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萧山经济发展和民生工程建设
（一）湘湖的保护开发
采访者：2003年，萧山区政协做了一个调研课题——大手笔谋划和实施古湘湖保护开发。相继召开了4个座谈会，3次到有关部门听取意见，2次实地踏勘，并考察了山东聊城东昌湖、江苏常熟尚湖、江苏溧阳天目湖的开发情况。是什么契机使得湘湖保护开发在21世纪初被提上议事日程？
沈奔新：萧山原来有著名的古湘湖，后来范围逐步缩小了。在20世纪50年代时候，因为湘湖的土可以用来制作砖瓦，所以当时有好多砖瓦厂就搬到了这里，就地取材，挖土造砖。包括我们浙江建材厂、萧山砖瓦厂、城厢砖瓦厂等都在这里。原来这里还有窑洞，现在部分窑洞还保留着，当时是用来烧窑的，因为湘湖的土质比较好，适合于做砖瓦。做砖瓦的越来越多，人们在湘湖挖的土越来越深，水面就越来越小。除此之外，老百姓灌溉、开荒也有影响，田地的灌溉需要用水，加上开荒会占地。所以，湘湖一度陷入萎缩的困境，甚至不能再称之为湖了。我们进行开发之前，湘湖的湖面基本没有了，只有星星点点的水面。
采访者：湘湖保护是政府提出来的，还是政协提出来的？
沈奔新：当时是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提出的，他们老早就呼吁要保护湘湖。他们写过不少信，对保护和开发湘湖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他们在信中非常迫切地说道：“湘湖再这样搞下去，它将会不复存在。”当时有一个湘湖管理委员会[9]，我们简称为湘管委，湘管委在1994年就成立了，但是湘管委只是个虚设机构，不是个常设机构。就是车轮班子，碰到什么问题就开个会，并不是固定的办公地点和固定的人员在那里。
2002年我当政协主席的时候，不断地收到这些社会有识之士的来信，要求政协重视保护湘湖、开发湘湖，他们认为应该以保护为主体，要小手笔地开发，大手笔地保护。他们就怎么样保护、开发也提出了一些建议，要求政协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我听了之后，觉得非常有道理，所以我们政协内部就统一思想，专门成立了一个课题组。我们还到江苏的两个地方去考察，一个是江苏溧阳天目湖，一个是江苏常熟尚湖。
当时有一个会议，叫第一届世界休闲大会，要在萧山举行，时间是2006年4月22日，那个时候湘湖一期已经建成了。在这个之前，我们调研了以后，就结合政协的经验提出建议。当时是在东方文化园开的会，政协书面上向当时的萧山区人民政府提出了十条建议，十条建议都很具体，主题叫作“大手笔保护古湘湖”。我当时认为，在这十条建议当中，当务之急是“三个一”。第一，要成立一个实干的班子，这个班子原来是湘管委，是个虚的，那么现在把它由虚变实；第二，要有一个好的规划；第三，要有一个湖面。
采访者：2003年11月24日，湘湖征迁之始，萧山成立拆迁指挥部，抽调108名干部，组成17个民房征迁小组和1个企业征迁小组，实施湘湖一期征迁工作。征迁之始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征迁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沈奔新：当时萧山区委、区政府从各部、委、办、局、乡镇调了108名干部，到这里来搞征迁工作。然后他们分了好多组，如征迁组，在征迁组下面又分好多组，有评估、规划等。今天我的秘书长生病了，不在这里，当时他就是湘湖征迁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王仁庆当时是指挥部的副指挥长。我刚提到的“三个一”的建议，第一，就是要成立一个实干的班子，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实干的班子，其他都是空话。因为有这些实干的人去干，事情才有望成功。
这里还牵扯到搬迁的工作，搬迁具体有多少我记不清楚了，但是有40多家企业都要搬迁，需要给他们安置，如那边要征地，办手续，这边也要动员。办手续也是很麻烦的，很烦琐，有时候你去盖章签字什么的，结果相关办事人员不在；后来他在了，你又休息了。他们有时候晚上忙到十二点、凌晨一点还在研讨对策，制定拆迁的奖励政策。征迁过程中的困难肯定是有的，但也有解决办法，如你规定几月几日几点去进行公证，在这个时间之前去签字，就有奖励。征迁这个事情对老百姓的好处其实也挺多的，如湘湖家园小区的房子，都是很不错的，还靠近湘湖风景区，该补偿的都补偿给他们了。
第二，是要有一个好的规划。规划要具体，绝对不能小打小闹，我们政协当时提出来湘湖的整个规划的面积是52.7平方千米。当时的建设局，现在叫住房建设局，他们提出来的规划面积是36.7平方千米，我们不同意，我们就要52.7平方千米，我们想要规划得大一点。按照当时对湘湖的规划，以前的东方文化园，也被包括在里面。这里应该说涉及四个乡镇或街道：城厢街道、蜀山街道、义桥镇、闻堰街道的部分区块，它们也都包括在这52.7平方千米当中。
