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多样性长期保持的原因及其生态意义
西南地区以富集多样性著名。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该区为何能长期保持多样性繁盛的状况？原因得从自然环境和族群及其文化中去寻找。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是古人面对蜀地交通发出的感叹。在古代，蜀道之难实为西南交通的普遍状况。直至20世纪50年代，西南高山深谷里的交通，大多还是悬崖峭壁上开凿的天梯栈道、峡谷激流上架设的竹藤溜索吊桥。古代遍布崇山峻岭的茶马古道，是时下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其实它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般诗意浪漫。据笔者20世纪80年代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县的调查，仅该县境内每年翻越高黎贡山累死和坠崖的马匹就上千匹！昔日哪一条茶马路上不是白骨成堆、冤魂缭绕。交通屏障不仅是高山大河，还有极端气候的影响。康藏高原的严寒和缺氧，曾经使汉人数千年无缘于该区。横断山脉高地积雪时间长达半年以上，其间商旅绝迹。不久前多家媒体曾报道过四川凉山地区的一个“悬崖村”，村庄坐落在山崖之上，村庄没有与外界交通的道路，出入只能像猿猴一样攀爬悬崖绝壁，大人出行如此，孩子们每天到村外上学也如此，稍有不慎便会落入万丈深渊、粉身碎骨！当今尚且如此，古代状况之恶劣应更胜千百倍。众所周知，西南交通除了山川阻隔，“瘴疠”亦是一大障碍。“欲到夷方坝，先把老婆嫁”，这是昔日云南广为流传的俗话。据医务工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显示，西南地区的瘴疠或瘴气是以疟疾、鼠疫、天花、霍乱、流行性乙型脑炎、白喉、各类伤寒、回归热、痢疾、猩红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麻疹、流行性感冒、传染性肝炎、脊髓前角灰质炎、百日咳、炭疽病、狂犬病、羌虫病钩端螺旋体病等为主的传染病。瘴疠不仅严重危害外来人群，土著居民亦常因这些传染病的爆发而大量死亡。1904～1910年修筑滇越铁路，曾在越南和云南等地招民工二三十万，有10多万死于疟疾，故有“一根枕木死一人”之说。1933～1940年云南云县疟疾大流行，七年死亡3万多人。1919～1949年思茅疟疾大流行，原来7万多人的城镇，1951年仅有1092人。[7]1987年笔者到云南省勐海县布朗山调查，刚好碰上从缅甸传来的恶性疟疾爆发，乡政府所在地新曼峨寨一天之内死亡十余人，高音喇叭不断播放村民死亡消息，进入村中，不时可见摆放于家门口的死尸，哭声此起彼伏，惨不忍睹。地处蛮荒，远离文明；山原苍茫险峻，江河纵横汹涌；气候或严寒缺氧，或酷热卑湿；蛇蝎肆虐，虎豹横行；烟瘴弥漫，毒疠遍野。如此险恶的“原生态”，曾使历代天朝帝国的征服图谋难以如愿，富商大贾望而生畏，中原豪强不敢冒进，内地流民视为畏途。
西南生态环境的多样化和碎片化，不可能形成大的政治共同体和大文明体系，反之却利于促进族群的分化、变异，利于小而丰富多彩的文化类型和形态各异的小国寡民的产生。西南历史最早的文字记载《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8]这就是西南古代的政治图景的写照。“君长”如此众多，其下还有多少部落、氏族，那就不得而知了。而君长、部落、氏族各有习俗，内部认同性极高，对外则高度戒备排斥。汉武帝曾派遣使者“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9]，那么多使者想方设法走“西南丝绸之路”，却始终没能通过昆明族群控制的地盘。西南地区众多土著族群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形成的强烈的排外仇外的意识和举措，特殊文化传统所具有的对于外族的高度戒备和防范，为了生存或为反抗压迫剥削而对他族不惜采取暴力和极端手段等，和上述险恶的生态环境一样，对于阻止历代王朝的直接统治图谋和东部移民的进入，同样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方面的情况古代文献记载甚多，例如三国时代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费尽心力征服了南中，却无法直接统治，只能依靠土著大姓间接治理。历史上佤族的猎头习俗闻名遐迩，一般外族人绝对不敢踏入佤山半步，这一习俗一直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才被废除。在大凉山，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外族人被彝族头人掳为“娃子”（奴隶），其中甚至有不慎落到该区的西方飞行员。20世纪20、30年代人类学家杨成志曾经记录过他前往川滇交界地区进行民族调查的经历，其情况之险恶令人难以想象。[10]匪患猖獗，也是西南地区给人的突出印象，匪患在中国不独西南，而西南肯定是一个重灾区。鉴于西南地区特殊的生态环境和族群生态，中央王朝始终未能直接统治西南全境，于是不得不采取特殊的“以夷制夷”“羁縻”控制等策略。元、明、清三朝在西南地区先后设置的土司曾多达2569家。[11]土司制度，实为中原王朝适应边地状况的政治创造。
