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先行研究综述

1.国内学界的研究现状

在我国日本学研究领域，关于辛亥革命至国民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认识这一课题尽管在日本近代思想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中有所触及，但是在笔者目前所能查阅、搜集到的资料范围内尚未发现系统性的研究专著。此外，从研究成果的数量来看，笔者也认为目前的研究现状还不能满足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的需求。国内学界关于辛亥革命至国民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认识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概括为近代日本的对华认识总论性研究以及对日本政治家、学者、大陆浪人以及涉华机构的对华认识的个案研究这两个方面。

总论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的专著方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杨栋梁教授主编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是近年来国内学界有关近代日本的对华认识研究的重要成果。王美平、宋志勇所著的第四卷以日本的“中国亡国观”为线索探讨了1895～1945年日本的对华认识。其中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有关大正时期的内容，分别分析了日本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大陆浪人三个阶层的辛亥革命观，以及币原外交和田中外交背后的北伐观。

王晓秋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日关系史的著名学者，与本书相关的著述有《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昆仑出版社，2005）、《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以及《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第一编“近代中日两国的互相认识”所收诸论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等。中国人的日本观和日本人的中国观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王晓秋研究的重点是中国人的日本观，同时对日本人的中国观问题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以近代中日两国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考察了近代中日两国的关系和相互影响。该书包含大量作者在中国和日本收集的一手史料，不仅拓宽了国内学界在史料利用方面的视野，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不少新视角。《近代中日启示录》一书影响较大，曾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该书以清末中日之间的六次大事件为线索，对两国的史料文献进行了详细的比对分析。这两部著述研究的对象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前10年，辛亥革命至国民革命时期部分的论述较为简略，主要集中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两个事件。

石晓军在研究日本对中国的认识时，运用了“他者（others）认识”以及“镜像”（reflected image）等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研究视角，其著述有《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台北：商务印书馆，1992），论文有《中日相互认识差异及芥蒂形成的若干历史性原因——从相互认识变迁史角度的一个观察》等。钱昕怡则选择从两国民族主义的冲突的角度审视近代中日关系史以及两国间的相互认识。在《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革命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一书中，钱昕怡以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对日本的“冲击”为线索，分析了大正至昭和时代日本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认识。沈海涛所著的《大正期日本外交的中国认识》（雄山阁出版，2001）选择了1923年前后的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日本政府做出的对策为入手点，分析了日本对华政策背后的对华认识。

总论近代日本的对华认识的论文比较多，例如，王屏《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日本学刊》2003第2期），严绍璗《20世纪日本人的中国观》（《岱宗学刊》1999第2期），杨栋梁、王美平《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的变迁》（《日本研究》2008年第3期），石之瑜、李静曼《断代与断裂——日本近代中国认识的基础脉络》（《中国大陆研究》2007年第50卷第1期），石之瑜《退出中国——近代日本对华思想中的普遍性方法与政治正确性问题》（《中国大陆研究》2007年第50卷第1期），黄佳宁、石之瑜《不是东方：日本中国认识中的自我与欧洲性》（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与研究中心，2009），尹晓亮《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与对华行动选择》［《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等。总体来看，国内学界关于日本对华认识的论文多从西方文明的冲击以及中日国家实力对比变化的角度来考察近代日本对华认识的变化；其论述的重点多放在日本明治时代和昭和时代，涉及大正时期的日本的对华认知的内容相对简略，而且多集中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关于对华“二十一条”、北伐战争等其他重要历史事件发生时日本的对华认识和态度的论述较少。