第三，是要有一个湖面。2006年4月22日，第一届世界休闲大会在杭州乐园举行，湘湖一期也正式亮相，现在的杭州乐园也是在规划内的。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我们建议一定要建成一个湖面，湖面是重点要建设的，其他建设、开发都可以缓一缓，招商引资也可以慢慢来。为什么要建一个湖面，湘湖没有湖面，怎么能叫湘湖呢？有一个湖面，湖面的旁边有绿地，这样才像一个风景区，就像西湖一样。最后建成的湖面大概是1.8平方千米。我觉得招商引资可以慢慢来，不用操之过急，一定要在2006年4月之前建成这样的湖面，那才叫湘湖。
当时指挥部成立了，工作依然挺难做的。当时的萧山区委书记王金财[10]和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经常来到施工现场。湘湖一期建设的时候，王国平书记就来了50多次。可见他对湘湖建设的高度重视。他强调湘湖一期建设要“一炮打响，一气呵成”，这是他给萧山区委提的要求。市委书记这样子鼓劲打气，还经常来检查，我们的区委书记也感到责任很大，压力也很大。区委书记当时是从杭州市委组织部部长的岗位上过来的，一上任就接手这项重点工程，他组织我们四套领导班子，有关部委、办局一起到西溪考察，考察以后在西溪宾馆里面开了一次会。这时候征迁指挥部已经成立了，工作正在推进中。但是阻力比较大，老百姓有的不肯拆，有些人就是这样，你不去拆，他就埋怨干部；等到你要去拆的时候，他又不肯拆了。为什么呢？主要他是想赔偿高一点。
采访者：后来这个怎么解决的呢？
沈奔新：就是要出台一些相应的政策。当时在西溪开的这次会议，指挥部的指挥长是个区委副书记，他坐不下来，确实很忙碌，经常需要两边跑。其他人呢，有一个是副区长张振丰[11]；一个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仁庆；还有一个是政协副主席金志桥[12]，这三个人是副指挥。他们三个当中一个是人大的，一个是政协的，两位都是老同志，张振丰副区长年纪轻一些，他是常务副总指挥。
那天开会他们都去了。我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区委书记问我：“现在推进有困难，你看这个事情怎么办？”我当时建议王书记，让这个副区长张振丰把他所有的工作都交给其他副区长分担，他完全脱出来专门来抓这件事。我们当时想的就是要背水一战，要建立激励机制，你做得好，那就提拔，做得不好，那就让位，所以你就要一心一意地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我讲这个话，为什么这么建议？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个同志来给我讲过，像这样两头跑不行，这个工程时间紧，2006年4月20日之前必须要建成，时间是十、九、八、七这样子倒数过来的，很紧迫，这样子两头跑容易精力分散，工作推行不下去的。所以我给书记讲了这番话，书记很赞同。在这之后，我就单独和这个副区长谈了谈，告诉他要扑下身子来做这个工作。后来就这样定下来了，他就一天到晚在湘湖动迁现场，把一期做得非常好。后来他到开发区担任主任，然后当临安市市长、市委书记，现在是杭州市纪委常务副书记，一路都很顺。当时他是和干部群众一起，同吃同住同工作，也锻炼了能力，大家也非常团结。
我记得人大、政协都到这里视察过，政协视察的前一天，金志桥打电话给我，他说：“昨天人大来视察被老百姓围起来了，我看你们就不要到我们指挥部来了。”我说：“这不行，这个是我们政协提出来的，我们必须到现场。如果给老百姓围起来，也是给我们一次工作机会，我们可以帮指挥部做老百姓的工作。我们对情况比较了解，有优势、有条件，对吧？”第二天我们去了现场，结果一个老百姓也没有。
还有一个事情，发生在一次推进会上。会上提出了一些问题，人大、政协都表态了。人大方面是一个常务副主任过来的，他们的主任当时不在，我代表政协也表态了。我当时自己还在本子上面写了笔记。第二天，《萧山日报》上发表了对这次会议的报道。结果我一看，发现他们把我说的好多东西都给弄错了。后来我把萧山日报社总编叫来，我说：“你们怎么弄的？我在会上讲，‘湘湖不仅是湘湖人民的湘湖，更是萧山人民的湘湖’。结果报纸上面写的是‘湘湖不是湘湖人民的湘湖’。哎呀，好几个地方都是错的。你们这种稿子，第一，没经我本人审核；第二，你们自己不动脑子，你们编辑都不好好审查吗？我怎么能这样子讲呢？”
2006年4月22日，湘湖一期正式开园，休闲大会正式开幕，项目基础还是很好的。这个环境确实很优美，一期建成了之后，我们建议马上建二期。二期是向西，沿着钱塘江方向拓展的。
