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出得来”与“进得去”：“陌生化”与“他者化”的辩证统一

一般而言，在从事文化或社会研究之时，与研究者的地位或身份相关的问题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如上所述研究自身文化或本民族成员之时，能否以及如何抽身其间，以避免熟视无睹或情感涉入，再或无法客观的问题；二是研究你所陌生的异文化（比如人类学通常研究的土著文化）之时，能否以当地人自己的世界观或分析视角，去观察被研究的文化或民族成员，以避免囫囵吞枣或以偏概全，再或隔靴搔痒的问题。

作为有宽阔的国际视野和鲜明的文化自觉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对上述问题有过深入的思考。1997年，在《人文价值再思考》一文中，费孝通以“出得来”和“进得去”六个字高度概括了上述两大研究难题。他写道：“传统人类学主张，人类学不仅要研究异文化，以便避开自己社会的偏见，而且还要参与到别的社会中去深入理解他人的生活。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异文化容易使人类学者能‘出得来’，而参与观察则是要求人类学者能‘进得去’。主张以异文化研究为己任的人类学者认为，人类学者在本文化中容易犯‘出不来’的毛病，因而认为本土人类学者往往无法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偏见中超脱出来做出‘客观的观察和判断’。不过，异文化的研究者往往也存在‘进不去’的缺点，也就是说，研究他人社会的人类学者通常可能因为本身的文化偏见而无法真正进行参与观察。”（《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1999：200）

站在利奇的立场上看，1936年在费孝通从事开弦弓调查之时，其所遇到的首要问题自然是这里所谈的如何“出得来”的问题。因为你生于斯、长于斯，将这一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应当，自然容易遭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问题。庆幸的是，在年轻的费孝通进入开弦弓之时，他对自己是否“出得来”就有过充分的准备，他清醒地意识到：“一个生长在某一文化中的人，好像鱼在水中，很不容易得到一个客观的态度”（《费孝通文集》第一卷，1999：478）。如此，费孝通将一个人对本土文化的不经意“顺从”称为“由之”，而如果要形成“知之”即“研究本身的文化亦是需要一番训练”的，这“训练的方法就是多观察几个和自身不同的文化结构”。比如，“孝”对中国人天经地义，但一个人如果有机会接触杀食老年父母的澳洲土著文化，便能够立即“懂得‘孝’在（中国）文化中真正的作用”（《费孝通文集》第一卷，1999：478-479）。

如果说与异文化的接触能够使研究者摆脱对家乡或本土文化的“麻木”，形成对本土文化的“知之”或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自觉”，那么此时开弦弓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所发生的迅疾的社会变迁则快速促进了这种“知之”或“文化自觉”的养成。不仅因为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造成了江南一带蚕丝业的凋敝以及因蚕丝改革而起的乡镇工业的萌生，而且因为外部影响的进入造成了职业的分化、人口的外流、士绅群体的蜕变、单系继承制度的松动、新型农机设备（如动力水泵）的使用以及“夫妻之间关系的变化”，甚至土地租赁制度的改变也使“农民对有关土地制度的一些新思想（变得）比较容易接受”（费孝通，1986：165，133）。在这里，急速的变迁或原本没有的新现象的出现所具有的意义在于，它会瓦解乡土社会原有的天经地义——对新变化的诧异会消解你对亘古不变的麻木。换言之，新的变迁如同一种特殊的异文化可以使你从原已习惯的传统中抽身“反观自照”，实现从“由之”向“知之”即文化自觉的转变。

如果说急速的社会变迁造成了原来浸淫其间的社会成员对自己生长的土地和文化的陌生化——我们描绘变化巨大的常见说法就是“变得都不认识了”——这有点像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所提倡的“间离效果”^[5]，而这陌生化保证了研究者在自己的文化中“出得来”，并由此形成对本土文化的“知之”或文化自觉，那么按费孝通的理解，在这多少被动的“陌生化”之外还有一条主动的“陌生化”路径可走，那就是致力于“对一般人类学理论方法和海外汉学人类学研究的深入了解”。通过这种了解，或通过前述对形成文化自觉必不可少的社会科学的训练，我们就可以保持“自身与社会形成一定的距离”，达成“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的社会和文化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1999：200）的目的，并最终揭示原先不言自明的本土文化的真谛。