亚洲主义是近代日本对华认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特征。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十分复杂，兼具理想主义和侵略主义的双重特征，并且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这既使亚洲主义成为研究近代日本的重要视角，也是近代日本的对华认识研究的难点所在。王屏的《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是关于日本的亚洲主义研究的重要著述，该书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将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划分为作为“思想”的亚细亚主义、作为“行动”的亚细亚主义以及作为“外交战略”的亚细亚主义。国内学界关于亚洲主义的论文数量较多，近年重要的成果有戚其章《近代日本的兴亚主义思潮与兴亚会》（《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杨栋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日本学刊》2009年第3期），翟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论》（《日本学刊》2010年第5期），赵军《“亚洲梦”与日本右翼——头山满、内田良平的中国观及对中国革命的参与》（《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刘峰《近代日本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两种类型——以大川周明的思想理论为中心》（《世界历史》2017年第6期），等等。

在辛亥革命至国民革命时期日本的政治家、学者、大陆浪人以及涉华机构的对华认识的个案研究方面，吉野作造、内藤湖南、石桥湛山、长谷川如是闲、堺利彦等社会政治思潮的掌舵者的对华认识，山县有朋、原敬、币原喜重郎、田中义一等政界、军界要人的中国观和对华政策主张，以及宫崎滔天、北一辉、内田良平等大陆浪人的中国观以及日本财界和新闻媒体的对华主张都是国内学界十分重视的研究对象。吉野作造是日本大正时期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国内学界关于吉野作造的对华认识的专门研究著作，在笔者目前的收集范围内只有黄自进所著的《吉野作造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与评价，1906-1932》［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75），1995］。关于吉野作造的对华认识的论文有：于耀洲《日本社会对五四运动的态度简析》（《史学集刊》2001年第4期）、赵晓靓《吉野作造对九一八事变的认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战争观管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1年第22卷第4期）等。总体来看，除了黄自进所著一书外，国内学界关于吉野作造对华认识的研究成果以论文为主，在课题上集中于吉野作造的对五四运动和日本在华权益的认识。由于课题选择和篇幅限制，这些论文多将着眼点放在吉野作造的中国革命观和对华政策主张的某一方面和其思想的某一阶段，而且在时间点上跨度较小，很难反映出吉野作造的对华认识在不同阶段的特征和变化。国内学界关于内藤湖南的研究成果众多，但是其中关于内藤湖南的对华认识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少。论述内藤湖南的对华认识的论文有：李少军《武昌起义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之涉华议论评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3期］，王向远《近代日本“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以内藤湖南的〈支那论〉〈新支那论〉为中心》［《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杨栋梁《民国初期内藤湖南的“支那论”辨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等等。关于石桥湛山的中国认识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苑崇利《对石桥湛山“功利”外交思想的考察》（《日本学刊》2008年第4期），王美平《北伐期间日本的“满蒙观”与“九·一八”事变》（《日本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等等。

与知识分子不同，多数日本政军界人物并没有留下公开出版的著述，一些书信、日记以及会议发言提到的对华政策主张成为了解他们的对华认识的主要途径。原敬和币原喜重郎是日本“协调外交”的代表人物，国内学界关于这两位人物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少。关于原敬外交的论文成果有：郎维成《币原外交及其特点》（《外国问题研究》1985年第1期），武寅《论币原外交的形成与不稳定性》（《日本问题》1989年第6期），杨宁一《从原敬到币原——评20年代日本外交的变化》（《世界历史》1990年第1期），陈伟《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历史研究》2018年第3期），等等。

日本大陆浪人是近代日本一个特殊的现象。大陆浪人的内部成分十分复杂，出身背景及从事的职业更是形形色色。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往往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与日本军部、政界有着各种关联，他们的对华认识是研究日本近代，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对华认识的重要内容。日本大陆浪人作为近代十分活跃的日本侵华力量之一，国内学界关于日本大陆浪人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非常多，但是其中对日本大陆浪人的对华认识的研究比较少。关于日本大陆浪人对华认识的研究中，辛亥革命时期是最重要的焦点时期之一，关于日本大陆浪人的对华认识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主要有：赵金钰《辛亥革命前后日本的大陆浪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章开沅、赵军《日本“大陆浪人”与中国辛亥革命》（《文献》1989年第3期），杨栋梁、王美平《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大陆浪人的对华认知与行动》［《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2年第3期］，等等。

