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共享发展理念的形成基础
共享发展理念的形成既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又有坚实的制度基础;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实现的必然逻辑;既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握的结果,也是对中国国情反思的结果。
(一)共享发展理念形成的理论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到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秉持的基本原则,共享发展理念的形成也不例外。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基础,其根本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这明确地体现在它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严格遵循。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是共享发展理念的基本出发点。“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2]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弊端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逐渐显现出来,它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然而正是因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就必须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公有制,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公有制,而且包括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公有制,也就是说由人民共享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因此,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正像马克思所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这里,绝大多数人正是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所要谋取的利益就是通过革命夺取政权,进而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生产资料全体人民公有,成为自由人联合体,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全社会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在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上,落实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到解放全体人民,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确立完全的公有制、建立起人人共享的生产关系,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步步探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并将其作为党的宗旨。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领导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他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相结合,提出了著名的“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的人民标准,作为判断党和政府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重要依据,保障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同志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落脚点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进实现了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胡锦涛在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中国改革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推动了中国发展观念的逐渐转变。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其根本在于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习近平曾经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他要求全党“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4],从要求“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无疑是共享发展理念在实践中的具体化,这进一步表明共享发展理念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创新,更是实践上的遵循,必须加以贯彻落实。因此,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这一理念也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坚持和发展。
第二,共享发展理念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为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是人类思想成果和社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主要包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事物矛盾运动规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建设规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等。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共享发展理念作为理论创新的产物,明显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应坚持的主流社会意识,当这一主流社会意识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时候,必然会推动中国的发展。这种推动体现在:一方面,共享发展理念内在地包含着公平公正,这必将进一步调动全体劳动者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激发群众的创造动力,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成果共享;另一方面,共享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将激励着全体劳动者为了个人幸福不断努力奋进,最终会形成万众一心谋发展的壮志宏图。事物矛盾运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的发展亦以此为遵循。共享发展理念的形成不仅是理论创新的结果,更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反思的结果。这种实践就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平衡等到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倒逼着发展和成果分配都必须将共享放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同时,共享发展理念的贯彻将使这些矛盾得到解决,从而推动我国进一步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遵循了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他们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毛泽东曾经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因此,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为了人民群众,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才能够从根本上推动社会的发展。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无论是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还是改革发展的伟大成果,都是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努力推动和创造出来的。共享发展理念,不仅内含发展要依靠人民,更是明确了发展的成果由人民享有。因此,共享发展理念坚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追求。人类社会的进步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进步,生产力发展进步推动人类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社会财富的增加为人提供了更多的生活必需品,这就为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也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所指的人,不是社会中的某一个统治阶级,而是整个社会的全体人民。显然,无论是社会发展成果的分配,还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其前提和基础都是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虽然今天中国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地步,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却不能不由此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享发展理念是今天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要求。列宁曾经指出:“党是阶级的觉悟的、先进的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6]列宁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的神圣使命就是实现人类的解放并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要坚持自身的性质,践行自身的宗旨,就必须代表中国人民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享发展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时代化遵循。
因此,共享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的深刻体现,是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目的、发展目标、发展方法的逻辑统一。
