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东巴文化的传统生态
明确东巴教的性质是认识东巴文化传统生态特质的根本和前提。东巴教是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融会多种宗教文化因素，逐步演进发展形成的系统的民族宗教形态，为纳西族全民信奉，其核心是纳西族本土宗教信仰（Indigenous Religion）。其中原始自然宗教中普遍存在的万物有灵观念较为突出，即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万事，皆有不可战胜的神鬼主宰，为获得现实和心理上的安全，需要请东巴祈福驱灾。纳西族与藏族都有同源于古羌人的成分，东巴教包含并保存了两个民族共同的古老本教信仰，后期又继续受到藏族体系化了的本教的影响，还受到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乃至婆罗门教等其他宗教文化因子的影响，具有多元文化的性质。和力民在考察了东巴教的教义、经典、传承方式等方面的特征后指出，东巴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原始宗教，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为宗教，而是原始（蒙昧）宗教向人为（文明）宗教过渡的一种特殊的民族宗教形态。[10]
（一）文化土壤的传统生态
纳西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生活是这一宗教文化生长的土壤；同时，这一宗教文化承载了纳西民族的源流、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强化了民族认同，彰显了民族精神，并以生动的形式反映了民族民间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内容。东巴教和东巴文化为全体民族民众创造，与其社会生活的所有环节息息相关，具有强烈的民族个性色彩。民族性是东巴教和东巴文化最突出、最根本的特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巴文化就是一部以宗教的外形呈现出来的生动的纳西族社会文化发展史和百科全书，包含了纳西族先民对宇宙创始和万物起源、民族始祖、迁徙、部落战争、氏族分化、社会生产生活、对自然的认识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认识，形成了庞大而完备的认识系统和完备了与之关联的可操作性的繁复的仪轨。
东巴文化是深植于民族民众生活的本土母体文化，已深深融入纳西民族的血液中。自明代以来，丽江地区虽然受到越来越深刻的汉文化影响，但东巴教仍然是民间信仰的根本和核心内容。在多元文化语境的发展过程中，东巴文化还汲取了周边诸多宗教和文化的养分，把这些内容都融会贯通在纳西本土文化之中。同时，历史上外来的人为宗教如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儒道文化也曾传播到丽江坝区，尤其在木氏等上层统治阶层内影响较大。尽管东巴教相较于原始宗教而言，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系统而繁杂的观念和仪式体系，但未能成为地域统治者的官方宗教，东巴教和东巴文化主要反映的是本土普通民众的思想和观念，祭祀仪式也局限于家户、氏族、家族或村寨的范围之内，尚未发展成为超民族、超地域的普世性的宗教和文化。一些集体参与的大型祭祀如祭天、大祭龙王、祭村寨神等虽然有较为固定的祭祀场所，但没有形成专门的公共宗教场所，也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和专属财产。总之，东巴教是在纳西社会中自然而然形成发展，在民族民间自发组织开展活动的本土宗教形式，东巴文化因而主要属于民族民间文化的范畴。
此外，东巴教和东巴文化的民俗性非常强。东巴文化统摄了民族民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到社会生活的组织与开展，从个体生命的开始到终结的每一个环节的相关民俗中，都渗透了东巴文化的内涵，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宗教典籍和祭祀、仪轨等来展开相应的、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因此，李锡认为，东巴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民俗文化。[11]
（二）传承主体与文化载体的传统生态
