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规划性变迁”^[1]中的“南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饱经战争创伤的国民经济一片萧条，百废待兴，广大农村更是几近凋敝。为了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国家出台了许多政策，“支边拓荒”是其中一项。新政权借鉴了苏联经验，利用在战争环境中成型的动员策略，在全国边荒之地建起大批国营农场。参与农场建设的群体不仅有部队战士，还包括来自城市和农村地区的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建设国营农场为中心而掀起的“支边拓荒”运动，正是以后“大跃进”以及“农业学大寨”时期全国大规模开展的开荒运动的雏形。

在此背景下，南岭农场应运而生。据场志记载，在农场成立之前，南岭地区还是一片沼泽湖地，那里芦苇遮天，野草丛生，杂木遍野。1954年冬，湖北省农业厅下派工作队到南岭地区了解水灾情况。工作队发现当地有大片未被开垦的土地，十分适合耕作。按照国家“一五计划”关于建设国营农场的任务要求，省农业厅组织专班对南岭地区进行详细勘测，认为该地符合建设农场的条件。随后省农业厅向农业部申请建场并获批准，南岭国营机械农场遂于1955年10月正式建立。建场后，除了省农业厅下派到南岭的干部之外，湖北省内和省外的大批部队官兵、农民、学生等也响应国家号召参与农场建设。短短几年间，南岭农场从一片荒凉之地迅速发展为初具规模的农业生产单位。从1955年至1958年，南岭农场开荒土地面积达到262666亩，共生产粮食251.3万斤，棉花24190担，职工人数达到3780人（南岭农场志编纂委员会，1986：98—99、104）。

南岭农场从建立到成型的过程正是当时国家改造农村的宏大社会工程的缩影。这一过程亦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将生产运动建构为政治典型的惯例（周海燕，2013）。从场志记载和当时的报道材料来看，南岭建场成功的经验被作为省内国营农场的参照范本，在各种场合中广为流传。^[2]然而，在宣传的表象背后，那些加入这场建设运动的普通人的真实体验如何？时至今日，通过一些亲历者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到“典型建构”与“现实真相”之间的张力。

我们当时是被动员来的，来做工作的干部说南岭农场是全机械化农场，机器都是从苏联引进来的。种田不用手，还有飞机播种。我们一听啊，心里可兴奋了，哪还要考虑，直接就收拾行李跟了过来……可我们刚下车，就都愣住了，心里嘀咕着，“这是人住的地方吗……”到处都是芦苇草，长得比人还高。连路都没有，哪里有什么机械化设备。就是有，这里都是荒地，也要靠手拿锄子、铲子开荒啊。最开始那几年我们都是一把泥、一把泥地往外挖，没日没夜地做事，才总算有点样子（何令华，河南南阳人，1956年来南岭，20141104）。

那些刚来的城市知青没做过事，没吃过苦，突然间就被拉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怎么受得了哦……我还记得他们刚被送来这边的情形。那是我刚来南岭几个月的时候，大概是三四月份这样子。有一天，从武汉、上海选来的学生搭着几部大车过来了。我们听说有城里人来了，觉得稀奇，就过来看热闹，哪知道那些个女娃子刚下车，就“哇”的一声哭起来，其他人估计也是被这里吓到了，脸上惨白惨白的，一声不出地待在车里，半天不下来。我们这些来了几个月的，看到她们哭了，反而哈哈地笑了起来，那场面可滑稽咧……（王兰花，湖北孝感人，1956年来南岭，20141104）。

最早一批来南岭建设的职工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从身份来看，他们有的是城里的学生，有的是农民，有的是部队退伍军人。从入场缘由来看，这些人有的是受到参与革命建设的感召，有的则是为了投奔先来的亲戚朋友，总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参与动机。不过，他们来到南岭农场之后所受到的心理冲击却是普遍相似的。不难想见，在刚刚踏入南岭之时，面对着如此荒凉、艰苦的环境，这些有血有肉的年轻人不管有何种豪情壮志，也难免心生抗拒与不适。只不过，这些民众反应和社会心态常常被宣传文本排除在外，而只留存于亲历者的记忆之中。历史“杂音”的萦绕不断提醒我们，应注意在“大写”的历史背后，普通人具有怎样的现实遭遇（朱元鸿，1992）。由此，笔者尤为关注的是：自南岭农场建场后，国家推动的诸多政治运动和制度变革给南岭民众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

