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促富大会的筹备与主要内容

采访者：接下来我们想谈谈这次促富大会的筹备和主要内容。据您了解，召开这次促富大会最早大概是什么时候提出的？这个您有印象吗？因为12月开会，肯定要提前筹备，对吧？

洪献耕：我这里只能凭借记忆，因为县里那些主要领导在这个阶段这些问题上面怎么做的，我也不可能了解得很详细。我从1979年的资料上面来看，实际上在理论上思想上已经准备了一年，足足的一年，包括干部队伍当中的准备。那么在准备当中始终在酝酿一个什么主题呢？就是怎么样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萧山的落地更加符合萧山的民意，大家能够更加直观，更加明白。因为农村的一些干部群众，并不是说每个人的理论性都很强。这个可能是当初县委领导始终在考虑的一个问题。那么当我们干部，特别是把干部群众思想和理论上落实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一个非常明确的口号，这个口号要通俗易懂，能够让农民都要记得住，而且还要明白无误。所以大家可能觉得“富起来”这样一个口号，既是一个思想观念解放的过程，也是广大群众心中的一个愿景。所以我的理解是，集体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是一个基于这样一个考虑，就提出来叫促富大会。而且意见比较统一，不存在开会的时候大家还会觉得我们要不要提这么个口号，要不要这么快地捷足先登呀，因为周边地区都没有提这个东西。

采访者：当时在革命思想观念主导下，“富”这个字应该是极其敏感的，甚至具有政治风险。所以我就觉得萧山能够直呼促富大会，而不是一般的促农会议，或者说农村工作会议。所以我觉得刚才您也提到了一点，它的出发点是什么？

洪献耕：这个问题，刚才我也讲到了。我的理解是，当初县委领导就考虑到老百姓的接受度，明白无误，这个最重要。不要把一些比较系统的理论化的东西，原封不动地给老百姓，而要使他们更加明白无误，理解如何落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采访者：据您了解，召开此次促富大会，当时萧山县委有没有向杭州市委或浙江省委汇报？

洪献耕：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从萧山县委一贯的行事风格来看，他们往往不是什么事情都先汇报。有时候做什么事情，都是先做起来再说。他们不太有什么事情都先汇报这个习惯。并不一定上面首肯了，我们这里才做。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先看看对不对。所以，具体有没有汇报我倒不太清楚。

采访者：那么为确保此次促富大会的顺利召开，当时萧山县委主要做了哪些筹备工作，成立了哪些相应的工作组去负责各项具体的事务？

洪献耕：至于筹备工作方面，毕竟一个这么大的活动，工作量是比较大的。具体分工的话，第一块就是文字秘书，主要是搞材料。包括县委领导的讲话，讲话当中包括动员讲话、主报告和会议的总结讲话，这是一大块。第二块就是要有一大批的典型材料，当初就已经多种经营地发展，工业开始萌芽，要有这方面的典型。这一块的典型材料的收集，把它变成文字，主要由秘书组去负责。第三块主要是行政和后勤，因为是1 000多人的会议，规模比较大，包括吃喝等，事无巨细，工作量也是比较大的。第四块就是安全保卫的问题，因为这个会议当中包含一个展销会，是有关萧山当年社队企业产品和多种经营产品的一个展销会，地点就是萧山今天的新世纪广场，当年我们叫体育场。展销会有一个专门筹备组，由萧山的农业办公室、多种经营办公室、经委他们负责这一块。安全保卫主要是公安系统这一块。会议代表的住地不是一个地方住得下，毕竟1 000多人。产品展销所在场地，就由农业办公室、经委他们这一块去负责的。

采访者：会议的时间我们知道是1979年12月25日至29日。那么您能谈谈这几天会议的主要议程和具体的安排吗？

洪献耕：在我印象当中是这样的。会议召开一般需要动员，有一个动员讲话，讲我们今天会议这个主题是什么、指导思想、参加会议的对象、会议日程，然后有主题报告。至于主题报告，我看记录当中好像费根楠同志讲的^[19]，一个主报告。那么再一个就是有典型发言，典型发言当中有更多的是公社和村发言。这些报告和典型发言完毕以后，会安排一段时间讨论。大家怎么去领会领导的这些讲话精神，怎么去消化，包括回去该怎么贯彻落实。典型发言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讲的，前段时间下去考察之后准备好的材料，请他们的典型代表发言。我记忆当中有六个典型代表。发言以后，紧接着也会安排半天或者一天的讨论，对照先进找差距，回去如何落实。

