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活的”社会与现实取向

费孝通早期的研究方法受惠于大学时期的人类学与社会学训练。不过，这一研究方法在以时间为序的各篇文章中逐渐成形，并最终在江村调查中得以呈现，则与其核心关怀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费孝通全集》第一卷所收录的作品，在《江村经济》一书成文之前，费孝通早期的学术性写作，以1933年的《人类学几大派别》为起点。在本文中，费孝通已经表达了对于功能学派的服膺之意，其研讨的主要材料则来自《野蛮人的性生活》一文。

《野蛮人的性生活》一书对于早期费孝通影响极深，以至于在1933年，费孝通专门写了一篇关于该书的读书笔记。马林诺夫斯基在该书的序言中说，“性，家庭，亲属关系乃是有机的整体”（《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97），这一理解日常生活的角度理所当然地成为费孝通后来以《江村经济》为代表的早期作品的核心角度。在这篇读书笔记中，费孝通还表达了一个对于马林诺夫斯基作品的赞赏之意：马氏以极为明白晓畅的语言来进行写作（《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98）。费孝通在1933年不止一次表达过对于此种写作风格的赞赏。我们知道，这一语言文字上的风格在后来亦已成为费孝通著名的写作风格。我们并不能完全说费孝通的写作风格全从马氏而来。因为尽管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他可以用非常典雅的古文体进行写作^[4]，然而在读到马林诺夫斯基的作品之前，也即在1933年之前，费孝通已经开始着力于此种风格的白话文学术写作。我们可以说，在费孝通与马林诺夫斯基的写作风格之间，已经有了一种“亲和力”。这种不约而同的写作风格，在费孝通看来，是与对社会及社会学研究的理解有直接关系的。他相信，唯有此种写作风格，才可能实现对于活生生的社会的呈现。所以，在阅读了杨宝龄的著作之后，费孝通如此写道：“读完了全书，和读了其他芝加哥社会学丛书一般，使人觉得所读的简直是一本亲切有味的小说。它所表显的是人生底层的活动，是活的人生。社会学的对象本来是人类的社会生活，生活本身活的、动的、变的。”（《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114）

在1933年的《社会研究的程序》一文中，费孝通开始明确提出他早期学术研究的主张。在本文中，费孝通首先提出，“社会研究是叙述社会事实的科学”（《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101），并随即指出，社会研究和社会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同。原因在于，“社会理论是在种种社会事实中推求社会存在和演变的原理，而社会研究是只限于事实的叙述和描写”（《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101）。这二者互为表里，不可或分。但是，在研究中将这二者区分的做法，乃是出于一种程序上的方便，也就是说，是“指在叙述时所用的方法和推求原理时不同”（《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101）。这一方法最重要的，是研究切入的角度，亦即“从何叙述起的问题”（《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101）。费孝通从四个方面详述了这一问题。

（1）确定研究对象或者说描写的单位，也就是群的单位。这是一种社会研究上的实质性讲法，因为社会先于个人而存在，而群的同质性意味着生活方式，或者说社会学研究的形式的同一性。在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研究中，这往往意味着某种习俗或者风俗。所以第一步既是形式上的界定，也是性质上的界定。

（2）对社会状态的研究，亦即“从何描写”（《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102）。费孝通在此从时空二分的角度入手，提出了首先划分为“状态”和“变迁”这两个交叉轴的研究角度。对于社会状态的研究，要以“方便”为宜，即写下首先观察到的有形之物。费孝通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从对于物质文化的分类记述开始，进而记述使用物质器具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再推到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组织。从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入手，必然要上升到社会得以维系的“公共意志”（《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104），即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具体是呈现在作为社会意志之体现的社会行为之上的。费孝通在此讲了一段极富深意的关于社会研究的话：

社会组织是可以从个人行为上看出来的。当然，有时，我们可以得到种种成文的规则和条文，但是成文的规则和条文并不是社会组织的本身，因为有很多规则和条文是不实行的，甚至和实际的行为相反的。所以描写社会组织时虽可以将成文的规则和条文作为参考，但决不应当以规则和条文为中心事实。（《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104）

这一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学研究依然极富启发性。费孝通的基本意思是将社会及其行动者视为活生生的、有自身主体性意义的状态，而非死的条文和规则。本文认为，这是费孝通早年的核心思想之一，因为该思想并非偶然地出现在这一篇论文中。在1933年与1934年的作品中，费孝通屡次提及这一观点。在1934年的文章《从“社会进化”到“社会平衡”》中，费孝通明确说：“我们已经屡次说过，一切文化只是人类生活的办法，社会制度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离开了生活，文化和社会制度是无从说起的。”（《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236）此外，这一核心主张与费孝通所选择的写作风格有直接关系。或者毋宁说，正是这一对于社会及其行动者的观点，才使得费孝通有了上述关于写作手法和风格的态度。

