文学理论与认识论文学理论的差异。这就像对应着经济活动的经济学与对应着人体疾病的医学的差异一样。这是研究对象与对象研究二者之间相互规定的对应性，前文提出的文学对象不仅是文本对象，更是社会实践对象的发生学根据，是实践论文学理论获得建构合理性的根据。
其次，实践论文学理论与认识论文学理论各自的理论根据，规定着二者理论建构的不同研究路径。实践论研究社会实践的展开过程，社会实践的展开过程有五个研究要点。一是实践目的。任何实践都面对一个为什么实践的目的性追问，因此也都需要在具体的实践活动展开之前预先进行目的设定。而目的设定又是一个综合的目的考察过程，它要解决所设定实践目的的时间可行性、空间可行性及条件可行性等问题，否则，所设定的实践目的便是无根据的目的，很多实践活动之所以半途而废，往往是因为实践启动前所提出的目的本身就是不可实现的目的。二是实践目的的实践路径预设。马克思曾将蜜蜂筑巢与人类建筑做对比，以此说明人与动物的差异，即动物的活动是本能的，而人的活动是预先设计的，人在活动前总要先拿出一个通往目的地的设计图。海德格尔则称此为“此在”活动的预先筹划。三是抵达或实现实践目的的方法与手段。不同的方法与手段不仅规定着所提出的实践目的，而且规定着筹划的实践路径。从这个角度说，方法与手段不总是被实践目的与实践路径所限定、所选择，更多的时候后者也是被前者所规定，预先掌握的或可以借用的方法与手段，往往先行进入目的的设定与路径的筹划，这是一种相互作用。四是实践性协调。实践是社会活动，常见的实践过程是多方合力的过程，各对应方因同一实践目的而被组织起来，发挥各自作用，这使得实践过程成为一个多方力量不断协调的过程。协调既来自各方目的性的自我协调，又来自实践筹划者的通力协调。此外，实践过程的协调还包括不同实践过程间的协调，这是因为社会生活中的任何实践过程都不是单一的，它总是在与其他实践过程的相互作用中协调性地展开，并且也都是先后延续性地协调展开。五是过程性调整与变动。这是因为很少有哪个复杂的实践过程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发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及历史生活中的实践过程，受多种力量的影响，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各种各样的测不准因素，随时都可能穿透进实践中来，使预先设定的实践目的、预先筹划的实践路径、预先选择的方法与手段，以及预先协调的实践过程发生变化，这时，适当地调整目的、适度地改变路径、变通地变换方法与手段、灵活地进行内外协调，便是实践过程的常态。实践的上述五个特点，使得以实践为对象的实践论具有开放的、生成的、互构的、流变的、有机整体性的研究特点，并且形成了一套与这些特点相适应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径，以及自有的理论范畴、命题、经验资源和理论资源。韦伯曾分析过实践合理性问题，提出实践合理性概念的三个方面，即手段的运用、目的的设定以及价值取向。在价值取向中，实践活动的各方面彼此协调着价值理性行为。哈贝马斯在分析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时，把实践合理性纳入合理概念中，确立了与认识合理性不同的理性尺度。在论证过程中，他分析了韦伯的实践合理性概念[3]。以实践论的上述理论要点为基础，实践论文学理论在对文学活动对象的观照中，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范型。
与之相比，认识论文学理论就是差异明显的另一套理论范型了。认识论文学理论所把握的是对象世界的真，即真理。为了把握真理，保持真理的精粹性，它阻止认识者对于认识对象的融入而强调观察的客观性。它用这种姿态研究文学文本，也用这种价值取向要求文学文本，因为文本是实现了的认识。而被作为真或真理所把握的，便是生活中那些可以抽象为真的普遍的东西、恒定的东西以及必然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一经文本地宣布已被把握，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来说，它们就成为理论研究的预设，研究的结论就是这个预设的证明。预设与结论由此进入费希特所说的论证的循环之中。当下主导性文学理论中的意识形态论、文学功能论、文学构成论、批评标准论等，其实都是一种定型化的预设的结论或结论的预设。当这种预设或结论被强行授予文学时，即便是文学文本也往往无法承受。因为文学文本不断创造的对于现实生活的开放性，以及现实生活以其丰富多彩的创新样态进入文学文本的变化性，都使既有文学文本已然实现的认识成为过时的认识，过时的认识仅有延续的价值而缺乏当下的价值。理论于文学无用、理论于批评无用的常见说法，乃根源于此。这种文本远离与批评远去的状况，又激发了坚持认识论文学理论的研究者们自闭式的理论兴趣，既然文本与批评都已远去，理论就成为独享的乐园。于是也就有了一些学者所嘲讽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