采访者：这些讨论是分组进行的？还是通过其他形式？每个公社在讨论的时候，县里会有一些领导参与吗？

洪献耕：以公社为单位，当年有64个公社。县委的主要领导，会到各个组里参加讨论，听听他们意见。会议最后是参加展销会的活动，展销会活动是与会代表1 000多人都到展销现场，都去看工业产品，看多种经营产品，农林牧副渔茶果这些产品。当年我印象最深的多种经营产品中有一个叫胡瓜，就是现在的小黄瓜，像我们大拇指那么粗。

采访者：这个胡瓜在促富大会召开以前，在萧山有吗？为什么这个胡瓜让您有这么大的感触？

洪献耕：有的。胡瓜以前在萧山种植量是很大的，在多种经营当中很突出。这个小黄瓜，日本人把它叫作胡瓜，主要是销往日本，在日本销量是非常大的。在农副产品出口中的比重也非常的大，确切比重我还没来得及去查。刚才你问我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刻，原因是这样的。当时他们多种经营这块做得非常好，尤其在我们萧山区的东片，就是靠近钱塘江，在我们萧山到绍兴公路以北的这一段多种经营做得比较好。胡瓜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作物。

采访者：胡瓜的经营这一块主要是社队企业搞的吗？

洪献耕：是的，种植的话呢，当年也集体种植。也有很小一部分个体种植，然后收起来以后胡瓜交给社队企业。社队企业收过去干什么呢，把它收起来以后进行腌制，搞一下粗加工。在我的记忆当中，是把它们进行罐装，装进大大小小的塑料桶里，这样加工成半成品销往日本，日本再进行精加工。我们这三分一条的小黄瓜，就是小胡瓜，变成商品起码要卖到1.3元、1.4元或者1.5元。经过日本的精加工以后，就变成了这个价。

新鲜的胡瓜，从千家万户收集过来的也好，或者生产队种的也好。以生产队为单位收起来，镇里办起了一个胡瓜加工厂。粗加工以后，把原料销往日本，日本那边进行精加工。日本精加工就是搞成小瓶装的，这么一小瓶一小瓶的胡瓜，做下饭菜什么的，很好吃的。这样农副产品一经加工，身价马上翻倍，一两分的胡瓜可以卖到1元多。

采访者：您后来怎么了解到这个东西卖到日本后价格涨了很多？

洪献耕：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因为它是出口贸易，大家都去看这些社队企业农副产品。这个对大家的触动很大，毕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就觉得你这个是怎么做起来的，那我是不是也能做这个？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内容，就是参观完了以后，最后会总结，总结也有个讲话。我们这次会议历时几天？大家达成什么共识？然后会去布置我们要落实的工作。会议大体议程就是这样的。

采访者：您刚才提到会议的议程，作为会议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由当时的县委副书记费根楠讲话。那么这次会议，他的讲话会围绕着会议目的、意义和萧山促富的条件展开。他的讲话给您留下了哪些印象？当时的与会者的反响又如何？

洪献耕：我觉得这个问题你提得也挺好，作为县里的主要领导，在当初这么一个历史条件下，大张旗鼓地谈富、促富，我觉得有两个“惊”可以去体现，第一个“惊”就是惊讶。很惊讶，非常惊讶，当初“富”就是修正主义，“富”就是资本主义。有主要领导在大会上讲这个东西，所以不仅与会代表惊讶，包括我们当初县委办一批收集材料的人也很惊讶，大家心里也很紧张的，会不会出问题呀？第二个“惊”是非常惊喜。压在头上那么多年的紧箍终于被解开了，以前关于要想富起来、要想发展起来，这些话都是不敢说的，今天这个紧箍没有了。也反映了我们近百万人民的心愿。