古代的湘湖呢，两头大，中间小，中间有个跨湖桥，是一个葫芦形状的。那么我们要向西边延伸，东边修的不远，到杭州乐园为止。二期也是我们政协提出来的，当时也有个建议案。和一期相比，这个里面有好多的工作都是大同小异的。我那时候亲自带着政协常委班子，跑到湘湖附近的老虎洞山上，在那里居高临下，拿着图纸观察。我让我们当时政协负责过规划工作的一个副主席，还有一个常委来负责这些事情，毕竟政协这方面人才多。然后他们把图纸拿来给我看，我在那边给他们提些建议，把把关。有一次回来，我就发现有个地方不对，总觉得他们肯定有的地方搞错了，他们做规划的也不是万无一失的，也是会搞错的。
采访者：哪些地方搞错了，什么原因呢？
沈奔新：西边的标线搞错了，湘湖二期四至范围要准确，东南西北到哪条路、哪条河、什么地界，要非常明确。他们把西边一条路搞错了，可能是粗心吧，后来就改过来了。
湘湖建设二期工程也是由我们政协以建议案向区政府提出来的，当时召开了一个会议，我们区长也参加了会议，区长亲自到场，分管建设的副区长也亲自到场，还有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建设局局长、土管局局长、环保局局长等都到场了。我们是面对面办公，政协建议案当面给政府提出来，课题组汇报，然后大家讨论。接着我提出意见，区长表态。就这么个过程，当场决定，效率非常高。
然后，二期建设又要成立指挥部，又要动迁。二期开园是2011年9月，杭州市委书记黄坤明来了，已转任人大工作的王国平主任也来了，他是我接待的。他一下车就讲：“好！你们搞得很好，接着就搞三期。”三期提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在人大了。
采访者：三期时候，您快退休了吧？是2012年的时候吗？
沈奔新：二期是2011年9月14日竣工开园的，在二期建成以后，我就提出搞三期，我在党代会上提出的湘湖三期建设的建议。当时要讨论党代会的报告，大家要提出一些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建议。我当时是在我们瓜沥代表团中，我也是主席团成员。那么在这个代表团里，我就提出来湘湖要把三期做好，按照52.7平方千米的规划做好三期。当时呢，我们代表团的团长是我们瓜沥镇的党委书记，我和他讲：“你必须把这个意见，代表我们瓜沥镇第七代表团提交到主席团去，要在党代会的主席团会议当中汇报。”然后我又补充说：“我也是成员之一，我可是听着呢。”
后来区委常委会上我也提过，当时的区委书记也非常重视，认为前面搞了一期二期，按照规划必须搞好三期，三期要马上动手搞。2012年的党代会大概是在1月召开的，会上我提出来这个建议，在常委会上面我又提出来。2012年2月，人代会闭幕，因为2012年换届，我就退休了。换届之后，当时瓜沥镇党委书记当副区长了，他就分管这个事情。当时我和他交流的时候还说道：“湘湖建设的第一期是张振丰坐镇的，搞得很不错；第二期是当时的副区长方毅负责的，他们搞得都很不错，后来都被提拔了。你是乡镇党委书记上来刚担任副区长，三期在你手里搞，那现在就要看你的了。前面两个分管负责的，现在你是第三个分管副区长，在你手里搞，你能不能搞得跟他们一样好，或者比他们更好？如果你办得很好，那你才有前途。”其实他压力也是挺大的。
三期应该说也搞得蛮好的，这个副区长后来调到杭州去了。湘湖三期工程在2016年10月1日正式开园。湘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有一个“老人”叫韩长来，他是一期、二期、三期的直接参与者与执行者。一期的时候，他是副主任；二期的时候，他是主任；三期的时候，他是书记。三期的时候，就是要把闻堰镇并给湘湖，就成了湘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和闻堰镇，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往西走，钱塘江边上就是闻堰镇，现在叫闻堰街道了。一期、二期他们有些人就提出来要合并，我们政协都没有同意，我认为呢，湘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要单独去弄，甚至要给它升格，规格方面给它升格是最好的，如果没法升格，那就单独出来。它的职能是什么呢？就是负责湘湖景区的规划、建设、管理、招商，要搞这些事情，不要去搞其他一些无关的事情。有关的镇和街道要做征地、拆迁，做老百姓的工作。例如，这儿弄好了一块空地，交给湘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那管委会来搞规划，来设计，搞好之后就是招商、建设、管理等这些事情了，这叫分工不同。