内田良平、北一辉、宫崎滔天等是比较有名的参与辛亥革命的日本浪人，也是参加中国革命的不同动机思想的代表人物。国内学界关于内田良平的研究较少。关于内田良平的中国认识虽然在国内学界有关大陆浪人的在华活动以及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研究著作中多有提及，但是关于内田良平的专门研究很少。在笔者目前查阅的范围内，国内学界没有关于内田良平的研究专著，专门论述内田良平的论文也只有两篇，分别是赵军《辛亥革命前后的内田良平》（《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和姜义华《日本右翼的侵华权谋与孙中山对日观的变迁——孙中山与内田良平关系述评》（《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国内学界关于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代表人物北一辉的研究成果有：赵晓靓《试论北一辉法西斯主义国际战略的演变与五四运动的关联》（《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6期），熊沛彪、刘峰《辛亥革命时期北一辉的亚细亚主义及其演变》（《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王美平《辛亥革命时期北一辉的对华观》［《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等等。关于宫崎滔天的对华认识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李联海的著作《孙中山与宫崎滔天》（重庆出版社，1985），赵军《试论宫崎滔天与“支那革命主义”》［《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1981］，陈毅立《有关辛亥革命以后“亚洲主义”构想的考察——以孙文和宫崎滔天为代表》（《江汉论坛》2011年第4期），等等。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财界是影响近代日本对华政策的非常重要的层面，但是在过去一段时期对这一层面的研究没有得到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李廷江所著的《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有力地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通过1894～1914年辛亥革命前后日本财界的对华政治诉求和行动，详细地分析了日本财界具有代表性的大仓喜八郎、涩泽荣一、阪谷芳郎等人的经济侵略思想，认为日本财界与日本政府、军部一样，是战前日本多极外交中的一极。此外，该书发掘、使用的大量往来书信、电文等第一手档案资料，为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除针对近代日本对华认识的专门研究以外，涉及中日关系史、中国近代史、日本近代外交史、20世纪世界史、日本亚洲主义、日本民族主义、日本“东洋史学”、日本大正民主主义思潮、日本政党政治、日本报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是构成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研究的重要的侧面，相关研究成果在此不一一列举。

2.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学界开始有了反思战争的环境和氛围，有关近代以来日本人的对华认识的研究取得重要的进展。研究成果主要有竹内好的亚细亚主义研究、安藤彦太郎对日本大陆浪人的研究、松尾尊兑的吉野作造研究、池田诚和山根幸夫的内藤湖南研究、竹内实的研究等。

1963年，竹内好主编的《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丛书里的第9卷《亚洲主义》一书出版，该书引发了学界对于亚细亚主义的大讨论。该时期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还有安藤彦太郎对日本大陆浪人的研究。

安藤彦太郎是日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著名学者，主编了《满铁——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御茶水书房，1965）一书，论文有《日本人的中国观与“支那浪人”》［《中国研究月报》（181），1～15，1963年4月1日］、《近代中国研究与满铁调査部》［《历史学研究》（270），1962年11月］、《近代日本人的中国像》［《中央公论》79（7），1964年7月］等。

吉野作造是大正时期日本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研究近代日本对华认识的重要对象。松尾尊兑是日本研究吉野作造的代表学者，对日本大正时期的民主主义思潮和民主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代表作有《大正民主主义研究》（青木书店，1966）等。关于吉野作造的研究成果还有：宫本又久《作为帝国主义的民本主义——吉野作造的对中国政策》（《日本史研究》第91号，1967年6月）、安藤久美子《同时代的日本人的辛亥革命观——以吉野作造和北一辉为中心》［《史学杂志》（100），231～236，大塚史学会，1967年10月］等。