第三,共享发展理念内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指导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7]诸如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群众路线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共享发展理念内含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的,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不仅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还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始终。它决定了每一个阶段社会的性质,规定着这个社会发展的方向,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永远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它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起点。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当生产关系不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时候,就要通过革命或者改革变革生产关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毛泽东曾经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8]邓小平明确了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即是改革。即使行文至此,尚未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做出界定,但毫无疑问,共享发展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并且,共享绝不仅仅是发展成果的共享,也必须有发展机会的共享。也就是说,共享发展理念内在地要求以发展生产力为前提,在生产力的发展中,人们又拥有同等的机会。同时,共享发展理念的践行,必须建立与现实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当前的中国,就是要不断地深化改革,建立起与共享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保障共享机会、共享成果。
群众路线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也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在揭示群众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群众路线的基本方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长期斗争实践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正是坚持了这个群众路线,我们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获得了人民的支持。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9]相反,当我们不能很好地贯彻群众路线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总是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共享发展理念内含群众路线,一方面表现在共享的主体就是人民群众,意味着共享发展理念提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民群众,这是我们坚持群众路线的基本体现。另一方面,共享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还包括社会、环境、资源等的共享;共享不仅是发展成果的共享,也是发展过程的共享;共享不仅仅受众是人民群众,共享的实施主体也是人民群众。
因此,共享发展理念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而且也预示着共享发展理念实施的基本方法,认真加以研究,对共享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必将有极大的积极作用。
总之,从一般意义上说,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同时,共享发展理念也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理念、共享要求的创新发展,与党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一脉相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时代体现,不仅闪耀着理论的光辉,其实践的光芒也将照耀神州大地。
(二)共享发展理念形成的制度基础
社会制度是发展理念落实的基础和保障,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发展理念的性质和宽度。也就是说,一定的发展理念能否落实,不仅看其是否符合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关键在于是否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尤其是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同时,发展理念对社会制度又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价值目标的实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方面,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决定了资本主义不仅不能够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还会导致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使工人和资本家趋向两极分化。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导致生产力每隔一个时期就会出现倒退,更是从根本上制约着共享的实现。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必须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从剥削制度中解放出来,进而实现自身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共享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强调的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追求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共享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以来,我们经过逐步探索,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推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为共享发展理念的形成、落实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特色基本经济制度为共享发展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从1956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到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从完全的公有制发展成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完全公有制条件下,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方式,使共享在那个时期就得到了贯彻。然而,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方式抑制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相对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而且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为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奠定了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适应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从本质上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得到了满足,为共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生产力基础和物质基础。其次,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对应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调动了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源,使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提高,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为共享发展理念的落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与之相对应的分配制度在自身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通过自觉地调节和改革,解决了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建设的诸多体制机制问题,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为共享发展理念的形成和落实奠定了基础。
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为共享发展理念的形成和落实提供了制度保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天,我国逐渐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体系,这一政治制度体系成为新时代我国政治发展的基础,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行使,为维护人民的正当权益和共享发展提供了稳固的政治基础和可靠的政治保障。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例,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了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为共享理念的制度化提供了权利保障。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自己在法律法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中的话语权,使自身关切通过合理的渠道进行表达。其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利行使,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路线方针政策制定的积极性,进而推动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再次,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保障了人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了我国社会的稳定,为共享发展理念的形成和贯彻落实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最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领导下的政治制度,是党的领导的制度载体,共享发展理念作为党的发展理念,有利于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上升到制度层面并予以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依法治国是统一的,它是依法治国的制度载体,共享发展理念的形成和落实不仅仅需要靠宣传,更需要制度保障其贯彻和落实,而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法制化、制度化建设,这无疑为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社会建设方面,随着社会建设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中独立出来,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作为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教育、就业、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都是共享发展涉及的重要内容。