合并了以后怎么弄，怎么去管理？现在湘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书记就是闻堰镇党委书记，闻堰镇的镇长，现在叫闻堰街道主任，也是湘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的主任，他们认为这样一体化合并起来有很多好处，好多事情可以通盘考虑。当然他有他的考虑，但是我认为弊大于利，还是分开比较好。现在那么多村，那么多老百姓，那么多企业，都和湘湖不搭界的，但是他们要是有什么事情都要找到书记、主任。老百姓不管大事小事，都要找一把手，找书记、主任。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书记、主任都要花很多精力去管。本来闻堰镇那里也有领导班子的，他们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因为湘湖这边本来事情就很多了，如征地、拆迁、规划、建设、管理等统统都要协调好。所以我认为这种模式是不好的。
现在我们的钱江世纪城，原来和宁围镇并在一起，G20峰会之前还是这样子的，现在都分开了。宁围镇归宁围镇，钱江世纪城归钱江世纪城。宁围镇的土地拆迁好了交给他，这样挺明确的。就像湘湖旅游度假区，它就把这个景区做好就行了。景区里面也有老百姓，有一些企业，那就好好管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你如果把一个地方全部都管起来，要管景区，又要管工业农业，那么多老百姓，那么多企业，精力就太分散，这样对两边的工作都有一定的影响。我退休以后还提出来，反对他们这样并，但是他们可能有他们的考虑。
采访者：我看到资料里面在2000年的时候，您当时到日本专门考察旅游度假村的建设，当时您为什么去日本考察了？在考察过程当中您取得了怎样的收获？
沈奔新：那个时候，我在当萧山市委副书记。2000年，我们当时的书记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当时的市长林振国[13]要求我去的。当时还有一个杭州派下来的常务副市长，本来我们两个去的，后来他不去了。那次去考察，很多人都去了，有一个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个政协副主席，还有一个开发区的副主任，还有相关部委办局的局长，有土管局局长、建设局局长、财政局局长等好几个局长，队伍还比较庞大。
我们去主要有两大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招商引资。我们萧山有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当时去的人里面，有开发区的副主任，有日语翻译，还有开发区的其他几个人，我们一起去，是为了招商引资的事情。第二个任务是考察旅游项目，因为日本的旅游项目做得很好。杭州乐园的宋城集团的董事长，他也带了一班人去。我们重点考察的一个是豪斯登堡[14]，一个是箱根[15]，还有一个是热海[16]。考察主要去三个地方，第一，先去考察豪斯登堡，豪斯登堡在日本的福冈，是一个景区，它里面有迪士尼乐园，全部看完大概要两天时间。第二，考察箱根，也是个旅游景区，位于日本的神奈川县，是一个疗养的好地方。此外呢，他还有一个地方叫热海，以温泉出名，到日本主要是考察这三个地方。
日本旅游景点考察完了，接下来就是招商的事情了。我们走访了一些日本落户在萧山的企业总部，如太阳机械，它在我们开发区也是做得挺大的，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是雅马哈。我们当时跑了好几家企业，不光是在萧山开发区的日本企业，也跑了几家准备招商的企业。当时主要就是完成这两项工作。回来以后，我们在杭州宋城那个地方开了一次会，就是对杭州乐园二期怎么建设，大家一起来讨论，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与这个相关的一些部门都参加了，如建设、土管、环保之类的部门，他们都提出了意见建议，后来才有了杭州乐园的二期。这里面还有故事呢。
采访者：有些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沈奔新：我回来以后，我们市长跟我讲了一个事，他说杭州市纪委收到关于我的举报信。杭州纪委信访室主任我也认识，他没给我讲，因为毕竟这个涉及我嘛。他说：“举报信中举报萧山市委副书记沈奔新带队，到日本游山玩水，公费旅游之类的。”后来我和他说：“这个情况完全属实。”因为我们考察的就是旅游项目，当然要去看景点。说我是游山玩水，去看景点，我就说这个情况完全属实。但是这是组织公派的，其实就是这个任务，除此之外还有招商引资。杭州纪委说：“原来是这么个情况，为什么去考察，考察内容是什么？”那就是到日本的景点去考察，还有就是去考察日本的企业，就这两大任务。杭州乐园呢，是萧山第一个旅游项目，第一期试营业的时候，我们也去了。那么招商引资呢，应该说对我们整个开发区日资企业的引进和这些企业的成长发展，也是起到一定作用的。我们去考察的这些日本的一些企业家，都是和我们中国、和萧山关系很友好的。他们有时候过来，我也会去陪同接待他们。
