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今年4月初，正当我迈入人生的古稀之年，我接受了湖北大学颁发的资深教授聘书。在此之前，我10年来一直是以校外人员的身份在主编《德国哲学》这本作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院刊的辑刊，到今天才算是完全“名正言顺”了。当然，这是说笑话，我从来也没有计较过什么名分，也不认为帮另外一个学校编一本辑刊是什么吃力不讨好的事。我只是觉得，像这样一份由国内德国哲学界众多前辈创立了30余年的纯学术刊物，只能让它越办越好，用自己的心血浇灌它，这是一个学者的责任。

我所主编的这10年共15期（2016年起改为每年两期）刊物所坚持的一个宗旨是，它应当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只专注于纯粹学问的辑刊，所选稿件不看名头、地位、引用率和关注度，只看是否言之有物，尤重学术水平。同时，也不讲门派、不拘风格、鼓励学术讨论和不同意见的争鸣。国内学术杂志通常对正常的学术争鸣抱有一种偏见，似乎认为一触及学术观点的交锋，就会有伤和气，即使有时刊登一些商榷或“酷评”文章，也尽可能不要引起缠斗，一般是一个来回即鸣金收兵，及时刹车。作为编辑，我理解这有时是出于无奈，因为国内读者少有对学术问题像苏格拉底那样抱有穷根究底的兴趣和长久的思想耐力的，这导致我们的国民长期以来思维能力的孱弱，满足于对一些重要问题停留于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状态。而德国哲学的优势恰好就在于探讨那些复杂高深的问题时的彻底精神，这正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的。另一方面，中国读者通常不太会把学术问题和情感问题区分开来，一看到有人争论什么就认为是在“互掐”，抱着看热闹的态度只关注谁“赢了”，一到两个回合还分不出胜负就会产生“审美疲劳”，影响到杂志的阅读量。我认为，这种现象只说明中国的学术界还不成熟。20世纪30年代有识之士就提出过中国没有真正的学术界的惊世之语，这种状况到现在其实也没有很大的改观。学术界成熟的标志应该是普遍的宽容和在此基础上的对细节的较真，其中自然包括广泛的学术争鸣乃至公开的论战，这才是有利于提升我们民族的思维水平的事业。本辑刊愿意提供这样一个学术争鸣的园地，只要是持之有故、言之有理、不搞人身攻击的争论文章，本刊都会优先考虑。

遗憾的是，本辑刊实际上收到的学术争鸣的文章很少，我有时甚至鼓励人家对我的观点展开批评，但是当我一回应，也就没了下文。当然，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是德国哲学确实难度很大，离现实生活看起来也很远，国内研究者不论是老一辈学者还是年青一代研究生、博士生，在这个领域中问题意识都不是很强。人们通常都把这当作一门少不了的“独门绝活”，至于理解上各有参差则被认为是自然现象，不可能也犯不着去争个水落石出，各人埋头做自己的一块就够了。但我经常和学生们谈起过，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最好做纯学问的时代，中国几千年都没有过，应该珍惜。所谓做纯学问，就是不一定是靠它吃饭，也不是用来治国平天下，而是通过它搞清楚理论问题。我知道，我这个建议不一定适合于那些连吃饭问题都还迫在眉睫的人，也不一定会被那些已经成为国家栋梁的政经界人士所接受，他们都忙于一些更加实际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做哲学注定只能是小众的事业，不是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能够奏效的。但毕竟，今天做纯哲学的条件比起从前来不知道强了多少倍，每个人只要愿意思考，各种信息几乎足不出户就能够基本获取到。国家还出钱养了一批搞哲学研究和教学的教师，他们很少能够奉命提出一种哲学观点，按照旧的观点来说差不多是一批“百无一能”甚至“白吃干饭”的文人。但这其实是社会的进步，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一个民族没有哲学，就像一座神庙里面没有神像。这样的民族是失了魂的民族，一个失了魂的民族则只能像动物一样任人宰割，或者受人保护。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物欲汹涌的时代，还倾心于这一本小小的学术辑刊的初衷。

邓晓芒，2018年10月16日

于喻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