在制度化建设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社会建设的内容作出了总体部署,明确了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建立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社会建设的内容,为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供了依据。虽然这个规划还没有完全形成制度,但其指导性、顶层性表明,推进社会建设成果共享不仅已经提上了日程,而且必须成为可实施的方案。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建设的制度化和发展成就有效地推进着社会整体功能的发挥,使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有序并稳定地运行着。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它在规范人们行为的同时影响着人的思想认识、增强了人们服从制度的信念,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安全运行,为共享发展理念在社会建设方面落实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方面的权益得到了制度保障和维护,不仅为共享发展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党对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之前并没有明确提出过共享发展理念,但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的思想和目标是一直都存在的,这也是自毛泽东时期开始,党的历代领导人一直坚持的基本原则。然而实践和理论又不是天然合二为一的,理论上的先进并不当然等同于实践上的落实。自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共享思想在中国的践行既有成功的经验,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些都为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和贯彻落实奠定了实践基础。
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是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思考的问题。在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出现这样或者那样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结合”,他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0]。由此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自我探索。从党的八大做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提出了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开启了从生产力视域研究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从《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刻阐述,为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这十年间,在党的八大路线的指引下,中国人民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了,中国的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将近一倍,农业实现了较大的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成绩卓著,在国防尖端科技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高校毕业生增长近五倍,这些成就的取得为共享的贯彻落实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这十年我们也曾经出现诸如“大跃进”“共产风”“人民公社”等一系列“左”的错误,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我们对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判断出现了问题,导致出现了生产当中的完全集体化、分配中的相对平均主义、目标设定上完全超越了现实等结果,进而抑制了人民参与劳动的积极性。究其根源,我们在认识上超越了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阶段,设定了过高的目标,使共享建立在了务虚的基础上。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使党的工作重心严重偏离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轨道。总的来说,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到改革开放之前,逐渐发展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使我们忽视了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本要求,使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物质生产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人民生活相对贫困、物质需求的难以满足以及分配当中的平均主义导致了共享思想的朴素化存在,严重制约了共享的贯彻落实。
改革开放以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判断,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概括,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进一步将共享思想具体化,这不仅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更是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实践的要求。因此,邓小平对之前的平均主义做法进行了批判,他强调,平均主义并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更不能在实践上实现共同富裕,只能使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遭到破坏,他指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11]进而,他提出了按劳分配的思想,使按劳分配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结合,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预想,又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的要求,在实践上提升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另外,邓小平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提出了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实践上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使中国的物质生产能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使共享思想的贯彻落实具备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
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我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调动了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源,优化了资源配置,使社会的人力资本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促进了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大幅度增加。从最初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与公平的协调统一,尽管一直重视公平问题,但市场经济对效率的过度追求使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成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着重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2000年,江泽民在广东考察“三讲”教育情况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党和政府的基本遵循,因此,重视公平问题,推进改革发展成果共享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要求。
党的十六大以后,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社会的公平正义有了更多的关注,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而在党的十七大明确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公平的问题,从实践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将共享提到了议事日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核心要求。实践的发展终于推动了“共享”的产生。之后,胡锦涛提出了“共建共享”的观点,初步回答了共享的内涵,使党对共享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为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和贯彻落实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总的来说,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到党的十八大之前,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在实践中遵循着共享的思想。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为习近平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实践经验,甚至为共享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四)共享发展理念提出的现实基础
1.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奠定了物质基础