内藤湖南是近代日本所谓“支那学”研究的代表学者。池田诚和山根幸夫是研究内藤湖南的著名学者，重要成果有：池田诚《内藤湖南的辛亥革命论》［《立命馆法学评论》（39、40），285～327，立命馆大学法学会，1961年12月］、《内藤湖南的袁世凯论》［《立命馆法学评论》（44），491～523，立命馆大学法学会，1962年］、《关于内藤湖南的国民使命观——日本民族主义的一个典型》［《立命馆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纪要》（13），1963年6月］、山根幸夫《日本人的中国观——吉野作造和内藤湖南的场合》（《东京女子大学论集》19，1968年）等。

20世纪70年代至今，日本学术界关于明近代以来日本对华认识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该阶段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类。

一是总论性、综合性研究。代表学者除了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界的先行研究中已经提到的竹内好、桥川文三、安藤彦太郎，还有野村浩一、波多野澄雄、小岛晋治、卫藤沈吉等。

该时期，竹内好著有《日本与亚洲》（筑摩书房，1993）、与桥川文三合编的《近代日本和中国》（上、下）（朝日新闻社，1974），桥川文三著有《顺逆的思想——脱亚论以后》（劲草书房，1974年）等。中日关系史学者安藤彦太郎在该时期著有《日本人的中国观》（劲草书房，1971）、《近代日本与中国——日中关系时论集》（汲古书院，1989）、《关于战前的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的一考察》［《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会》（224、225），139～158，1970年10月］等。

在研究方法方面，野村浩一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一书中运用了政治学理论，提示了民族意识形态的三个构成因素（即国民使命、国民传统和国民利益）的理论。《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一书在时间跨度上涵盖从甲午战争至日本战后70年代，对近代日本的对华认识的几个主要类型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行动的轨迹、缺陷和误区都有独到的分析，并犀利地指出“日本近代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认识失败的历史”。

在资料发掘方面，小岛晋志致力于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研究，主编了两套关于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的史料集《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ゆまに书房，1997）和日本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小岛晋治编辑的《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全20卷）（ゆまに书房，1999）。小岛晋治在幕末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认识的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与本研究相关的著作有：独著《近代日中关系史断章》（岩波书店，2008），与大里浩秋、并木赖寿合编的《20世纪的中国研究——如何运用其遗产》（研文出版，2001），论文有《20世纪日本的中国研究和中国认识（7）：关于明治日本人的中国纪行》［《中国研究月报》52（6），31～47，1998年6月25日］等。

该时期对幕末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认识的研究，影响力较大的还有卫藤沈吉。卫藤沈吉著有《铃江言一传——参与中国革命的一个日本人》（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卫藤沈吉著作集》第七卷《日本人与中国》（东方书店，2003）、《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等。

在日本大陆政策和日本军队的对华认识研究方面，代表学者有波多野澄雄、古川万太郎等。波多野澄雄著有《大东亚战争的时代——从日中战争到日美英战争》（朝日出版社，1988），《太平洋战争和亚洲外交》（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论文有《日本陆军的中国认识》等。关于日本大陆政策的研究，古川万太郎所著的《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回顾了影响日本明治时期的大陆政策的理论和思想及其纳入政策体系的过程，详细地分析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等历史事件的过程，深入探讨了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形成和演变的过程。

二是关于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的研究。除了竹内好和桥川文三的研究成果外，影响力较大的还有小路田泰直、和田守、狭间直树、关冈英之等学者的成果。

该时期的相关著作有：小路田泰直《日本史的思想：亚细亚主义与日本主义的相克》（柏书房，2012）、关冈英之《大川周明的大亚细亚主义》（讲谈社，2007）、中岛诚《亚细亚主义的光芒》（现代书馆，2001）、中部高等学术研究所研究会编《亚细亚主义与普遍主义：文明间的冲突与对话》、井上寿一《再问亚细亚主义》（筑摩书房，2006）等；论文主要有：和田守《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关于连带论和盟主论》（《政治思想研究》第4号，2004年5月）、和田守《大正思想史和亚洲、民族主义》（《日本思想史学》第35号，2003年）、日本政治学会编《日本外交中的亚细亚主义》（《年报政治学》，1998年，岩波书店，1999）、狭间直树《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与善邻译书馆》［《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二卷）》、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会议记录，2000年9月］等。