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事情可以讲一下。萧山区志办在编撰萧山市志，整理口述史的过程当中，他们也邀请我去，其中有一次是去采访萧山当年的县委老书记金鸣珠^[20]。到他家里去访谈之前，我事先也有个访谈邀请，请他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用的资料，提前准备一下。后来我去了之后，他说他一点资料都没有，其实他是保留了一份资料的，当年在1980年的年初，也就是我们促富大会以后，省委紧接着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所有的县市委书记都参加了。他在省委工作会议上有个发言，这个发言就是讲促富。这一发言，在省委工作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他说的话，不亚于在钱塘江上丢下一块巨大的石块，溅起很高的浪花。他给我看了一份什么资料呢，就是省委的一个会议简报。当初就有了一个简报，也就是萧山县委书记金鸣珠的一个发言。你看我们要去访谈许多内容，他所有的资料都没有的，而唯独保留着省委工作会议上这个发言。这从侧面反映出来，这个事情给他这个老书记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我说这个促富大会，对我也好，对我们与会者也好，既很惊讶，也很惊喜。在这以后，我们萧山的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快车道，出现了一个跳跃式的发展历程。

采访者：这次会议还下发了八个典型的发言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大胆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抓生产，促发展和发家致富的典型事例。那么对于这八个典型事例，您还有印象吗？

洪献耕：我的印象当中有七个，你再看看，以资料为准。这七个典型事例呢，就是七个公社。

采访者：对于这个您可以进一步展开的，如果说您了解得比较清楚的话，我们可以谈得深入一点。

洪献耕：这七个公社，分别是欢潭公社、党山公社、新围公社、浦沿公社、许贤公社、石岩公社、城北公社。那么这几个公社当中有几个现在已经不属于萧山了，如浦沿公社，现在划给滨江区了。这七个公社会议上都有发言。这些发言当中，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是党山公社，党山公社的多种经营搞得比较好，刚才讲到党山的胡瓜种得也比较多。他们种植业也特别好。

采访者：主要种什么呢？

洪献耕：他们种茄子、黄瓜、水果蔬菜等，所以就请他们发言。社队企业发言的，一个是浦沿公社，一个是城北公社。万向节厂在城北区的所在地。还有就是当年城北的棉纺企业，我记忆当中城北棉纺厂的起步比较早，而也是规模比较大的一家企业。这家企业以后可能不行了，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棉纺这一块就没落下去了。像有一两万人的杭二棉，后来全部转型了。一个是多种经营的种植业、养殖业，一个是社队企业，城北这两块当年经营得非常红火的。县里对这两块也很关注，称他们为“领头羊”“排头兵”“先行者”。领导经常去，基本上隔三岔五会跑去看一看，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给他们打打气，看看政策上面需要怎么样调整，经常沟通。

采访者：后来在你们的政府架构里面也有多种经营办公室，也有社队企业局，我就想了解一下，像当时这样的政府建制在其他的县市有没有？

洪献耕：你讲的这两个机构，其他县应该也会有，只不过是建立架构也好，机构也好，时间上有可能不像我们那么早。我们机构应运而生了以后，必须要有这一层管理机构的驾驭，不是说管他们，而是给他们解决一些服务的问题，给他们一些政策上面的支持等。乡镇企业几乎各个县都有，多办也应该有，可能我们比较早而已。

采访者：除了这几个典型之外，您还有其他的例子吗？

洪献耕：这些典型应该是引起了很大反响，大家看到了这些先进榜样的力量，与会代表都积极参与讨论，大家情绪很高昂。心想：他们居然可以这样搞？那我们赶快回去行动，觉得四五天会议时间都太长了，我们得赶快回去搞。有一种坐不住的感觉，这把火烧得很炽烈、很旺。

采访者：作为会议的重要议程，刚才您也提到了，有一个分组的讨论，在分组的讨论环节，您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洪献耕：讨论的话，我觉得这样，这个时候讨论的特点就是，没有分歧，几乎没有什么分歧。我们也跟着领导下去听他们一起讨论。留下的是什么呢？主要是思考怎么样我们才能找到一个能够尽快富起来的一个便捷的通道，更多是在寻找这个路子。例如，我们以后要做什么东西才能赚钱？我们养什么东西才能快速致富？更多地在考虑这个东西。已经不是做不做的问题了，而是怎么才能尽快把它做起来。

