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聚兴诚银行成立前

1.杨家的始祖

后来成为聚兴诚银行创办者的杨家的始祖渊源在江西南城县（现在的江西省临川区南城县），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迁移到重庆江北（现在的重庆市江北区）定居。如上所述，近代以后的四川居民，以第四次及第五次移民潮中的湖广移民（来自湖北、湖南方面的移民）为主体。这些湖广出身的移民和杨家那样的江西出身的移民之间有何关系呢？孙晓芬推定，元代从江西地方向湖广地方发生过移民，因此湖广移民是在江西地方有起源的人们。^[32]至少我们可以说在江西有原籍的人们是在湖广移民之后进入四川的。那么，这些人是怎样进入四川的呢？我们可以判断有以下几种渠道。^[33]

①赣南水路渠道

从赣州经过江西中心的南昌到九江，沿长江到重庆。

②赣南—湖北渠道

从赣州经过浏阳到长江中游的宜昌，又经过恩施进入四川。

③赣北渠道

沿长江经过鄱阳、洞庭、三峡进入四川。

④赣中渠道

从长沙经过常德，通过湖南、沅江流域、湘西、秀山、乌江、彭水，到长江沿岸的涪陵。

⑤酉阳渠道

从沅陵溯上酉水，经过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到四川。

这些渠道，在从江西到四川的商业渠道上都是重叠的，不过，①～③是用船舶经过四川东部到达重庆的河川渠道，大多从事与长江交易有关系的布匹、盐、山货等的运输业。另一方面，④～⑤是到达四川南部山岳部的陆路渠道，与鸦片以及铜交易有密切关联。

从江西而来的移住者们，向四川地方移民之后主要在各地从事商业，其中出现了在拥有内陆地区最大盐井的自流井（现在的自贡）经营“盐号”的胡氏，在沐川经营药材、杂货商号的刘氏，在宜宾兴办之后成为重庆最大百货商店“宝原通百货商店”的肖氏等许多大商人。另一方面，在重庆，乾隆年间淦氏向江北县（现在的重庆市江北区）移住，以布匹买卖成为大商人。比他稍微晚点，江西临川籍的汤氏以商号、钱庄、鸦片商、布商等成为巨富^[34]。这样，在重庆出现了江西出身的商人，其移住年代总的来说是乾隆以后。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江西出身移民，可以说是湖广移民之后进入四川的新来者（newcomer）。

2.杨家和“聚兴仁商号”

目前判明的杨家最初期世代，是到重庆移住的下一代“森”字辈（见图1-1）。杨家不是读书人的血统，不过，到了“森”字辈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后，出现了以及第科举为目标的人物。次子杨森烈立志于科举，但数次没有及第，到下一代“焕”字辈终于耗尽财产。

“焕”字辈有四个男子，其中森烈的长子杨文光（1854～1919）特有商业才干。他最初继承父亲的梦想以科举为目标，但不久受挫，投身于商业之路。原来长江上游地区已形成了湖北商人和四川商人的商业网络，江西商人处于劣势。^[35]但在四川和贵州、云南等内陆地区之间的有关药材、山货业的交易方面，江西商人的势力较强。嘉庆年间存在按行业划分的同乡组织“商行”109家，38家山货业的商行之中江西帮占22家，11家药材商行之中江西帮占全部。^[36]后来杨家通过商号及银行的经营开展与山货业有关的营业，其基础是杨家始祖起源于江西的产业。

图1-1 杨家家谱

资料来源：戴元康《杨希仲与川省外贸易业务的开拓》，寿充一等编《近代中国工商人物志》第1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聚兴诚银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162页；《杨氏家庭系统表》，《聚兴诚银行》，第7页；聚兴诚银行上海分行《职员略历表》，聚兴诚商业银行档案，档案号：0295-2-521；金逸明《川帮银行的首脑：聚兴诚银行》，《聚星月刊》第2卷第5期，1948年11月，第28～32页。

杨文光首先在同治九年（1870）左右，经他姐夫、江北县大地主业紫卿的介绍，成为“聚兴祥商号”的学徒^[37]。聚兴祥商号的掌柜是与云南帮票号关系很深的刘志堂，商号以经营杂货和棉布等为主。^[38]杨文光在聚兴祥商号工作12年，通过刘志堂的关系形成与金融业者的人际关系。此后，聚兴祥商号因清末的商业不振而停业，1897年左右，杨文光在重庆江北设立了“聚兴仁商号”。^[39]资本为白银1万两，杨文光自己和聚兴祥商号的原股东、有金融关系的富商、亲属等数人以合股的形式出资。该商号进行了跨出原有“帮”领域的多方面的交易，其营业范围包括棉布、绸缎、机器、矿产物、杂货的进口，生丝、药材、牛皮、羊皮的出口等。因远隔地间交易的需求，又开始经营汇兑和兑换等金融业务。^[40]

正当那时，重庆政情不安，各地屡次发生叛乱。许多先行研究指出，由于这个原因，以农民为首的一般民众的生活陷入艰难境地。^[41]可是，这样混乱的状况对于杨文光这样打算重新创立事业的人来说，反而是立身处世的良机。杨文光创立的聚兴仁商号，从1890年到1899年在大足发生“余栋臣的紊乱”^[42]时进行物资筹措和投机，获得了莫大的利益。这以后四川处于长期政情混乱的时代，不过这又可以说是到了以冒险和机智而能够立身处世的新时代。杨文光就这样成为被称为“杨百万”的大商人。

杨文光这样的行动方式，表面上类似于“货殖资本”。一般认为货殖资本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主要以地主资本、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形式夺取财富，从城市向周边农村增殖^[43]。但杨文光将所得的利益投资到土地和债权较少，为了商号的多边化和组织的扩大投资而以取得更多利益为目标。他还为了培养商业人才建立了被称作“依仁学堂”的商业学校，又将财力用于杨家子弟到上海和外国留学等教育事业上。^[44]这些情况可以说明，作为江西移民的杨家，以在城市形成经济性、社会性基础为目标，与上述的货殖资本不一样。与此同时，杨文光没有积极地参与商会等公共团体活动。这是因为杨文光是相对后发的新势力，与重庆的公家组织是有距离的。这样的形态影响到之后杨家的经营方针。

3.重庆迎来的新时代

杨文光设立商号的时候，重庆面临新时代的到来。1890年，根据清朝和英国之间签订的《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巴县（现在的重庆市渝中区）正式成为开港城市。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根据《马关条约》，重庆又开港于日本。与此同时，英国、日本、法国、美国等陆续设置领事馆，1901年，在现在的南岸区王家沱设立了日本租界。^[45]

当时联结重庆和汉口、上海等沿海大城市的主动脉长江航路，未确立轮船航线，尤其是从下流到重庆的溯流航行有很大的困难。譬如，当时大阪商船（现在的商船三井）职员村田省藏，据他回忆，1904年他为了开设支店前往重庆，这时从长江中流的宜昌到重庆需要27天的时间。^[46]需要这么长时间一方面是因为三峡的急流和巨大岩石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因为溯流航行时用的船舶和壮丁属于复杂的“帮”。因此，重庆开港之后依然是“内地”，列强各国的进入并不那么顺利。^[47]

可是，对外开放对封闭状态的重庆冲击很大，这成为之后许多人经过重庆向外出路的契机。还有，自重庆被开港的19世纪末，四川普及了作为定额货币的银元。与此同时，需要称量和熔解、铸造等繁杂手续的银锭的流通逐渐衰微。这些状况为杨家在重庆重新进入金融业创造了有利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