共享发展绝不是贫穷基础上的共享,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物质产品丰富基础上的共享。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提升到了新的水平,社会的物质财富积累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些为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奠定了物质基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生产工具的革命性变革,生产能力的大幅度提升。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工具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半机械化推进到了机械化、自动化和信息化时代,我国的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今天,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了1980年时的40倍以上。比如,我国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截至2016年底,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超过2.2万公里,占世界高铁运营总里程的60%以上,位居全球第一。一直以来,中国总被认为是廉价消费品的低成本生产者,如今中国在全球高科技制造业附加值中的占比从2003年的7%增长到了2014年的27%。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报告,同样在这10年里,美国在这一市场的占比从36%减少到了29%。同样,在高速发展的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新专利申请是美国的2倍,更投入了2.5倍的工业机器人,按目前的趋势,中国将会在2019年超过美国成为研发支出最高的国家。从2013年6月起,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就一直在中国而不是在硅谷了,事实上,在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前500名中,2001年时,中国还榜上无名,如今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此外,中国最好的超级计算机比最接近的美国竞争者快5倍,不像过去依赖于美国的处理器,中国2016年的顶尖超级计算机完全使用国产的处理器。这一系列科学技术领域的成就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快速推动着中国的发展。
其次,经济总量的大幅度提升。在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3679亿元,而201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82万亿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500美元。中国继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的两倍。198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不到400亿美元,2017年,已经达到惊人的4.4万亿美元,即使在增长速率稍低的2015年,中国每16周的增长就相当于一个希腊,每25周的增长就相当于一个以色列。据世界银行测算,2016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再次,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持续改善。1978~201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36396元,实际增长10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13432元,实际增长100倍。总体来说,我国基本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
最后,贫困人口持续减少,我国贫困人口数量从1978年的7. 7亿人减少到2016年的4335万人,并必然能够实现2020年全部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
总之,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等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为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及贯彻落实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是共享发展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党的执政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带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了一条平稳、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使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进而在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一个新的政治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共享发展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具体地说,新时代对共享发展理念形成的支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主义矛盾的变化是共享发展理念提出的根本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判断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特别是在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深刻认识、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社会的主要任务,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工作的重心。而主要矛盾对共享发展理念提出了要求,一方面它表明人民除了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之外,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也就是说在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同时,应比以往更加关注人民其他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与之前相比有了显著提升,社会生产能力在多个领域已经进入世界前列,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依然存在,进一步提升生产力并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抓手。因此,在过去发展的基础上共享发展成果,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关键。
经济发展“新常态”呼唤新动力,共享发展理念是关键。经过四十年的不断改革以及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我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而迈上了新台阶。但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应对危机,不断推进结构调整、消除过剩产能并使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每一个人做出相应的努力。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以及共享发展机制的建立就是要解决市场化发展中导致的城乡、区域、不同阶层差距较大的问题,再一次充分调动社会各个方面人员、资本等要素的积极性,为改革发展凝心聚力,维护经济社会平稳健康较快发展。
3.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困境的实践反思为共享发展理念提出的实践基础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经济上的“一枝独秀”并不能带来“花开满园”,我们依然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离不开对这些问题的实践反思。
贫富差距过大需要在收入分配上践行共享发展理念。目前我国贫富差距过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城乡差距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虽然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但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并没有使绝大部分农民富裕起来,相比于持续快速发展的城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是相对较低的。虽然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百分之六十,但这里面还包含着近2.5亿的常住农民工,他们在医疗、养老、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能够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是有限的。在广大的农村,部分农民不能得到稳定的收入,在医疗方面,虽然有新农村合作医疗,但其保障的层次和水平仍然是较低的。加上农村存在的大量贫困人口、农村智力资源的流失、土地资源的减少等问题,也为农村的发展带来了诸多的限制。如何从政策上加以倾斜,让广大农村居民充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其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就业方式的存在使居民收入来源多样化爆炸性呈现,不同就业岗位、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仍然存在。再次,不同区域收入差距较大。鉴于我国庞大的国土面积以及不同区域之间差别巨大的地理、自然资源、文化、周边环境以及政策、历史原因等,我国东西部、中东部、中西部,同一省份的不同地区之间人民的发展水平和收入层次存在较大的差距。总之,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既有发展市场经济的原因,也有不同区域政策差别的原因。无论是哪种原因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以及贫困的问题,都应在实践上予以重视并努力加以解决,因此,通过收入分配、财政转移支付等进行调节,践行共享发展理念成为必然的选择。
公共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需要践行共享发展理念。公共社会资源是指除去自然资源外,用于服务城镇、农村所有人的资源。它包括通常所说的学校、医院、公园以及健身设备等公共设施和公共物品。其主要特征是公共性、非排他性和社会性。就教育资源来说,城乡之间的差距显著。与城市青少年受教育状况相比,农村教育存在受教育年限较短的问题,农村的教育资源明显不如城市,表现在学校的层次较低、教师队伍相对较差、重点学校相对较少,并且在一些省份,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相对较少。起点和层次的不均衡从根本上说是教育资源分配带来的。在医疗资源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大城市,医疗资源供给相对充足,既有数量上的优势,又有质量上的优势。而在广大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医疗资源相对较少。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也是践行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障碍。因此,公共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需要践行共享发展理念。这倒逼我们在这些领域要强化共享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