采访者：当时你们在下到基层去寻找这些典型事例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不这么做的，或者说反对这么做的？

洪献耕：这个情况有，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碰到两个比较典型例子。一个是大庄公社，大庄公社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有一个农民，是一个“牛贩子”。他把小牛从一个地方买过来，在自己家里养上一年或者两年成了壮牛了以后就卖出去，农民叫他“牛贩子”。当时我们觉得这个做法也是富起来的一条路呀，所以把他作为一个先进典型，总结他这个事例。当地的公社呀，就把这个“牛贩子”评上先进，戴红花上主席台。有的农民就问：“你们共产党，你们这个公社，现在你们这个路对不对，导向对不对？”他是在变相地质问县委：“牛贩子怎么能戴红花上主席台？”

采访者：他带花上台，这是在他们公社吗？

洪献耕：是的，在公社。公社这一层干部思想也已经解放了，明确了要富起来，他认为“牛贩子”晓得买进来卖出去，赚取了中间的差价，这应当是一个典型。第二个典型在新街公社。后来我们中国的花木城就在新街公社，新街公社当时搞什么业务呢？它搞苗木，种植小树苗。当时已经开始了，更多地搞什么蔬菜秧苗，它搞茄子这种秧苗很赚钱。赚钱以后，紧接着好几户家庭都开始搞，都搞得很好。那么新街公社呢，又把他们作为富起来的典型，也给他们评上先进，戴红花之类的。这时候就又有人说了，说这就是明显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的。

采访者：来责问县委的是哪些人？

洪献耕：也是一些农村里的老百姓，他们打电话来责问：“你们有没有弄错啊，这个东西对不对？方向有没有搞错？”这两个典型呢，我印象很深。

采访者：那后来你们怎么答复他们的？

洪献耕：这个就是很明确啊，县委领导解释说我们要尽快富起来，我们要冲破这个“富”就是资本主义，“富”就是修正主义的观念。富是一个好事情，勤劳致富啊，这个不是不择手段。

采访者：会议最后一天，根据这个县委讨论的结果，当时的县委书记金鸣珠总结发言，形成报告，报告指出要认清农业发展的新形势，建设繁荣富庶的新农村。那么您作为文字组的主要起草人，您了解这份报告的起草过程吗？

洪献耕：这个报告呢，是我们当初县委一个叫钱志钧的副主任写的。主报告也是他写的，以他为主弄的。他后来调到杭州市委当秘书长。这个总结报告，更多的是会议当中讨论的一些情况，然后汇总，把这些情况梳理成几条东西。第一，如我们都统一要搞快富，要促富，要快速富起来；第二，怎么样快速促富，什么渠道比较好；第三，在政策上面，县里面出台哪些政策？种植业种什么，养殖业养什么，像这个社队上面要一些什么政策？那么这个最后的总结，也就是一份报告，不像主报告那样长，它比较短。我印象当中萧山的这个会议，《浙江日报》《杭州日报》都有过报道。

采访者：金书记的这个发言给您个人留下了哪些印象？

洪献耕：最后的总结发言不像主报告那么长篇大论，也不是说像那种站得比较高，或者内容比较深而且很具体化的，它是比较笼统地讲一些内容，对会议简要地进行一个总结，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采访者：会议期间还表彰了一部分的先进典型，包括劳动模范，还有一些先进的单位，那么您能够具体谈谈这些先进典型的单位是如何确定的吗？我了解到好像这个工作主要是您在负责。

洪献耕：先进典型嘛，就是县里面首先定一个范围，定一个标准。例如，社队企业发展得比较好的，我们排一排，因为有60多个公社，又如刚才我们讲到城北公社搞得比较好，浦沿公社搞得比较好。这些属于在社队企业中搞得比较好的。至于多种经营，看看我们六十几个公社中，哪几个搞得比较好。首先，我们先初选，把它筛选一下。其次，这个选出来以后，我们又要有所侧重，如多种经营当中，靖江公社是不是叫他们搞种植业这块更好呢？新街公社是不是叫他们搞养殖业比较好？从这个角度分一分。那么社队企业也是一样的，就像城北公社的棉纺企业搞得更加好一些，如村一级，村办这一块，就像航民村，那就请他们来讲一讲。那么农场系统搞得比较好的，如红山农场，红山农场当中最出类拔萃的是棉纺企业，那么就请他们棉纺企业来讲话。这样确定以后，我们再分配，到底这个典型谁去总结。我们那个时候组织了近20个人来搞这批典型。你这个人负责搞什么，他那个人负责搞什么，然后下去以后在那边住下来。那个时候交通也不像今天这么便利，我们乘坐公共汽车，就到了那个典型所在的公社，它大多有一些招待所什么的，就住下来，就在那边写材料，一边总结，一边提炼，文字弄好，大概每一个人7～10天的时间，弄好以后你就可以回来。

