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前进的过程中必须量力而行

采访者：回首过去40年，您如何看待您创办企业的历程？

汪金芳：成功的经验前面都已经谈到，所以要谈谈不足和教训。今天总结起来主要有几个教训。首先，在投资这一块走得过快，当时国外很多企业要跟我们合作，我们原先的企业在规模、厂房方面不能满足需求，后来就去征用土地，征用土地就需要融资，那时候企业发展前景比较好，银行比较支持，所以就买土地建厂房。那时候企业的确名声大振，很多政府领导、国家领导慕名视察参观，包括2010年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也来企业视察，他是中国创业之父嘛，对创新型企业也是比较关注。他当时来视察给我们题的字叫“坚持技术创新、文化创意双轮驱动”。2011年7月5日，国务院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牛越生、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煤炭协会副会长路耀华两位监事会主席也来视察，因为他们了解到我们的产品能够在石油行业得到广泛应用。2011年1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也来视察，为我们企业亲笔题写了“争做中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典范”的题词。2013年5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中国环境保护学会第六届理事长王玉庆也来我们公司视察，对公司环保体系的建立表示赞赏。

这样一来，自己会脑子发热，觉得这个企业已经非常不错了。当时杭州市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的一位副局长到我们企业来，鼓励我们企业上市。因为我们当时对金融不了解，认为那么好的一个企业要给别人分一杯羹，不甘心，觉得企业发展前景很好，技术也是全球领先的，没什么好担心。当时因为这种心理，错过了不少机会。尽管如此，我们在创新这一块没有变，我刚才说的由于前面两项技术的突破，我们也更自信了，一方面是大规模的厂房扩建，另一方面是大量的设备更新。当时我就跟我们的员工说：“搬到新厂房要做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全面的管理要升级，因为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必须要升级管理；另一方面，整个设备改造和生产自动化。”2011年、2012年我准备全部实现自动化生产，国外的企业在经营当中，因为他们的人力资本大，所以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用机械化来代替。我们刚刚发展的时候我以为承受不起那么高的设备成本，但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呢，还是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也就是说必须要有规范化的管理，严格管控产品质量。同时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的人力资本也在提高，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必须要有所变化，所以就全面出击，也没有想到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出现危机。

皮带在石油产业的成功，令我们头脑就发热了，义无反顾地往前奔，没考虑到企业后面存在危机。今天回想起来，这段经历也是对其他企业的警示，就是在前进的过程中必须量力而行。当时政府在倡导创新，也有资金支持，但是它是胡椒粉、是调味剂、是杯水车薪。如果我听了当地政府领导的意见在当时上市，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问题。我这两年一直在总结，我的成功、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我认为也是给人一种启示、一种警示，对我自己的未来再出发也有好处。我现在基本上已经脱离制造业，因为我觉得虽然制造业对于国家而言很重要，但是对我自己而言，我不缺制造业，现在让我去开个工厂我是开得了，但是要把这个工厂做好，就必须要有杠杆能力，就是金融。本来我的企业在2013年要上市，2010年的时候企业的估价是五亿元，那时候那个基金公司给我们这个企业的未来价值是60～80倍，这样算起来就不得了。为什么当时我还要去贷款资金呢？那时候我贷款有几千万元，但是我当时不懂金融，拒绝企业上市。有时候一个不正确的决定会导致企业全军覆没。后来我总结了我们做企业应该使用一种合作制、合伙制的形式，因为大家一起来决策的时候，做的决定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不是最坏的。当时我的企业是我一个人在做决定，我做决定做得比较好的方面是创新，但是企业发展到真正的关键时候，我错误的决定就导致了企业最后的失败。这两年我做的基金公司，一家基金牌照公司，我们有专业的人，我是作为他们的顾问。我总结一些教训、一些经验，不管是做企业还是做金融，都需要双方的知识互补。做金融的要懂得企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常识；同时做企业的、做制造业的也必须去学习金融知识。原先我们都是比较偏的，一条腿走路，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的企业家，文化层次相对较低，所受的教育比较狭窄，一头埋在制造业。我们企业在创新上讲毫无疑问是成功的，但从企业大发展来讲就没有做到平衡，企业发展需要平衡，就像大船在大海航行必须有压舱石，如果压到前面，前面就沉下去，因此它需要一个平衡，做企业也不例外。