交通因自然和人文因素长期受阻，人口数量和密度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西南的环境和社会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原生态”状况，各种多样性之所以能够长期繁盛不衰，与此关系密切。
人类适应是人类与自然的最基本的关系。各民族传统文化适应本身就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而文化适应多样性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对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所发挥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人类对于生境的适应，有遗传和生理的适应，但主要是文化的适应。西南地区各民族的文化适应可谓丰富多彩。这里仅举三个例子聊以说明。
一是傣族等的热带低地生态适应方式。傣族居处湿热低地环境，选择水稻栽培灌溉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为了使这一生计方式能够持续良性循环，傣族驯化培育了数百个稻谷品种以配置不同的土地和土壤类型，以扩大土地利用幅度，分散土地压力。傣族居住的环境，水热条件可以充分满足三季稻复种的条件，但是傣族只种一季稻，目的是让水田在冬春休闲以恢复地力。休闲季节田里放养牛马猪鸡鸭，草虫被食用，畜粪可肥田，加之水利灌溉有充足的水源和制度的保障，所以单季水稻种植不用施肥依然高产。傣族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森林保护利用功能。傣族谚语“有树就有水，有水就有田，有田就有粮，有粮就有人”，朴素地表现了傣族的生态观。傣族栽种铁刀木以保障柴薪供给，堪称绿色文化的杰作！傣族村寨周围必有风景林、护寨林、水源林、垄林、寺院园林等的规划，不仅美化环境，而且可满足人们生产、生活、健康、审美、宗教等的需求。傣族的风俗习惯尤其是少子生育习俗，使得人口增长十分缓慢，所以能够长期保持人少地多的状况。傣族全民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社会崇尚礼仪、和谐、闲适，不过多追求物质享受，禁止过度消耗资源，这对于维系傣族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傣族一样，西南地区的壮族、侗族、布依族、仡佬族等百越族群的灌溉农业以及云南红河哈尼族和广西龙胜壮族等的梯田农业，都是水稻民族人类生态适应方式的典范。
二是热带、亚热带山地民族的森林生态适应方式。刀耕火种曾经是西南众多山地民族长期依赖的生计方式。刀耕火种在国际学界多被称为“轮歇农业”，“轮歇”是此农耕形态的精髓。山地民族为什么要从事刀耕火种轮歇农业，因为垦殖山地坡陡路遥，积肥施肥困难，杂草滋生厉害，施肥和除草投入太大，而如果不施肥和除草不力，就难有收成。如何解决这两大难题？山地民族采用了“轮歇”这个法宝。所谓轮歇，即每个村寨都将林地规划为十几个甚至更多的区域，每年耕种一个区域，其他区域得以休闲，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为一个轮歇周期，循环耕种，用养结合，森林、地力因长年修养得以恢复，人与自然因此得以和谐共生。当代科学技发达，把刀耕火种视为“原始落后”的生产力，为了将其彻底消灭，20多年前许多地方曾经推行“两化上山”（使用化肥和除草剂）以图取代轮歇，实现农业现代化，结果污染了土壤粮食，糟蹋了生态环境，问题没有解决，反而贻害无穷。事实说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地广人稀的山地森林生态环境中生存，刀耕火种不啻为最佳选择。刀耕火种并非如世人所说的“砍到烧光”那么简单，而是一个以多种轮歇方式为基础，包含土地认知、土地制度和管理、作物多样化及栽培技术、作物轮作混作、粮林轮作等知识技术的复杂系统。比较单一集约的农业系统，刀耕火种不仅生产粮食，而且能获取丰富的采集狩猎产品，具有显著的复合产出优势和良好的生态效益。西南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适应方式，以轮歇技术知识体系为核心，以村社制度体系为保障，以万物有灵世界观及其仪式体系为调适机制，三者的有机结合，使得刀耕火种数千年延续不衰。其宝贵的生态文化遗产，值得传承发扬。[12]
三是藏族等的高寒山原生态适应方式。藏族的混农牧生计，或称半农半牧生计，亦是人们熟知的生态适应方式。高寒山原，土壤瘠薄，藏族以种植麦类作物为主的农业须施用大量肥料；人们抵御严寒，需要具有高热量蛋白质的肉乳和毛皮制衣。大量饲养牛羊，即为解决肥料和肉乳皮毛的有效举措。一个家庭，除了进行谷地农业和冬夏移动于谷地高山之间的畜牧业之外，还需从事采集和进行商品交换，此外村庄频繁的宗教活动和各种生命仪式、节日庆典、人际往来也需要人手，所以家庭成员越多越好。许多民族学资料业已证实，藏区家庭男劳力越多越富裕，越少则越贫穷。藏区有一妻多夫的婚俗，便是适应生计需要和生态需要的产物。此婚俗不仅可以解决复合生计所需劳力问题，客观上还起到节制人口和避免家庭资源财产分散致贫的作用，所以多被正面肯定。[13]藏族笃信佛教，人们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精神信仰之上，而不是物质追求至上；藏区盛行的神山、神湖、神林崇拜，其环境保护的功能亦备受赞赏。藏族独特的适应方式，与傣族和山地刀耕火种民族的适应方式一样，均为传统生态文化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