社会状态研究的对象又分为：（a）物质文化；（b）社会组织；（c）社会态度。其亦代表着不同社会文化之特定意志的群体性社会态度。而社会态度的养成在于“不同生活方式的冲突”（《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105）。若社会流动性增加，社会变迁性增大，那么不同社会态度之冲突亦可明显增加。

（3）社会变迁历程研究。这一点又分为：（a）冲突；（b）调解；（c）同化。社会态度在整体上会伴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变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历程即“如何变法”；二是变迁历史，即“变得怎样”。历程是“一种动作”，与其相对应的是，“态度是社会变迁的动力……是不同生活方式冲突在心理上发生的反映”（《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106）。所以费孝通提出的社会变迁第一历程是“冲突”（《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106）。而第二历程则是调解，继之是同化。这三种历程就是变迁的历程。

（4）社会变迁的具体历史。相较于普遍性的变迁历程，还存在着具体的、个别的变迁史（《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107）。与历程比较起来，历程是形式，而历史则是内容。如传统中国的族居制到颇具现代意义的分居制。这是变迁历史的一部分。这种变迁历史并非普遍，然而却是普遍形式的具体内容。

总之，在这篇论文中，费孝通明确确立了他早期的研究态度和写作风格，并以此作为研究社会变迁的基本态度和风格。这种“活的”社会与现实取向及相应的写作风格，还在费孝通1933年其他的重要论文中得到了体现。

在1933年，费孝通的作品还表明，他明确受到了来自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派克的影响。在《社会学家派克教授论中国》一文中，费孝通再度表达了对于某种“鲜活的”社会认识与写作风格的赞许。在文中，费孝通认为，派克之所以能够成为芝加哥学派的正宗，乃是因为其写作和研究的重点，不在于文本本身而在于日常生活本身。

他有一种魔力能把他的学生从书本上解放出来，领到一个活的世界中去领悟人类生活的真相。这是他在社会学界中树下百年基石的工作。（《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137）

派克对于早期费孝通的影响很大。^[5]在1933年，费孝通写作了两篇关于派克的文章。第二篇是比较讨论派克与季亭史（F.H.Giddings）的思想分歧点的工作。从这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费孝通早期所受到的派克思想的影响，着重在于身心交感论的、集合主义的观点，主张“统计方法不足完全解释社会现象，故重个例方法”，主张侧重于社会形式的研究（《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168）。

1933年，费孝通在燕大毕业之后，受到了梁漱溟的邀请赴山东邹平参加乡村建设工作（参见阿古什，2006：29）。在当年11月，费孝通撰写了《社会变迁研究中都市和乡村》一文。文中颇有批评之意。费孝通明确提出，在关于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中，不能仅仅关注农村问题。^[6]也就是说，变迁的研究必须将都市问题纳入进思考范畴。所谓社会变迁，其最重要的动力，则在于“各种不同生活形式的接触”，然而根据上文的定义，生活形式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具体的生活中，这一界定要落实在“人口的流动”之中（《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125）。现代化的进程带来了城市工业的发展、现代性分工的出现和相应的人口流动和聚集，这一点是与乡村社会不同的。然而与此同时，在都市生活中，可以发现现代意义上的社区。费孝通在本文中以颇具芝加哥学派的风格，将其称为都市中的“自然区域”（《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129）。根据这篇论文的主张，本文此前所关注和总结的变迁历程和具体历史、人口的接触、区域的结构等，都要基于这一前提来进行研究。与此同时，哪怕对于乡村的研究，也要以乡村社会变迁作为基本背景。原因在于，变迁乃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历程的基本特质。要为中国找到一条出路，就必须以活生生的现实情况为基本思考的出发点，而非以某种理论为基本思考的出发点。费孝通进而为他的这一基本学术主张定性：这是现代科学研究的基本态度。在《江村经济》中的前言中，费孝通不无深意地强调说，当时的中国越来越需要基于现实材料的对社会制度的功能分析。这种社会科学的知识对于当时的中国是迫切的，因为这是“满足每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亦即生存下去的基本前提。在这种各派知识分子都承认的前提下，费孝通委婉地批评了某些思想派别不从事实出发，而只从思想理路出发的做法。

分歧之处是由于对事实的误述或歪曲。对人民实际情况的系统反映将有助于使这个国家相信，为了恢复广大群众的政策生活，现在迫切地需要一些政策。这不是一个哲学思考的问题，更不应该是各学派思想争论的问题。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以可靠的情况为依据的常识性的判断。^[7]（费孝通，20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