采访者：差不多是一个人写一个材料？

洪献耕：是的，一个人负责一个材料，你弄好以后就回来，回来以后，我们有材料组，就是每个材料先看好以后进行修改，角度主题定好，分组讨论确定以后就印刷成会议典型材料，典型一、典型二、典型三等，都这么弄。后来就随着会议文件材料一并发下去，就这么搞的。

采访者：在这个先进典型和单位的确定过程当中，您遇到了哪些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或者说一些典型的个人、典型的企业？

洪献耕：刚才我讲到的那个大庄的“牛贩子”还比较典型。促富大会他是个先进典型，不过他没有在大会上发言。他在镇里边是戴大红花的劳动模范，在县里面他也是先评上先进的。

采访者：您可以谈谈您自己的亲身经历，包括一些细节也可以谈谈。

洪献耕：先进的典型，档案馆应该都会有。包括新街的，还有刚才我讲的搞茄子秧苗的也很典型。还有一个典型是我自己去搞的，就是在瓜沥公社有两个村，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是哪两个村了，就是我帮他们去总结的。当时瓜沥公社有两个村，中间隔了一条河。河流南边的这个村呢，多种经营搞得很好，比较富裕；河的北边这个村呢，它不搞多种经营，或者说它这个思想禁锢得比较厉害，它不去搞也搞不好，所以比较贫困。这样两个村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相隔一条河，贫富两个样。那么这个材料在促富大会上引起强烈反响，题目叫《会打算发财，不会打算发呆》。因为两句最后一个字发音接近，读起来也很顺口。还有一个题目叫《用铁砂子打金凤凰》。

采访者：您能具体地介绍一下这两个例子吗？

洪献耕：第一个例子，就是刚才我讲的。一个生产队在河的南边，一个生产队在河的北边，它属于一个公社里的两个大队。在当初的瓜沥区下属的一个公社，瓜沥公社还是党山公社，我有些记不清了。“相隔一条河，贫富两个样”后来成为会议当中的热门，好像大家都把它当成顺口溜，而且比较形象。还有一个叫《铁砂子打金凤凰》，他们用最低的成本，换取了多种经营比较高的收入和好的经济效益，所以取了这个标题，也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那么这个材料呢，还在《杭州日报》被刊登了，这篇稿子也是我写的。1979年会议开好以后，1979年12月会议结束基本上它就在登报了吧，题目就叫《铁砂子打金凤凰》，它是一篇有点言论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在会议当中影响蛮好的，后来题目就成为大家的顺口溜了。

采访者：在促富大会期间，萧山县还举办了一场萧山县社队企业多种经营产品的展销会。刚才其实您已经谈到了一点，我们这里可以再具体聊一下，就是为什么在会议期间要同时举办这样一场展销会？

洪献耕：我个人的想法是，光是从思想上发动，组织上发动还是不够的。这样做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与会代表眼见为实，亲眼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人家怎么搞起来的，人家搞得怎么样。另一个目的可能还是促进我们的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尽快发展，尽快建成富裕萧山。因为传统的农村和城镇分散搞与集中起来搞，我觉得是不一样的。第一，分散搞可能没有集中来搞的冲击力强，影响也没有那么广泛。第二，如果我一个公社带一队人到你那个公社看一看，这是一个常态的。相反，像这样短期内集中烘托一下，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第三，应该是为了造势，造成了强大的一个气势，推动我们萧山的发展，原来都是单打独斗，自己搞自己的。相比之下，集中与分散应该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展销会是由从原来的分散到集中、由常态到短期的烘托，由自发到集中造势的这么一个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