南岭建场之后，职工生活的艰苦典型表现在居住环境的恶劣。他们住在茅草房内，条件简陋，寒暑难耐。从建造茅草房所需的材料就可想见。

每户盖两间房子（24—25平方米），自己备料部分：椽子18根，柱子6根，大梁3根，拉墙用草（编草辫子）2000斤，苫房用300—800公斤；公家补助材料和人工部分：门2扇（内外间各一扇），窗4扇（双层窗子）；做房架木工3个，门窗玻璃10块，洋钉子半斤，门拉手及窗插肖^[3]、门窗合页（刘时平，1958）。

有职工回忆当时住在茅草房的情形：“我是1957年来投靠未婚夫的。我们1958年结的婚。当时，我们就住在草棚子里，只有这么大的地方（指着屋角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地方）。屋里连凳子都没有，吃饭时只能蹲着，跟河南老乡一样。没东西搁菜饭，就拿块板子钉起来当桌子。床是用木头自己钉的。住草棚子好造孽的，夏天怕下雨，冬天怕下雪。有一年，住我们家前面的老韩家因为冬天雪下大了，草棚子不结实撑不住，被压塌了。”（朱亚兰，粮食加工厂职工，20141101）

此后，与其他中国农村一样，南岭农场被卷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中。^[4]在这些运动中，南岭人夜以继日地参加劳动，似乎陷入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欢腾”境界。^[5]“那时候都说要‘赶英超美’啊。我们没去过英国、美国，就是广播上常常说。武汉来的文工团还给我们唱歌鼓劲。我们听着就来劲啦！我记得那时大伙儿正在挖城南河到南岭的干渠，就没日没夜地干活啊。大伙儿天不亮就起来了，天黑了还在搞……”（李来顺，GK分场职工，20141105）。在那种亢奋中，人们还会做出一些常人无法想象的行为。比如，1958年10月，湖北省歌剧团在南岭农场办了一块小麦试验田，约有二分地那么大。他们播种麦子100公斤，在田头扎上彩门，天天播放音乐，试图获得小麦5000公斤的高产（南岭农场志编纂委员会，1986：17）。然而，集体亢奋尽管给人们编织了理想的幻境，也导致人们对潜在危机的集体盲视。

危机的前兆首先表现为“浮夸风”的盛行，场场队队^[6]不计后果地办高产试验田，劳民而伤财。比如PYY分场的职工办了一块小麦高产试验田（约有五分地），他们播了200公斤种子，预期收获5000斤小麦，结果连种子都没收回。当时盛行“大兵团作战”，其尽管规模浩大，被形容为“出工一条龙，下工一窝蜂”，但没有提高劳动效率，甚至因不合理的生产安排而引发负面后果。比如1958年秋收时，农场组织3000多人大炼钢铁，而没有顾及粮作物的收割，导致粮食、棉花大多坏在地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上述单位体制的动员模式存在着这样的悖论：人们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但大量劳动投入却毫无效率（贾文娟，2012；林超超，2016）。在这种成本大、收益小的生产模式下，南岭农场从连年上缴利润（1956年5.6万元，1957年46万元），到1958年则亏损111.68万元，逐渐陷入困境。

我记得当时搞劳动竞赛、搞大跃进，大概是在六七月份开始的。我们搞了四个多月，炼钢铁啊，搞高产田，结果不但高产目标没有达到，连秋收都耽搁了。那年冬天我们的口粮就减了。到第二年的时候更困难了，上面没给我们发口粮，要我们自己管自己。我们只能吃点菜啊，米饭和面是吃不到了，有时候只能吃一些野菜叶子。有人还敢下渠里打螺吃。^[7]没办法，那时候为了填饱肚子，大伙儿顾不了那么多。（卢开峰，GK分场职工，20141105）