我现在讲这个也是希望对以后的企业有促进的作用。我觉得我这个人好在哪里？就是为人比较坦诚，好的、不好的统统都会说出来。2012年，我们被别人牵连，虎牌也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企业，它是第四轮被人家牵连到，到我这是第五轮，那时候就问题大了。银行从四面八方围过来收贷，那时候的银行体制是这样的，也没办法。时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永明还专程莅临我们公司调研企业的实际生产情况，向省有关领导和部门提交了书面调研报告；时任浙江省省长的夏宝龙、副省长龚正、朱从玖专门为我们公司的情况都做了一些批示，要求金融服务办公室等部门予以协调解决。后来甚至到了国务院，国家也做过批示，对我们600家企业要扶持，但也都没有幸免。虎牌企业在2012年做了58亿元的产值，有28亿元的资产，结果被拖累后，到现在也是半死不活，像我们这些企业，不死也不活，死也死不了，注销也不批准。我被列入不诚信名单，高铁不能坐，飞机也不能坐，你说冤枉不冤枉？去年一些黑道的人来上门，我没有民间借贷，但是他们也盯上我，问我要债的时候，我也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们跟牢我，我也东躲西藏。好在现在很多人还是肯定我，觉得我汪金芳这个人还是有担当，可惜的就是苦了我自己，苦了我全家。原先做了几十年的企业，做厂长、做老总，虽说没有很风光，但是做人的地位、高傲还是有的，这一下子就被打入底层，人生落差的冲击很大，因为我这个人对名誉方面是比较看重的。2015年我自己认为我有能力去承担这一切，因为那时候我的负债低，到企业倒闭的时候负债也不多，给我1 000万元资金我就能活过来了，但是没有这个可能，因为这个时候没有人会相信你了。你在上升的时候，要什么有什么，但是你一出事情，被人卑微地踩在脚下的时候，没有人帮你。开句玩笑话，你去要饭人家都要踢你一脚，我有这种感受。虽然说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就有这种感受。你成功的话，你说什么话都是对的；你失败的时候说什么都是错的。

现在的信用体系在创建，我认为也是有点矫枉过正，我觉得应该要分析你失信的原因，如分出故意、被动。像我们这种手里拿着技术的，我能够完全翻身，我负债也不高，我的35 000平方米的厂房都是非常现代化，现在完全可以卖到8 000万元到1亿元，结果在那一年3 500多万元的价格贱卖了，足足少了3 000万～5 000万元，本来正好可以填补我的亏空。现在我全部还完也不过三四千万元，本来我一分钱都不欠任何人的，但是现在把我变卖、贱卖之后，变成我是不诚信的人了。另外一个就是我掌握的技术如果完全用开的话，不仅我的企业能够创造效益，而且为社会创造的财富更大，因为我的这个技术可以大大降低采油的成本。现在这个采油成本很高，价格又卖得不高。整个机械传动领域，每年可以为国家节省电能至少几千亿度。几千亿度的电啊，你想想看，2012年的时候有一个统计数据，电机传动消耗的动能是19 800亿度电。如果能节能10%的话，就有2 000亿度电。但是现在我不能做，也不敢做。就像前段时间新疆克拉玛依油田想要我去为我的产品做一些介绍，但是那么远的路我怎么去？高铁、动车、飞机，我都坐不了。当时我也跟很多部门呼吁，像我们这样的人应该以另外的方式对待，既监控又放手。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完全可以发挥余热，完全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我们国家在这一点上来讲，的确有些地方要改善。现在的疫苗事件，为什么现在才发现？老早就出现问题，我们的监督机构、我们的监管部门在干吗？与国外的一些体制相比，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国家经济在这方面也是有很大的不足。2007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中国制造30年大会，我当时就提出，真正的实体经济制造业才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根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也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她当时到福建和浙江两个省做调研时，我是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挑选的8个参加座谈会的企业家之一。我谈到了两个方面：第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对中国制造业的打击是巨大的，会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第二，银行的体系会给制造业造成危险的打击。2005年我还提出来一个观点：我国要创建职业经理人的档案建设。我们这一代企业家在创业的时候，接受的文化教育层次比较低，但是我们的下一代不一定见得会来接班。日本和西方国家企业的传承体制就很值得我们借鉴。西方国家的企业出来开会，来的基本上都是CEO。他们有一整套完整的职业经理人的诚信道德机制，但是我们国家没有的。你到我这个公司来上班，把我这个公司搞得一塌糊涂，到另外一家公司上班的时候，完全可以吹牛，你这个时候没法查，查不到，也问不到，即使问到也只有两种情况，要么说很好，要么说很差。在这样的空白体制下，我们的制造业是非常艰苦。我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企业家都会老，我们跟日本的文化不一样，日本现在文化有点改变，但是原先的是传承制的，西方有很多国家的著名企业，也都是传承制。我们国家现在的“80后”、“90后”，甚至“00后”都不愿意去做制造业，包括现在我自己也有一点不太敢去做。这个时候职业经理人非常重要，职业经理人的诚信体系建立好，对实体经济的保护作用非常大。我们中国召开的很多高峰论坛大部分是老板来参会，国外都是CEO，老板不出场，如果要出场的话都是那种规模很大的，或者档次很高的场面。2003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未雨绸缪地引进现代化的管理，但是一直找不到好的经理人，工资要价很高，工作很好却是表面文章。企业今天出现这样的局面也是必然，必然会走到这个地步，我们国家的制造业也会有新的起步，也不会是之前那种粗放发展的情况。我相信我们国家未来的制造业要么是非常现代化的，要么是非常创新的，要么是其他形态方面的。最近国家内参也来采访我，向国家最高领导人提交了题为“金融制对于实体经济的意义到底有多大”的一篇报道，据说中央也做过批示。国务院接连召开了很多会议，研究对微型微小企业的支持，原先最多是100万元，现在提高到500万元，可以说对中小型企业的支持力度变大了。但建立企业就像建大厦一样，没有三五年的时间是建不好的，在关键位置出问题的话，顷刻间就倒了。我们的制造业也是这样的情况，由于前期的忽视、轻视，导致了这两年的危机。尤其是今年的中美贸易战，凸显了我们制造业的严重不足，原先的GDP（国内生产总值）高，每年高了多少，反正我们关起门来说也没有问题。我们的GDP都是房地产堆积起来的。我十几年前就说过的，房价1万元1平方米和10万元1平方米，有什么用？就价值而言，对老百姓而言，价值有什么区别？这么贵很多人根本买不起房。对社会而言，1万元、10万元无非是把它泡沫化了而已，对整个国家而言是没有什么意义。市场需求到达顶点的时候，1万元、10万元跟1 000元是没有区别的。例如，你给我1 000元我也不要呀，因为说不定3年以后，我要交的税收都不够。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我国有很多人去炒房，结果炒了三五年之后，交房都来不及，他们的房子的确很便宜，但是也要交高额的税。我们国家到了一定程度也会这样。由于早期政策的失误，导致了整个经济今天的危局。虽然我们是底层的老百姓，但这几十年来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只是我们自己无力回天而已，因为那时候我们年轻，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就算有影响力，像郎咸平或者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家叫得再大声也没用，我们国家在这些方面的确也是让人很无奈，我们就是那几十年创业下来的受害者。