理论建构的历史延续性毋庸置疑，就像大厦总是从地基建起一样。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个地基并不是大厦，实践论文学理论——起码从中国延续的理论资源来说，是奠基于认识论文学理论的。其实这种奠基关系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说，都没有一定要将之对立而不可协调的必要。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追本溯源，都可以归结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大师提供了文学理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根基，同样，马克思主义经典大师也提供了改造世界的实践论的哲学根基。其实，这不是经典大师的问题，而是后继者不同阐释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包括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内，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著作，但他们都有自己深刻的哲学思想。而这些思想是他们伟大实践的提炼，并用以指导他们的伟大实践。在这样的思想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他们的认识与实践是统一的。他们是为了实践而认识，并为了认识而实践。后继者越来越远离经典大师的现实实践语境与历史实践语境，于是，对后继者来说，他们所面对的便是实践已经离场的认识。实践的结论由此便成为理论的预设。而在实践中随时会出现新的命题，这时便成为理论预设的结论，被预设的理论所解释，实践论因此转为反思哲学，认识论便这样被营造出来。实践论则从另一个角度贴近经典大师，即把握他们在实践中得出结论的方法与思路，如何在实践中应变而变地使他们的认识返归实践，如何在人的丰富的本质力量的活动中提炼人的社会性，又如何用人的社会性探讨人的艺术生产。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当时的实践已然不在场，但实践的流变性、生成性、协调性、有机整体性等作为实践属性，都存留在他们的认识中，并使他们的认识成为实践的认识。因此，从理论溯源角度来说，实践论与认识论并非对立而是互构互融，但从认识论与实践论理论范型的现实状况来说，认识论若想融入实践论，则必须在实践论的理论范型中找到通往实践的路径，而不是单纯的理论兴趣的路径。
更切合当下阐释语境的说法是，实践论文学理论的认识论涵容，同时也是当下文学活动的涵容。在发生学中，前文学的原始巫术是原始人为生存而建立在原始思维基础上的活动，在那样的活动中，对于通什么神、如何通神、通神的巫术目的等，其实已经有了原始思维的认知，不然就不会有原始巫术原始实践之目的性过程的筹划与实施。也就是说，在前文学阶段就已蕴含了实践与认识相涵容的规定。现实地说，认识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抽象范畴，实践是他所说的具体综合的范畴，而具体综合的范畴则涵容着简单的抽象范畴，并且使这类范畴在更高层次的综合中以具体的方式得以实现。由此可以说，实践论文学理论是认识论文学理论在更大的具体范畴的综合性实现，在这个实现过程中，认识论文学理论是对实践论文学理论扬弃性的延伸。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设计了这套“实践论文学理论建构”丛书。本丛书从文学理论的实践属性、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之维，到中国古代文论的实践特征、中国城市文学乡土幽灵的实践写作、中国女作家女性文学意识的实践根据揭示、大众网络时代的实践论语言探索，再到中国民间文化的实践理性，以及西学东渐的实践论转化，既是实践论文学理论实践性的多向展开，又是多向展开的文学实践向实践论文学理论的体系性凝聚。希望更多学者参与到这一课题的讨论中，同时也希望这套丛书在更多学者的关注与批评中，实现其实践论文学理论建构的预期。
高楠 韩春虎
2017年6月20日
[1]陈兆复：《岩画艺术》，《文艺研究》1991年第3期。
[2]林河：《〈九歌〉与南方民族傩文化的比较》，《文艺研究》1990年第6期。
[3]〔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