三是对政治家、学者大陆浪人以及涉华机构的对华认识的个案研究。

大隈重信的东西文明调和论是日本大国意识、日本“使命论”膨胀的代表性论调。有关大隈重信的研究成果有：早稻田大学大学史编集所《大隈重信与其时代》（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0）、神谷昌史《“东西文明调和论”的三种类型——大隈重信、德富苏峰、浮田和民》（《大东法政论集》第9号、2001年3月）、中川久嗣《近代西洋的终末·危机意识与大隈重信的文明论》（《季刊日本思想史》第40号，ペリカン社，1993）等。关于永井柳太郎的中国认识的研究有：池田德浩《大正民主主义时期永井柳太郎的国际主义》（《专修法研论集》第26号，2000年3月）、坂本健藏《永井柳太郎的日中提携论——以第一次大战期为中心》［《法学研究》第73卷第9号，2000年9月］、和田守《“民众国家主义者”永井柳太郎的中国认识》（收于田中浩、和田守编《民族与国家的国际研究》、“21世纪的民族与国家第1卷”，未来社，1997）等。

有关吉野作造的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松尾尊兑《民本主义与帝国主义》（みすず书房，1998）、三谷太一郎《新版 大正民主主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小野信尔《五·四运动在日本》（汲古书院，2003年2月）等；论文有：松尾尊兑《吉野作造和石川湛山的中国论、断章——受井上、姜论文触发》（《近きにありて》通号32，1997年11月）、井上久士《日本人对中华民国的认识——以吉野作造和石川湛山的对比研究为中心》（《近きに在りて》通号29，1996）、石川祯浩《吉野作造与1920年的北京大学学生访日团》（《吉野作造选集》第8卷月报，岩波书店，1996）、冈本宏《知识分子的中国认识——以国民革命为中心》（熊本近代史研究会编《近代中的熊本、日本、亚洲》，熊本近代史研究会，1991）、平野敬和《吉野的亚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国民革命的终结》（《吉野作造纪念馆研究纪要》创刊号，2004年3月）、广野好彦《吉野作造中国论备忘书》（《法学论丛》第121卷第6号，1987年9月）、藤村一郎《吉野作造的外交论、平和论及其轨迹——第一次大战下表现出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久留美大学法学》第39号，2000年11月）、藤村一郎《华盛顿体系与吉野作造——渐进主义中的理想主知与现实主义》（《久留美大学法学》第44号，2002年10月）等。

关于内藤湖南的中国认识，研究成果有：藤田昌志《内藤湖南的日本论、中国论》（《三重大学国际交流中心纪要》，2008年3月）、山田伸《内藤湖南的中国社会认识的存在方式 关于其“特殊性”认识——以“近代支那的文化生活”“关于民族的文化与文明”“返还支那”为中心（内藤湖南特集 补论）》（《研究论集》7，167～179，2009年12月，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子安宣邦《读中国论（第3回）谁“替支那人为支那人考虑”——读湖南〈支那论〉（其1）》［《现代思想》39（16），26～32，2011年11月］、小野泰《内藤湖南的台湾观——围绕与后藤新平的接点》［《东洋史访》（11），18～34，2005年3月31日］、Go Eiho《明治日本人的中国印象——以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为中心》（《圣德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论丛》14，233～259，2006年）、神田信夫《内藤湖南的满学研究》［《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集（上）》，1999年8月］、高木尚子《内藤湖南的中等东洋教科书中的东洋史像》（《研究论集》5，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8年2月）等。