我们最早创业之初，那时条件非常艰苦，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只有一条机耕路，根本无法通行汽车，特别是遇到下雨天气，拖拉机也无法通行，那么从外面购买的纸张等材料，要运进来怎么办？只能靠自己一点一点用人挑、肩扛、车拉等方法运到车间里面，特别是雨天的时候，因为道路泥泞湿滑，我们经常一不小心整车纸张翻到农田里，人摔的一身泥水，浑身青肿。笨重的生产设备搬运更是艰难，现在还心有余悸。记得一次在搬运近2吨重的设备时，我们只能往老浙赣铁路线（俗称四姓塘的地方）浦阳江铁路大桥下面走，我们当时还是提前与守桥解放军的首长说明并征得同意后才能运输。从来没有路是临时开辟的泥泞的江滩边走（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有人有如此之重的重物运进村里过，而且只有华山一条路）当时唯一能走的运输工具只有拖拉机，还要走上坡道爬到浦阳江江堤路面，因为没有坡路只能临时开辟一条能走拖拉机的坡道，但由于是刚刚才开辟的一条上坡道，拖拉机的轮子压在实地上尚可，而完全在松土上，根本无法将重达2～3吨的设备加拖拉机自重的车子往上走，万般无奈之下，当时只得让五六个壮汉用肩扛用木板顶着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地往上推，连推带爬的足足花了大半个小时，才安全地把拖拉机推到江塘路面上！事后大家回头看了看路坡的险境，人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幸好当时每一个人都是竭尽全力，如果有一人稍微懈怠下的话，很有可能整辆车会覆倾而下，而在车轮下的是活生生的五六个壮汉，其后果不堪设想，想想都要出一身冷汗！好不容易上了路面，长长的1千米才刚刚开始，当时根本没有一条可以开拖拉机的平坦道路，只好用锄头平整一段路面走一段，仅仅1千米路程，足足走了三四个小时。即便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我也还是坚持下来了。

