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费孝通“江村调查”的学术心态简史

费孝通一生共访问“江村”26次^[18]，从1936年的“一访”到2002年的“二十六访”，从26岁到92岁，时间跨度66年，长达一个甲子有余。毫无疑问，“江村”与费孝通的整个学术生涯紧密相连，其个人的学术史与生命史牢固地交织在一起。根据时间和关注的主题，我们尝试将费孝通26次访问江村的过程分为如下四个阶段（见表1）。

表1 费孝通“江村调查”的四个阶段^[19]

第一阶段：“一访”至“四访”（1936～1982年，发现问题，重建乡村工业）

1936年“瑶山失事”后的费孝通返乡休息，接受了姐姐费达生的建议去开弦弓村参观访问，被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所吸引，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1936年7～8月）的调查。在《江村经济》“著者前言”中，费孝通说：“这本书的写成可说是并非出于著者有意栽培的结果，而是由于一连串的客观的偶然因素促成的。”（费孝通，2001b：1）调查结束后，费孝通携调查资料赴英伦留学，师从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学习社会人类学，1938年春论文答辩通过，由伦敦大学授予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江村经济》^[20]即根据调查资料写成。

1957年春，费孝通第二次来到江村，对农民的生产生活做了详细调查，发现粮食产量提高了，但工副业被忽视了；农民虽有土地可耕种，手里却没有钱花；商品交换日益萧条，小城镇和各种集市也萎缩了。于是，费孝通写了《重访江村》和《重访江村（其二）》两篇文章。^[21]1981年10月费孝通三访江村，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农村经济结构中出现了农、副、工相结合的现实和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在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赫胥黎纪念章时，费孝通便以“三访江村”为题，就江村自1936年以来的变化发表演讲。1982年元旦后，载誉而归的费孝通四访江村，与村民分享喜悦，并向乡干部了解生产生活情况。^[22]

第二阶段：“五访”至“十一访”（1982～1986年，小城镇研究）

费孝通曾言：“小城镇研究，从我个人来说是江村研究的继续。”（费孝通，2001a：3）“我们的小城镇研究是从农村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费孝通，1984/2009：349）1982年10月费孝通第五次访问江村，对当时乡镇工业的兴起联想到小城镇的复苏，以此做了一次探索性的考察。1983年5月，费孝通六访江村，围绕小城镇兴衰变化情况进行了考察，同年9月在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做了《小城镇，大问题》的报告，对小城镇衰落和复苏的原因作了重要的论证（参见《费孝通全集》第十卷，1983/2009）。1983年10月，费孝通七访江村并到附近村镇调查，指出小城镇复兴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工业经济的繁荣。

1984年10月，费孝通把乡镇工业和城乡联结型的区域经济发展作为调查重点，第八次访问江村，肯定了乡镇企业发展对小城镇复兴的作用（参见《费孝通全集》第十卷，1984/2009）。1985年7月，为了撰写《江村五十周年》费孝通九访江村，邀请土改时的村干部和现任的村干部分别举行座谈，详细地询问了农民生活和经济负担情况。1985年10月，为纪念访问江村50周年做准备，费孝通十访江村。1986年5月，费孝通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中根千枝、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巴乃特共访江村。

第三阶段：“十二访”至“十五访”（1987～1991年，乡镇工业深化与区域发展）

1987年5月，费孝通第12次来到江村，先后访问了无锡、常熟、吴江、吴县，了解这一地区工农关系的新发展和新问题，研究乡镇工业的第二步发展问题。1987年9月，费孝通关心苏南小城镇建设中的共性问题，再到江村深入调查。1990年4月初，费孝通开始了包括南京、杭州、上海的长江三角洲之行，并于4月14～15日第14次来到江村访问调查，就家乡的经济结构和外贸优势，提出了长江三角洲的开发和外贸格局的新构思和观点（《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1990/2009）。1991年4月费孝通再次来到江村，充分肯定了吴江经济发展的路子和所取得的成果（参见《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1991/2009）。

第四阶段：“十六访”至“二十六访”（1992～2002年，学术总结与反思）

1993年10月，费孝通第16次访问江村，和“第四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的代表实地考察了“江村”风貌。1994年10月，费孝通第17次访问江村，了解家乡的新变化和配合拍摄专题片《行行重行行》。1995年5月，费孝通又一次回到故乡，听取了吴江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关于进一步繁荣吴江经济的战略和正在制定的全市实现基本现代化发展规划的情况。1996年4月，费孝通第19次访问江村，在农户徐林宝家详细询问了家庭收入情况，听取了吴江市委关于加大太湖开发力度，充分利用水资源和实施太湖综合治理的战略措施。

1996年9月19日，费孝通来到江村共庆《江村经济》调查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1997年4月8日，费孝通走访了两家农户，了解生产生活情况。1998年4月2日，费孝通在江村走访了村民的家庭工厂，走访了费达生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缫丝女工，还了解了农户除耕作收入之外的致富门路。1999年4月13日，费孝通参观了“费孝通江村访问60周年的图片展览”，并参观了村民的家庭工业。2000年4月1日，费孝通在江村听取了村级领导的汇报，走访了村民家庭。2000年9月4日，费孝通在江村听取了镇领导的工作汇报，参观了镇办缫丝厂，并走访了部分村民。2002年9月29日，费孝通在江村走访了部分村民，这是他最后一次访问江村。

前后共计26次的江村调查与费孝通的学术历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20世纪30年代“无心插柳”的江村调查，新中国成立后对乡村工业的重申，到80年代的小城镇研究及其深化，90年代关于发展长江三角洲的建议，以及进入21世纪后对城乡发展的持续关注，体现出在一个甲子多的时代变迁和个人命运沉浮中，费孝通先生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脚踏实地的研究精神以及志在富民的学术理想。总体来看，多达26次、时间跨度66年的“江村调查”，彰显了费孝通之连接个人、学术与国家的学术心态史，这一学术心态史既有连续性又发生了变化（参见表2）。

表2 费孝通“江村调查”各阶段的学术心态简况^[23]

不过，费孝通的学术心态史并不是一个学术、心态与时代变迁并行无碍的过程。本文认为，只有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民族国家建构的意义上理解费孝通的江村调查，才能挖掘其更深层的意义。从1936年的首次江村调查到生命的终结，从《江村经济》到《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2003年），费孝通思考的始终是如何像传统的士人那样在变革时代的社会结构中发挥“治平”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无法靠疏解传统经典的义理来实现，而需深入真实的社会生活之中。但费孝通的困境在于，作为整体的绅士阶层已不复存在——尽管士人精神可能或多或少地隐存，而且无论政治体制、生产方式还是人们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现代中国”都与“传统中国”有着重要不同，那么，专门化的方法何以能应对总体性变迁？舶来的学问又如何能切中本土民情人心？这是费孝通的困境，也是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建构的困境。

虽然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1994b/2009：423）曾说，他不在意他的学术属于“哪一门、哪一科”“称之为社会学也好，称之为人类学也好”，主要看“它是否抵用，能不能富民为断”。实际上，他也未能真正地摆脱专业化的限制。毕竟，费孝通的学术训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专业化的结果，而这种专业化并不是中国社会自然内生的，因而便难以应对中国全方位和总体性的变迁问题。不过，与其说这是费孝通本人的限制，毋宁说是中国“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孙立平，2005）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古今中西的矛盾交织；总体性变迁与专业化科学的复杂纠缠。基于对这种困境的认识，我们便可以尝试理解费孝通晚年的“学术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