（二）萧山的农场改革
采访者：那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主题，有关农场改革问题。2000年的时候，萧山实施了农场改革，当时农场改革的原因是什么？在萧山农场改革当中有哪些农场比较具有代表性？
沈奔新：农场改革一共有两次，实际上老早就实施农场改革了。分管农业农村的副市长王仁庆同志，他对这一块最熟悉了，你们后天采访他时可以让他好好讲讲。2000年，我是萧山市委副书记，农业和农村是我分管的。这一年的农业农村方面，有深化农场改革，也有拆大围墙[17]，还有村级集体经济的清理和整顿。
我当副书记分管的事情有好多，深化农场改革是当时萧山市委市政府决定的。在前面已经搞过，但是没成功。当时我们农场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是林振国市长，我和副市长王仁庆是主管。众多农场里面有个集体农场叫红山农场，它是萧山最有名的，是萧山的三面红旗之一。三面红旗就是“一村、一场、一厂”，一村，就是航民村；一厂，就是万向节厂，现在叫万向集团；一场，就是红山农场，这三面红旗在萧山一直是高高飘扬的。红山农场是集体农场，是集体所有制的农场，现在也是股份制农场，今年红山农场的老场长刚刚退休。除了红山农场，其他都是国有农场，如农一场、农二场、钱江农场、红垦农场、湘湖农场五个农场。算上红山农场的话，应该就是六个农场。当时为了管理农场，萧山有一个农场管理局，后来撤销掉了。
2000年搞农场改革的时候，阻力也确实非常大，我们大概先后开过几十次会议，四五十次是有的。具体工作方面，如我们召开动员大会，那都是林市长亲自动员，我做报告，王仁庆副市长布置工作。我们首先试点，然后推广。先在红垦农场做一个试点，试点成功以后，再推广开。问题涉及很多，包括资产负债、身份的转换等。劳动、人事、社保等各个部门都是我们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有时候晚上开会开得很迟，所以我的印象也是最深刻的。
2000年底，大概十一二月，我出差去了福建。那天上午坐飞机回来，到了区政府行政中心是11点。我进去发现都是人，区委的1号楼，楼上楼下都是人，很多老百姓都过来了。我一看到这个景象，心想可能是农场改革当中遇到的职工上访。当时我们区委办公室一个副主任叫蔡仁林，是跟我负责农业农村这一块的，我就问他什么情况。他说：“农一场、农二场的上访，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他觉得必须要领导出面了。我就说：“你这说的什么话，我来了肯定我出面。”当时信访也是我管的。然后我跑到区政府办公室，和王仁庆副市长的办公室副主任蒋幸达说这事，因为他当时负责的就是农业农村方面的具体工作。我问他王市长去哪里了，他说：“王市长好像有什么事情，到新塘去了。”我过来以后跟蔡仁林说：“现在你跟他们说，留下五个人，我来接访，地点就在区委五楼会议室，其他人都到区委区政府大门口台阶上去坐着（当时也没有那么多凳子给他们坐）。”然后我就让蔡仁林和他们这些上访群众去谈。蔡仁林谈完了出来，说他们推举了八个人，但信访条例规定，集体上访不能超过五个人，这五个人要大家推选出来，作为代表，大家一起讲是不可能的，那么多人怎么讲？那样太乱了。所以必须要选出能代表上访群众的人，他们既能代表群众反映意见，同时又能够传达我们给群众的意见。我叫他们推荐五个人，他们讲五个人不好选，所以推荐了八个人。我就说：“好，八个人就八个人。”然后我在区委常委会议室里接待了他们。
大概谈到了12点半，他们问一个问题，我就回答一个问题，逐个问题答复他们。他们问完就全部走了，对于接访结果还是很满意的。他们走了以后，我把相关负责人留下来，就刚才群众提出的问题，我答复的意见，怎么抓落实，具体谁去管，都详细讲了。比如说农民要承包土地，农一场和农二场的土地要承包出去，要在社会公开发标。如果是绍兴人来承包这块土地，我们要价可能是500元一亩；那么如果是农场职工要承包这块土地，可能就200元一亩。我和他们说：“你们要首先考虑农场职工，对于农场职工要给予应有的照顾，在同等条件下，农场职工优先，是必须要有的。”除此之外，还有医药费报销问题、小孩上学问题等。它也不光是农场改革当中的问题，也是农场改革之前积累的问题。他们趁着这个机会都提出来了。
当时有一个人是农场职工，讲的都是杭州话，他讲：“急个掏、急个掏”（杭州话），他是抽烟的。我当时没抽，我就对旁边的人说：“去拿一包香烟过来。”拿过来之后，我递烟给他，边抽烟边聊。他后来私下说：“这个领导蛮好的，居然给我烟抽。”