关于北一辉的中国认识，日本学界的著名学者有萩原稔、松本健一等。萩原稔《北一辉的“革命”和亚洲》（ミネルヴァ书房，2011）、《从“民族革命”到“五族共和”——对北一辉的中国革命观的考察》［《同志社法律评论》59（2），1085～1112，2007年7月］，松本健一《北一辉论》（现代评论社，1972）、《评传北一辉》（大和书房，1976）、《亚细亚主义与大东亚战争——北一辉、大川周明、石原莞尔、中叶正刚（东北亚中的乌托邦思想与地域的存在方式研究会演讲会）》［Northeast Asia a la carte（18），8～33，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2007年］，古贺暹《北一辉的中国革命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与革命的展望》［《情况》第三期 9（2），19～33，2008年3月］、《中国民族主义与北一辉（上）》［《情况》第三期 8（4），235～248，2007年5月］、《中国民族主义与北一辉（中）孙文对大陆浪人们的定罪》［《情况》第三期 8（4），8（5），177～188，2007年7月］、《中国民族主义与北一辉（下）对支轻侮观与大亚细亚主义批判》［《情况》8（6），209～218，2007年9月］，田中健之《支援中国革命的日本人们（特集 中国、辛亥革命与日本人的100年）》［《中央公论》126（2），158～171，中央公论新社，2011年2月］，西尾阳太郎《关于北一辉的有关辛亥革命的“电文集”和“报告书简集”》［《史渊》（105、106），127～152，1971年8月］，等等。

关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的中国认识，主要研究成果有：上村希美雄《初期社会主义者和辛亥革命——以第一次革命为中心》（《近代熊本》23号，1992年3月）、大野节子《1927年的对支非干涉运动——以无产诸政党的反应为中心》（增岛弘编《日本的统一战线》，大月书店，1978）、川上哲正《幸德秋水眼中的中国》（《初期社会主义》第12号，1999年12月）、上村希美雄《初期社会主义者的辛亥革命观——以片山潜与堺利彦为中心》（《海外事情研究》第20卷第3号，1993年2月）、川上哲正《堺利彦和山川均眼中的中国》（《初期社会主义》第14号，2001年）等。

第四，中日外交史研究。关于华盛顿体系与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研究有：西田敏宏《华盛顿体系的变貌和币原外交1929年～1931年》1、2（《法学论丛》第149卷第3号，2001年6月；第150卷第2号，2001年11月），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北伐时代》（塙书房，1971）、《围绕中国的近代日本的外交》（筑摩书房，1983），酒井哲哉《“大正民主主义体系”崩坏期的内政和外交》1、2［《国家学会杂志》100（9、10），1987年9月；101（3、4）1988年4月］，服部龙二《东亚国际化境的变动和日本外交1918～1931年》（有斐阁，2001），宇野重昭《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日本的民主主义——近代化中未成熟国际的冲突（日中关系50年〈焦点〉）》（《国际问题》通号328，1987年7月），等等。

通观日本学界对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由于在第一手资料的发现、收集上得天独厚的优势和良好的考据学传统，日本学界在第一手资料的运用和考证上为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贡献巨大。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较国内学界也较为全面，在切入视角的选取上也较为多元化。例如，对政治家、思想家、大陆浪人的中国认识的考察，虽然也存在向热点人物集中的倾向，但总体上分布较为广泛。再如，对日本军界和一些涉华机构的中国认识、民间对华舆论等的考察，使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在涉及的内容上更为丰富。

但是，日本学界的先行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整体性研究较少。日本学界有关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的研究虽然在切入视角的选取上较为多元化、研究对象的层次更加丰富，但是，从整体上思考和把握日本对华认识、对华舆论大势的研究较少。二是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中缺乏对“中国认识”这一概念的严格定义^[1]，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分析视角的全面性，也是导致上述整体性、综合性研究缺乏的原因之一。三是对战争反省的不足。直至今日，这仍是日本学界在近代中日问题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