那时候我们生产的产品交货出运时用的都是拖拉机。拖拉机速度很慢，我们送货到绍兴、到宁波，这么短的距离，到绍兴要4个小时，到宁波要七八个小时。那个时候的交通没有现在那么发达，基本上是我自己亲自押货，而且只能坐在货物上，货物堆得很高，离地面有2米多高，我就只能趴在上面，特别是寒冬时节的寒风啊，吹在脸上如刀割，那时候没有像现在穿得这么暖和，真是冻得要命。摇摇晃晃，生怕一不小心从上面摔下来，那肯定会被摔个半死，万般无奈下我只好用绳子捆住自己的身体和手脚，还生怕时间久了容易打盹。我当时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艰苦创业，一年一年的坚持过来了。

直到2015年4月，银行起诉，法院实行强制执行，企业面临强迫停产关停，并且要把跟随我坚持艰苦创业多年的数百名员工解散回家，可想而知当时我个人所承受的压力巨大，并且身体生理系统都出现严重紊乱，我想找个地方去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我清楚如果长期如此，我的身体一定会崩溃的。记得好像是4月6日上午开完全公司员工大会后，我就开车出了公司，也没让司机开车，自己漫无目的地在附近转，说来奇怪，我到现在也还没想起来我是走的哪座桥过了浦阳江到达对岸太平山脚下。车停稳后，我推门下车，环顾四周觉得似乎陌生，也没多想，就漫不经心地往山上爬去，说来惭愧，我当时走到半山腰无意识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大哭了起来，仿佛在倾诉自己创业奋斗了大半辈子的艰难历程和内心的无限委屈。反正也没人看到，我就无所顾虑地放声大哭，也不知哭了多久，整个身体瘫了似的迷迷糊糊靠在石头上睡着了，幸好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人也没有着凉，醒来后随着山径继续往上走，看到了熟悉的映山红花开得满山红，突然我就像孩子一样兴奋地跑了起来，边跑边采摘山花吃（这时才有饥饿的感觉，原来没吃午饭），一路往山顶狂奔，兴奋极了。看到此境心情忽然大好了，我到了山顶往下看，看到了山下美景尽收眼底，真是一览群山小啊！待到自己情绪安静了后，静静地思考，调整心态，思考未来人生何处去……当时还发了朋友圈，很多同事领导以为我会寻短见，他们都急坏了，通过微信、短信和打电话开导我。我说：“请大家放心我不会出事的（寻短见），只是想透透气，让自己冷静下来，好好梳理一下自己奋斗了大半辈子艰难创业过程中的功过，让自己把未来人生以及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晰些。”我在山上待到傍晚6点多，天已经黑下来了，大家让我赶紧下山吧。这之前的一段时间我的生理系统出现了严重紊乱，我一天的大便少则二三次，多则五六次，白天昏昏欲睡，晚上睡不着，身体迅速瘦下去。之前我去医院就诊，医生问及我有没有受到过什么重大的打击？我不明就里地说“没有”，他说：“不可能，你肯定受到什么刺激了，要么受到其他方面精神打击，从身体检查来讲，你这是生理上的紊乱，这样下去的话，就很容易会产生抑郁症”。然后我这次抒发之后就感觉身体轻松了很多，我自我感觉我这一点还是蛮好的，会自我调解，尽管我受到如此大的人生挫折和打击。只有我们经历过的人才会有这种体会。

我的个人性格是比较好的，因为我兴趣比较广泛，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我除了喜欢研究产品技术，对任何事物都喜欢探个究竟。例如，对于当前的经济社会中的一些社会现象、国内国际时事、有关企业经营人才的培养，以及中国职业经理人诚信道德建设和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建议，当时还收到了温家宝的内参批示。回忆这些感觉特别感慨。这大概是我一直以来喜爱看书学习的结果吧。在此次我们企业所遭受的因担保造成的巨大损失事件中，虽说有许多的客观因素影响，但是也有自己性格方面的因素，导致事业发展决策过程中缺乏深思熟虑被摔得头破血流。由此引起的牵连，把唯一的一套住房以及在我们名下的全部资产统统抵了进去，因而对家人的伤害影响很大。在企业出现危机以来，我一直信奉以诚信为本的原则，然而等你真正实践了“诚信”两个字后，却有些人不以为然地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其目的！而真正兑现诚信承诺的人的现实现状却是很难堪！而现实摆在你面前会很惨，但现实就是这样，现实很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