农场改革当中碰到的问题，一般是以王仁庆副市长和我为主，开会研究如何解决。如果碰到大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的重要问题，那么要经过我们林市长，在常委会上提交。每一个试点当中取得的经验，我们都要在面上进行推广，扩大到面上。因为有了前面的实践经验，接下来就比较好办一点，总体来讲还是平稳顺利的。后来深化完善农场改革，我们政协也有一个调研报告。政协用建议案的比较少，除非是涉及当时和今后萧山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我们才采用建议案的形式。一般情况下，是由几个政协委员个人作为提案，然后交给政府部门去办理。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尝试与推广
采访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在卫生部的统一部署下实施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是各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公共服务最主要的提供者与安排者。作为浙江省27个试点县之一的萧山区于2003年10月开始正式实施试点工作。杭州市萧山区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背景是什么？
沈奔新：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该说我们萧山是浙江省第一家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怎么搞起来的呢？这里面有故事。我当时什么文件都没看到，中央国务院有关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我也还没看到。我在当萧山市委副书记的时候，当时我们萧山市委提出来叫“工学江阴，农学南海，城建学中山”。工学江苏的江阴；农学南海，南海是广东的南海；城建就学中山市，中山城建搞得比较好，当时提出这么个口号。我们和江阴走动得很频繁，江阴派人到我们这里来考察，我们也到那边去考察，而且我们选拔了一些干部到江阴有关部门去挂职学习。我和当时江阴的市委副书记吴振法的关系还是很要好的，后来他当了政协主席。
2002年初，全国政协到北戴河培训中心去学习，我和吴振法都去了。我们事先没讲好，但在那边碰到了。学习之余我们就一起聊聊天、散散步。后来有一次他带了两三个人到我们萧山政协来了，他们说要来取经。我也想向他们取经，想就工作方面的问题交流交流。我说：“你们现在有什么好的经验，有什么创新的做法？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于是他就讲了农村合作医疗这件事，江阴可能是全国第一个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县级市，搞得最早，当时好像卫生部也介绍过他们的经验。他主要给我讲了这个情况，我具体听了一下，非常感兴趣。
我们萧山尽管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但是和全国好多地方一样，也有好多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有的老百姓生了病以后，看病难、看病贵、住院难、住院费贵的问题还是存在的，有些光靠老百姓自己是解决不了或者很难解决的，但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筹资比例的，那时候相应的做法是这样的：采取个人缴费和政府资助的方式筹集资金，农民个人拿出10元，政府财政拿出10元，这20元作为农民住院的保险费用，当时叫住院保险。这个住院保险只有住院时有用，在门诊不行，不过现在都能用。
2002年的时候他给我提建议说10元的比例太低了，今年叫农民拿出10元，政府配给的也是10元，如果第二年政府拿20元，你叫老百姓拿20元，老百姓可能就不愿意拿出来了。因为去年10元，今年涨了一倍，农民就会觉得涨价太多，那么可能就不会再投资这个项目，因此他提议起点最好稍微高点。我听完这个事情以后，就把它记在心里。后来我在政协常委会主席会议上提出来这个事情，我觉得光我自己听了不行，我建议最好专门到江苏去考察一次。考察组的成员有我们政协的有关领导，财政局局长、卫生局局长，还有下面的业务科科长，我们一起去。边考察，边研究，边统一思想。考察的地点第一个是江阴，第二个是常熟。
采访者：为什么要去常熟呢，他们的新型合作医疗做得也很不错吗？
