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山西经济增长大幅波动原因分析
在全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到中高速转变的经济新常态下，山西经济是高度依赖区域外部经济的资源型经济，产业结构刚性，市场体制不健全和市场主体缺乏，应变市场风险能力差，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山西经济带来重创，随着刺激计划的政策效应，前两年存货投资的大幅增长，导致2013年、2014年的去库存化过程中，煤炭价格大幅下滑，山西经济又遭遇了金融危机后的新低。2016～2018年，在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三去一降一补”，全面深化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经济结构调整有序推进，经济运行质量效益提升，全省经济运行步入了合理增长区间。
一 市场体制发育不健全
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的战略定位为国家工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此也导致了资源型产业结构及其结构失衡，进而导致经济长期置于国家的计划管控之下，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滞后，煤炭、电力长期市场价、计划价冲突，煤炭成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
资源要素大规模向煤炭、电力、冶金、焦化等传统产业配置，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创新性要素造成挤出效应。在要素配置中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还未形成，存在市场准入机会不均等现象，民营企业难以同国有经济依法同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要素市场化程度远远低于商品市场化程度，尤其是矿产、土地、水资源等主要资源仍主要采取非市场化方式配置。以煤炭为代表的矿产资源一级市场“招、拍、挂”改革进展缓慢，矿业权交易二级市场有待建立，矿业权评估体系不健全，煤炭资源有偿取得方式未实现市场化，未能通过市场机制体现资源稀缺性；土地市场不健全，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基本被排斥在土地市场之外；水资源初始权确权及水市场交易模式未开展有效探索，水市场监管、交易规则和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的供水机制都有待建立；矿产资源、水资源等主要要素资源的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未建立，现行价格很大程度仍由政府确定，体现资源稀缺程度、外部成本内部化、市场主体充分竞争的价格形成机制不能建立。要素资源不能更大范围优化配置，影响资源使用效率和经济社会的更好发展。
二 技术创新滞后
长期以来山西形成了物质资源大量消耗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导致能源经济效益低，能耗压力大，全省环境污染严重，而且对煤炭资源的过度依赖导致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体制、机制落后。新常态下，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增长模式已不可为继，山西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战略创新和管理创新，依靠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开发，实现由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创新势必要求政府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形成有效的创新机制，以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
三 总需求不足，投资效益低下
从投资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大大高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有些地区甚至超过了GDP，一方面是统计口径的问题，另一方面显示大规模高速持续的固定资产投资并未形成有效的固定资本。2003～2013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平均弹性为0.72，即增加1单位的投资，GDP增加0.72个单位。
从全省货物与服务的净出口看，很大程度上向下拉动了山西经济。近十几年来，山西货物与服务的净出口（此处指货物与服务的净流出，即山西区域的贸易结构，并不是海关进出口总额）一直为负值，且持续扩大，尤其是近几年，货物与服务的净出口负值由2002年的-61.1亿元扩大到2013年的-2749.51亿元，扩大45倍，对GDP的贡献为负。从最终消费看，消费的贡献一般为35%～45%。由于山西市场经济不发达、民营企业发展不足、居民消费品生产不足，导致区域贸易结构的净流入。
四 市场主体发育不足
山西省大型民企中以煤焦电冶等传统产业为主的企业较多，转型方向多以传统产业延伸产业链为主，发展动能转换明显不足。其他的民营企业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量大面广，所处产业层次较低，拥有发明专利比例较小，创新驱动缺乏技术支持。并且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新的商业模式对传统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带来颠覆性挑战。成本高、负担重仍然是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降低了民营经济投资规模。山西省民营企业长期依赖间接融资，银行对民营中小企业的实际贷款利率会根据贷款企业所处行业、规模等特点，在基准利率上上浮20%～30%甚至更高，“以贷转存”“存贷挂钩”等现象仍然存在。民营企业负债率、杠杆率较高，企业扩大投资缺乏金融资本支持，投资规模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此外，全省民营企业参与直接融资（上市或新三板）的强度不高，整体融资形势处于较低的水平。大量中小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大中型民营企业的培育壮大是扭转山西市场结构的关键。
五 政府和市场关系错位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核心问题是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越位”与“缺位”、“乱作为”与“不作为”现象依然存在，无效干预、过度干预以及决策失当，对资源配置产生负面影响。山西虽然在逐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但行政审批、行政许可的事项仍很多；对审批条件、审批程序、审批时限等机制需进一步明确规范，服务机制、行政流程、监督问责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营商环境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破解才能全面激发市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