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要求践行共享发展理念。通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走出了一条跨越式的发展道路,从农业社会一举迈入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在机械化向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转变的过程中,工业产业的发展使社会资源的不平衡运用导致的以生态环境为代表的矛盾和问题逐渐凸显。它在局部地区的扩展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民群众生活生存的质量。一方面,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由于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的不同,环境问题日益明显,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关注。以自然资源的利用为例,由于改革开放初期着力发展沿海经济,自然资源煤炭、石油等大量输出到了沿海地区,而自然资源的产地却由于过度开采、低质量开采而产生了各种环境问题。同时,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发达地区的环境准入条件逐步提高,环境管理和环境保护监督力度逐步加强,致使一些污染严重、高耗能企业逐渐被移出城市,进而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这些企业的发展给落后地区带来了二次伤害,使农村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为城市发展买单。再加上农村经济的落后,农村自身的发展也带来了相应的污染问题,生活垃圾的堆积、水资源的污染、土地土壤污染等已经严重制约了农业、农村的发展。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代际不公现象也十分严重,只顾发展不顾科学发展的现象大量存在。这主要表现为地方、企业在盲目追求发展速度的过程中,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对生态环境带来的问题不关注、不解决、不负责,使环境的承受能力、自我修复能力大幅度降低,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一定程度地存在。这种只追求眼前而对后代不负责任的行为,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障碍。
无论是经济方面收入分配的问题,抑或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都需要用发展的办法去解决,同时应深入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因此,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深刻反思后作出的战略选择,它的贯彻落实必将极大推动中国发展迈上新台阶。
(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召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时代背景,在这个新时代,共享的目标追求由过去的抽象化向今天的具体化转变。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到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都呼唤着共享发展理念的现实化、具体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与落实。小康社会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描述的理想社会形态,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理想生活的追求。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是建设“小康之家”。1984年,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指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12]。党的十三大将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写进了党的报告中,将小康社会作为党“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目标,也就是到20世纪末在中国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从此,小康社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指导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按照邓小平的逻辑阐释,我们所要建设的小康社会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小康社会是这个现代化社会的目标。因此,现代化是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逐步显现,其中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小康社会的建成是这一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标志。随着20世纪末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目标的达成,我国也随之进入小康社会。但是当时的小康是低水平的小康、不全面的小康、不平衡的小康。党的十六大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划,提出了在21世纪前20年建设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十六大以后的十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小康社会的建设进入攻坚阶段。为此,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要求“确保二零二零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13]。党的十九大的主题进一步明确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未来五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切实贯彻共享发展理念,将共享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这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实现贫困人口的如期全部脱贫。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共享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以保证人人参与、人人享有。当前,精准扶贫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它是共享发展的重要抓手,将确保全体人民如期全面进入小康社会。
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需要贯彻共享发展理念。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地方反映在人民生活中就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针对当时人们对“姓资姓社”的争论以及中国生产力落后和人民生活普遍贫穷的状况,邓小平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加以固定并强化。虽然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被标示出来,但共同富裕并没有实现制度化,并没有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部分。令人欣喜的是,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上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论断,并强调“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4]是这个新时代的鲜明特征。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历史上首次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也是第一次将社会主义的本质“共同富裕”外化为自己的具体目标和要求。党把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和具体要求,必将在后续的具体发展路线图中予以强化,必将在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予以贯彻落实。毫无疑问,共同富裕是以共享发展成果为前提的,没有发展成果的共享,共同富裕就是务虚的;没有发展机会的共享,共同富裕是不切实际的;没有发展的共享,共同富裕是不可能达成的。因此,只有坚决在发展中贯彻共享发展理念,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才能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要求落实到建设中和行动上。
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需要共享发展理念为基础和抓手。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具体要求。社会治理的全民共享,一方面,意味着在社会治理中要引入民众的参与,这里的民众参与不是指一定范围内的民众参与,而是全民的参与治理。在过去,国家治理的主体是政府相关部门的相关人员,他们是一个特定的人群。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应是全体民众参与下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相关问题应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让尽可能多的民众参与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来。同时,广大民众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是公民的基本责任,应充分发挥他们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他们提供的不应是辅助性工作。当然,政府及相关部门仍然要发挥特定的作用,应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主导。将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治理与民众参与结合起来,才能够使治理全面、有效。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引入全体民众的参与和共享发展理念机会共享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意味着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要共享治理的效果,这从根本上与共享发展理念的要求是一致的。因为共享发展理念不仅内含共享发展机会,还必然产生共享发展的成果。只有做到治理成果的共享,共享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才彻底、有效。当广大民众真正自觉参与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中并发挥作用的时候,实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是必然的了。
共享发展理念的形成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成就、时代背景和存在问题的必然逻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召唤,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