这段访谈与场志的记述大体吻合：“1959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楚华县不供应本场职工口粮，要农场粮食自给，职工口粮是低指标，瓜菜代”（南岭农场志编纂委员会，1986：131）。由此，挨饿成了南岭人的灰色记忆。“那几年挨饿的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经常是饿过劲了肚子不痛，可浑身没力气，根本干不了活，眼里瞅着外面的东西，巴不得哪里冒出个馍馍。每天就吃点南瓜、野菜啊，没菜吃了时我们就吃糠，平常那可是喂猪的东西啊……”（卢开峰，GK分场职工，20141105）。所幸的是，1960年，农场调整种植结构，增加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提高了粮食产量，南岭人得以安然渡过危机。

经历了困难时期的挫折之后，南岭农场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发展较为顺利。这直接体现在粮食作物产量的增长速度上。从1960年到1966年，南岭粮食产量的年均增速达到2.96%，年平均产量为7100.3吨。其中，1962年，南岭粮食总产量达8500吨，初步实现全场2万多职工口粮的自给自足。而且，1960年至1962年，南岭还为国家提供了3275.5吨商品粮（南岭农场志编纂委员会，1986：8、134）。

“文化大革命”给南岭带来不小的冲击。从1967年夏至1969年夏，农场的省内人和省外人结成不同派系，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一度导致生产活动无法正常进行。^[8]直到1969年9月，JZ军分区派出部队进驻南岭，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遣散了两大派系，南岭的社会经济秩序才得以恢复正常。从1966年到1976年，南岭农场的经济仍保持着总体增长的良好态势。粮食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26%，年平均产量为9481.86吨。农业、副业也取得不错的效益，其中林业产值24.3万元，畜牧业产值676.5万元，渔业产值58.3万元。南岭的工业在国家投资下获得较快的发展，水泥厂、运输队、机械厂、建筑队纷纷建立。南岭农场逐渐发展为包含农业、副业、工商业等多种产业结构的生产单位（南岭农场志编纂委员会，1986：132、134）。

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南岭人的居住环境得到了改善。20世纪60年代初，农场机关干部和一些场办企业的职工陆续搬进了新修的平房。据一名粮食加工厂退休职工的回忆，该厂职工于1964年从草棚子搬进了“泥巴砖”房。

当时农场盖房子是泥巴砖和烧的砖混着一起用的。什么是泥巴砖？就是往砖盒子灌泥巴压成的砖。这种砖没烧的砖结实，但也能用。没办法，当时穷啊，都买烧砖的话，农场没这么多钱。不过，用泥巴砖盖的房子还是比草棚子强多了。当时我家分到的房子包括了1间正房和1间烧火的副房，加起来约有40个平方米。我们终于不用担心下雨下雪会把家里房子压塌啦。（杨其明，1970年至1973年任粮食加工厂车间主任，20150403）。

20世纪70年代初，在湖北省农垦局的财政投资下，省内国营农场的房屋改造全面启动，职工们得以搬进新房。此时实施的建房模式被称为“公助私建”。建房的建材费用由农垦局和农场共同筹资负担，职工则被要求参与劳动，并负担部分建材费用。按照分配规则，每户职工一般可分得1间正房（约25平方米）以及连在一起的厨房和院子。职工子女的婚房则是在原地基础上加建。职工的原住房和后来加建的住房形成独特的联排结构，其外观与火车车厢相似（见图2-1、图2-2），因此被南岭人戏称为“火车皮”。此后几十年间，许多职工对原住房进行了翻修和扩建，但住房的结构和布局大体未变。

图2-1 职工居住的联排住房

说明：取自职工给笔者的照片。

图2-2 联排住房平面图

说明：图片取自（贠毓，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