虽然利奇关注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费孝通如何“出得来”的问题，但这并不说明《江村经济》的作者就没有遇到过如何“进得去”的问题。乍看起来，费孝通研究的是中国的乡村，但一者鉴于中国文化尤其是乡土社会的复杂性，相距不过30公里的开弦弓村和费孝通出生的松陵镇之间依旧存在包括语言和习俗在内的差异，以致费孝通会说：“我觉得没有人会看不到‘异’的存在，甚至江村的居民也并不真的感觉到我是他们所说的‘自家人’”^[6]，所以《江村经济》“还不能说是十足的‘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结果’”（《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1999：30）；二者尽管费孝通“是自觉把自己放到农民里边去的”，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他极力寻求与被研究者即农民的认同，自觉地将他们视为“我群”，立志成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阿古什，1985：105）。但是鉴于文化、教育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就像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在诸多乡村研究中，“中国的研究者（有时）离西方的研究者更近，而离他们欲图研究的人民更远”（周晓虹，2010b），即使费孝通也不例外。作为士绅阶级的子弟和在新学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不仅江村的农民与其依旧有隔膜（未必视其为“自家人”），而且其本人也坦承：“我的本质还不是农民，而是大文化里面的知识分子，是士绅阶级。社会属性是士绅阶级，文化属性是新学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1999：384）

如此说来，无论是对研究异文化的人类学家，还是对研究几近熟知的开弦弓的费孝通来说，其实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如何“进得去”的问题，只是“进去”的难度和性质不同而已。就一般意义而言，研究异文化，比如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无论是语言、风俗还是社会制度的差异，都会令其“无法真正参与观察”（《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1999：200），所以派克会说：“没有在中国居住到20年以上，最好不要写关于中国的文章。”（《费孝通文集》第一卷，1999：127）不过，存在如何“进得去”的问题，并不说明就进不去，那些研究异文化以及费孝通这样的研究本土文化的学者所以能够成功，都是最终进入被研究者生活世界的结果。在我看来，如果说“陌生化”是前述“出得来”的良方，那么与此对应，“进得去”的捷径就是“他者化”（othering）——通过与你所研究的社会、文化或人民取得认同，以他们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理解他们生存其间的社会与文化。实事求是地说，在人类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中，自马林诺夫斯基时代起，“他者化”在有关异文化的研究中就开始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努力。比如，马林诺夫斯基就倡导人类学的“主位研究”（emic research），希望能以“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界”（吉尔兹，2004：73），去“洞悉土著民族的内心世界”（巴尔诺，1988：248）；再比如，在中国研究中，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立志“把自己作为异国文化中之人”（沟口雄三，1996），美国学者柯文也说要以中国人的立场看待中国（柯文，1989）。尽管连费孝通这样的弟子也对包括自己的老师在内的西方学者是否真的能够走进非西方社会不无怀疑（费孝通，2013b：161-165），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承认，从马林诺夫斯基到沟口雄三，这种“他者化”的努力一直没有间断（周晓虹，2010a）。

虽然通过“陌生化”和“他者化”实现的“出得来”和“进得去”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分析路径，但从《江村经济》或费孝通的研究来看，基于文化的本土性和外在性的区别本就是相对的，这两种路径也就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如果说1938年马林诺夫斯基对《江村经济》的称颂意味着深谙乡土中国的费孝通确实“出得来”，那么在1957年“反右”斗争的无情浪潮中，却连毫不留情的批判者也都不得不承认“费孝通的这种资产阶级社会学带有中国味”（李达，1957），则间接地证明在“洋墨水”中“泡大”的费孝通，面临多少与己相异的文化传统时也确实“进得去”。由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村经济》是一部在“出得来”和“进得去”之间进退自如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