沈奔新：常熟推行得也比较早，它和江阴的时间差不多。另外我对常熟还比较熟悉，和那边的政协领导也熟悉，所以就想让他们具体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的操作办法怎么弄？听了以后，我们讨论过多次，并形成调研报告，提出了《萧山区政协关于推行农村农民住院医疗保险的建议》。但是当时的政策是政府拿10元，老百姓个人拿20元。当年投保的人数有87万人之多。
采访者：农民几乎都投保了吗？
沈奔新：没有，不是全部，我们有90多万农村人口。城镇居民有城镇居民的保险，而农民没有，通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保险。当然，那时候还只能住院，因为当时还没有底气。到底一年开支要多少，政府会贴多少钱，是不是在萧山的财政能力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这些都还不确定。
当时有个插曲，我们有一个分管的副区长，她是和我一起去考察的。我们的意见是这样的：假设萧山有100万个农民，我都要他们参加保险，政府给每人拿出10元，那就是1 000万元，这1 000万元政府全部拿出来，不管多少人参加保险。如果最后参加人数是50万元，政府也是按照100万人来拿钱。当时政府主要领导不同意这样子搞，他觉得如果参加了50万元，政府出的就是50万人的保险费，就是500万元；如果有100万人，那政府这边出的就是1 000万元，这个事情说不通。后来我与这位领导交谈，分管的副市长也支持我们的意见。我们政协的意见是这样的，政府是为老百姓做好事，政府都准备好了，农民只要来参加就行了，不是说我准备好了，你来一个我给你一个，你不来我就不给你弄。政府要真正地为民办事、以人为中心，政府姿态高，决心大，我们做动员工作也好做。当时政府投入了很多资金，政府拿出10元，老百姓个人拿20元，当年就有87万人参加。这样看来，我们应该是浙江省第一家。实施之后，参加的农民尝到了甜头，便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住院费用报销500元起步，500元以内不能参加报销，500元以上的部分可以报销。报销的比例是60%～80%，有一个很具体的比例。我们在卫生局、财政局和政协会议室开过很多次座谈会，政协研究的具体方案虽然比较偏大，但还是可行的。财政局认可，卫生局也认为可行了，那我们就提交。作为政协的一个建议案，这些建议案提交给政府，政协的这个建议案应该说是除了提案之外，分量比较重的建议案了。政府接到这个建议案，不一定要采纳，但要给政协答复。这个建议案属于政协常委会集体的，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是代表整个政协领导班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到现在，已经比较完善了，当然，费用也发生了变化，已经是好几百元一个人了。
采访者：萧山办新型合作医疗是借鉴了江阴和常熟他们的模式，跟他们相比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创新之处？除了刚才您说的群众出20元的比例不同之外，其他还有什么创新的特点？
沈奔新：根据萧山的实际情况来说，第一个就是所有人统统可以参加。凡是农民身份的没有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这部分人全部可以参加，我们也动员他们参加，政府出的这部分钱也全部准备好了。第二个是在金额方面，农民每个人拿20元，大胆地把这个初始价格定在20元。第三个是在第二年时我们就提出要完善制度，萧山政府要出台一个完善的办法，不光是住院医疗保险，也包括门诊费用。江阴开始是没有的，后来他们也有了。我们从住院扩大到门诊，因为在实际操作中，有的老百姓很穷，他看病不需要住院，在门诊治疗一下就回家了，所以这个费用也给他们按一定比例报销。还有大病医疗保险也包括在里面，如癌症，城镇医疗保险不可以给他报销的部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保险也可以报销一部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现在由社保局接管，我们原来专门有一个办公室叫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办公室，原来属于卫生局的，现在统一在社保范围之内。
（四）农村特困户建房始末
采访者：2002年10月21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民政局《关于帮助解决农村特困户住房困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为了切实帮助解决我区农村特困户住房困难的问题，特制订本实施方案。当时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请您谈谈。