东巴教体系庞杂、博大精深，其祭司东巴作为神鬼与人之间沟通的中介，需要具备高度的专业素养和技能，是东巴文化事实上的持有主体和传承主体；东巴既是宗教神职人员，又是社会文化人。在历史上，东巴曾经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随着藏传佛教等外来人为宗教和汉文化艺术在纳西民族上层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藏传佛教还被木氏用作扩张势力范围和强化对藏区统治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东巴教的影响主要在于民间，东巴的地位也大不如前。总体而言，东巴尚未实现职业化，他们不脱离生产劳动，平时没有信众供养，仅在劳作之余学习东巴专业技能，应信众之需从事宗教活动，并获得相应的报酬（往往为一些祭祀供奉的牛羊肉等实物）。东巴普遍供奉传说中的教主丁巴什罗，各地东巴相互间也有一些往来，但未形成宗教组织；东巴的专业水平有高下之分，但没有等级的差别和现实的宗教领袖。东巴主要以师徒传承，尤其是父子传承的方式传承东巴文化。总之，东巴是纳西民族古代的民间历史和文化艺术的集大成者，在传统的东巴文化生态中，东巴们植根于纳西民族社会生活，融于纳西民众之中，终其一生，为纳西民众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每一个人生环节提供宗教服务。
东巴们依靠古老的图画象形文字即东巴文（后期也产生高度符号化的格巴文）书写的东巴经书和绘画雕塑等诸多宗教道具和名目繁多、规程严格的祭祀仪轨、庄严凝重的宗教音乐舞蹈等载体开展宗教活动，其中蕴含着神话、史诗、传说等，记载了民族的源流、历史，承载着哲学、天文、历法、占卜等内容，可谓纳西古老文化的百科全书。
就东巴文化的有效传承而言，传承主体与文化载体的整体性至关重要，即东巴掌握和传承宗教文化离不开这些文化载体，同样，如果这些文化载体离开能正确释读其内容的专业祭司，也丝毫不能发挥作用。这是东巴文化最为特殊的方面，是由东巴经典中较为特殊的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所决定的。据和力民介绍，东巴教有一千种左右的经典，为口耳相传的记忆与提醒式略写的语段文字经典相结合的记录方式，尚未完全脱离原始的口耳传颂的原始口诵经的模式，即文字记录仅起到辅助作用，加上地域方言的区别，在经文的记忆和理解上难度较大，有时候不同祭司还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东巴经典也带有较强的地域性，即使是本民族的人学习起来难度也非常大，就是本民族的祭司，除非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平，否则，要释读其他地区的经典也很困难。[12]
名目繁多、细致繁杂的仪轨也是东巴与文化载体不可须臾分离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诵读经典，按照经典的内容展开仪轨过程之外，东巴需要长期跟随师傅，通过实际参与观察并实践操作才能正确掌握仪轨的每一个环节，确保仪轨的有效性和宗教的神圣性。
赵晓鹰从传播学的角度认为古老东巴文化机构中的各个部分，都主要是以人际传播的形式不断传承发展的：
即使有某些传播媒介的介入（如东巴经书，东巴文书信）到了深层传播的时候，仍然需要传受双方在同一现场把握信息的流向、流量和清晰度、准确度。……19世纪以前，在整个东巴文化的浩瀚汪洋之中，无论是用象形文字书写的1400多卷东巴经典，还是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绘画、东巴文学、东巴仪式、东巴工艺，传播的范围几乎都是局限在东巴文化的职业性传承人——东巴与东巴所在地的民众之间。……无论是东巴与东巴之间的人际传播，还是东巴所在地的民众参与的组织传播，传播的范围都是非常有限的。……一旦离开了东巴的组织传播，那种文化的影响便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13]
（三）参与主体的传统生态
在传统的东巴文化生态系统中，参与主体为纳西族内部的民众，同时也是虔诚信众；传统上东巴文化的影响范围仅限于纳西民族民众内部。
民众传统社会生活的内容和相应的需求构成了东巴文化的内容，并赋予其民族精神文化的内涵。这种传统的生活是前工业社会的产物，围绕狩猎、牧业和农耕等生产活动展开，人类和自然关系密切，互为依存，天地之间遍布神鬼精灵，因此万物有灵的观念尚占有重要比重。在传统的文化生态中，民众的社会生活和东巴的宗教活动范围主要围绕血缘、地缘、亲缘等因素展开，东巴文化作为纳西民族百科全书式的“内核文化”，无所不包地反映和满足了民族民间信众在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需求，即宗教和哲学、文化、文学、艺术甚至医药、技艺等相互包含，浑然一体。
总之，在东巴文化的传统生态里，通过祭天等重大民族祭典和贯穿生死的一系列复杂的人生礼仪以及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东巴教这一“内核”维系并强化了民族认同，留存了民族迁徙、征战和演变、融合、发展等重大历史记忆，沟通了始祖和后裔，满足了纳西人生命礼仪每一个环节的需要，保持了纳西人与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