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所在

马林诺夫斯基在“序言”中写下了对《江村经济》一书的赞词：“我敢于预言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Fei，1939：xiii；费孝通，1986：1）^[2]他进一步写道：“我怀着十分钦佩的心情阅读了费博士那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论点和生动翔实的描述，时感令人嫉妒。”（Fei，1939：xv；费孝通，1986：3）在马林诺夫斯基对费孝通的评价里，有这样两个观点与他自身的想法一致。

第一，来自马林诺夫斯基自身对人类学的反思。马林诺夫斯基说过，“人类学，至少对我来说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Fei，1939：xv；费孝通，1986：3）。在否定这个观点之后，他提出人类学该做的是勇于探究当代由西欧列强的文化所带来的文化变迁与社会问题等亟待解决的课题。马林诺夫斯基指出，本书恰好应对了此类课题。面对传统社会与生活的衰落，费孝通以“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Fei，1939：xix；费孝通，1986：6）为准则，为寻求社会解体中的出路而进行了探索。另外，本书并不是由一个怀着异乡之情的外来人所著，而是土生土长的本国人的工作成果。马林诺夫斯基对此也予以了肯定，他写道：“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Fei，1939：xiii；费孝通，1986：1）

第二，费孝通的田野调查方法与资料整理方法：通过对一个小村落生活的了解，把握中国农村生活的整体情况。马林诺夫斯基如此评价费孝通的描写方式：“读者本身将自然地被带入故事发生的地点：那可爱的河流，纵横的开弦弓村。他将看到村庄的河流，桥梁、庙宇、稻田和桑树的分布图，……他将欣赏到具体资料、数据和明晰的描述三者之间很协调的关系。对农村生活、农民生活资料、村民的典型职业的描述以及完美的节气农历和土地占有的准确定义等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深入的确实的资料，这在任何有关的中国文献都是十分罕见的。”（Fei，1939：xviii；费孝通，1986：4-5）

在马林诺夫斯基对《江村经济》的评价基准里，含有他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以及人类学在应对现实问题上的作用”的期望。毫无疑问，这源于马林诺夫斯基自身的经历与思考。事实上，他也是通过在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实地研究中积累下来的实践性方法和经验才得以了解非西欧社会的文化变迁，进而思索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正好在马林诺夫斯基深入思索的这个时期，费孝通出国留学（1936～1938年）。因此可以推测，他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

费孝通著作的特点在于，在当时中国农村面临衰落的情况下，关注规范性和实践性的应对方法并以此为研究的出发点。那么，《江村经济》是如何达到社会学所要求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又是如何保证民族志记录的质量呢？关于这个问题，以下将透过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方法论来进行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