沈奔新：关于特困户住房，也是我们提出来的建议。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呢？因为我们到基层调研的时候，看到了存在的问题。每年我们都有好多次走访慰问，如对残疾人、特困户、百岁老人的慰问。在慰问过程中，我们发现萧山有部分人生活非常贫困，不但住房的条件非常差，而且家里生病的人也多，他们的病，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后天形成的。
我感受最深的是有一次去到临浦镇慰问一个特困户。这一家有老头、老太婆和他们的儿子，一共三人，住的房子里面破破烂烂的。这个老年人，他的弟弟原来是临浦区的副区长，叫胡友法，我是认识的，不过他后来去世得比较早。胡友法的哥哥嫂嫂都是残疾人，其中有一个人的眼睛是看不见的，他们的儿子也是先天残疾，住在旁边一个窝棚里面。他们住在一个破破烂烂的房子里，里面很臭，味道很重。我们中也有跟随的记者拿着摄像机，扛着米、油，带着慰问金去慰问。
像这样的情况我们深有感触，觉得萧山的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了，竟还有这么贫困的家庭！像这家人，如果要靠他们自己去改善生活条件和居住条件，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靠亲戚朋友，我估计支持的力度也有限，有的也不一定支持他们。像这种情况在萧山的农村还比较多，所以我们当时就提出为农村特困户建房，改善居住条件。首先把他们的住房建造好；平时要慰问，乡镇、区里要慰问，平时的吃住要有保障，还要给他们补助金，年纪在60岁以上的都有补助。当时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课题组，课题组进行深入调研，也听取了好多意见，开了好多座谈会。这样我们形成了一个建议案，提交给区政府，区政府再承办。
我和区长说明了这个情况，私下也跟他沟通了很多次。区长说：“让政协先调研一下，如果可行就提出来，然后我们就办了。”虽然花的钱不多，就是为特困户建了两间房子，也不一定是楼房，也可能是个平房。有的时候贫困户他们自己能借到一部分钱，这样多一些资金来盖座楼房的话，盖得就会稍微好一点，房子没有统一样式。当时由民政局承办这件事情，争取花3年时间，解决900多户的住房问题，具体数字在《政协志》上面是有的。
采访者：当时补助有没有一个标准？
沈奔新：有的。这个标准就是“三个1/3”，具体就是：区里1/3，镇里1/3，村里1/3。如果家庭稍微宽裕一点，就先建两层。想要建六间的，一般都是条件比较好一些的，或者亲戚朋友资助一点，他就可以在下面建三间，上面建三间，就是上下两层，光靠政府补贴是不可能的。如果是条件一般的，那就先建好下面两间，两间也是比较全了，厨房什么的都会有的。总之，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建房。
特困户建房本来是三年的目标，最后两年不到就完成了。那么完成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前面是我们政协提出来的，政府采纳了，然后叫相关部门去做，落实到各乡镇去完成这件事情。哪个村里有哪几个特困户，如何为他们建房，这些都是需要公示的，要接受老百姓监督。如果出现有人举报说谁的条件很好，谁在哪里还有房子等，这样一举报如果被查出来，那就不行了，所以要公开公示。
房子建造好了以后，我在会上提出来，到底做得怎么样，不能光听他们汇报。我们要自己去看，要亲自去调查，我们也要民主监督。当时就搞了两个监督组，专门到现场去看这个房子造得怎么样。一个是看房子有没有造，造得好不好，质量好不好；还有就是看群众有什么反映，老百姓满意不满意。我去看了几家的房子，一进去那里的邻居老百姓就把我们围起来了，他们说：“人民政府真好！能住这个房子真是一辈子都想不到的。”他们心想：原来住在破破烂烂的房子里，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人民政府，哪能住到这样的房子？我们听了也很高兴。房子建成了，尽管里面的家具还是比较破烂，但是房子的壳子是很好的，台风来或者下大雨也不会吹倒，不会开裂，住着很放心。像床之类的家具只能慢慢买，这些家具陆陆续续也是会有的，亲戚朋友、村里镇里也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而且我还说：“党和政府送温暖，自己不能当懒汉，你们也要勤劳，要吃苦耐劳，不能懒惰。真正因病、因老致贫的政府肯定是要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