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家庭背景

采访者：朱淼水同志，您好！您是萧山地方党史工作者，对萧山近现代历史比较了解，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想请您谈谈您所了解的萧山城区发展与百姓生活变迁。请您先介绍一下您的家庭背景，通过您的家庭背景和一些个人经历，我们也可以了解萧山城区的历史变迁。

朱淼水：我父亲叫朱宝源（1915年12月至1975年5月）。因我祖母在我祖父去世后跟随骆姓的祇园寺佣工一起生活，因此一度改姓“骆”。他9岁丧父，经人介绍到萧山闻堰镇的一家香作（供佛用的棒香、线香等）当学徒。13岁满师，因为年龄尚小被留在师傅家做“半作”（即实习工）。17岁离开师傅家，到萧山城区陶唐弄口的一家香店做佣工，略微有点收入，并能与他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了。20岁左右，他随骆姓继父到衹园寺学做素斋，这才开始有饱饭吃。26岁起，他自己做香设摊出售。不久，他在西桥头租赁了一间街面房开了一家“骆顺兴香店”。28岁时，他娶了萧山长河一位姓来的女子为妻。一年后，妻子病亡。在他30岁时经祇园寺当家和尚介绍，娶了安仁当当铺丫鬟王文琴为“填房”，也就是我的母亲。这个时候，他的香店生意较好，就在西桥下街租房设仓库。父亲32岁的时候，用积蓄加上我母亲的一点嫁妆，在西门内直街租地自建两间二层砖木结构的街面屋，再度开“骆顺兴香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物价飞涨，社会动荡，生意惨淡，加上兵荒马乱，无法维持营业，父亲再度到祇园寺做素斋。1950年，他重开“骆顺兴香店”。后来因政府提倡破除迷信，动员他转行。1953年，他改开“骆顺兴饭店”。1955年下半年，因父亲思想比较进步，响应政府号召，积极投入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并动员同行接受改造，组建公私合营城厢镇饭店，任私方经理（副经理）。1957年，他当选为萧山城厢镇工商联合会委员，曾以萧山工商界代表身份参观新建的新安江水电站。1960年，他因为在言语上对“大跃进”和“技术革新运动”表示不满而被斥为右倾，被撤销副经理职务，到城厢镇羽毛加工厂食堂做炊事员。1962年，他出任明月坊合作饭店经理。1969年，他被调到城厢饮食服务公司食堂做厨师。1973年底，他因患中风而居家，1975年5月再度中风后去世。

我父亲虽然是文盲，但为人忠厚老实，个性也较为直接，容易得罪人。父亲生活节俭，不吸烟，偶尔喝点黄酒，唯一的爱好就是看戏，如果抽得出时间，必定带我去看戏。他一生真正休息的日子十分有限，把心思全部放在了工作上。曾经有数次，他利用休息日带我到杭州游玩。早年，他曾因采购原材料到浙西、浙南，除此之外没有出过远门。晚年，他有了孙女后，每当下班，必定带着她上街或看电影等。

我的母亲王文琴（1925年3月至2008年3月）。她6岁丧父，被送到城区安仁当当铺做丫鬟，小时候受尽欺凌。16岁那年，侵萧日军要她这个“花姑娘”，她在匆忙中由用人帮助逃出虎口，逃到绍兴乡下，进入小哥班（越剧）学戏，学作武小生。她18岁到上海演出，后来被车里王陈家主人用钱赎回，送还给安仁当。她20岁嫁给我父亲，21岁生我，在月子里因劳累过度而患子宫下坠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她积极动员和组织妇女开展抗美援朝运动，读夜校、学文化，曾被评为妇女工作积极分子。1953年，她因为子宫下坠难产，女婴夭折，留下的子宫下坠疾病一直伴随她到临终。其间，医生曾几次动员她切除子宫，但因身体状况不佳而未果。1955年，她随我父亲参加公私合营，在城厢镇饭店当服务员，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除当好服务员外，她还积极投身于“大跃进”和技术革新。1960年，她出席杭州市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1961年，她患肺结核后长期请病假，但当年仍旧被评为杭州市卫生工作先进个人。1962年，她被精简回家后，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一度参加居民村工作，任居民村小组长，一度代城厢房管所代收房租。她晚年信佛，参加了佛教协会，拜普陀寺和尚为师，成了名正言顺的居士。因为她长年患病，身体又一直不好，2007年患脑血栓和糖尿病，2008年3月8日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3岁。

我母亲原本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女性，对我父亲一门心思发财致富的想法很不满，并反对我父亲的封建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她不顾我父亲的反对，走出家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打腰鼓、扭秧歌。在企业公私合营后的大游行中，她还穿戏装游行。直到卧病在床，还非常喜欢看些现代小说。她虽然识字不多，但还是把《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岩》等小说看完了。她晚年吃素念佛，似乎完全换了个人，因只有我一个儿子，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吃素念佛都是为了我的安康，偏偏我多病，所以她更是不顾一切地念经、做佛事，祈祷我早日康复，充分体现了“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

我1945年9月12日早晨生于萧山城区老西桥头。这天正是侵华日军浙东方面的部队集结于萧山县城西门，向中国政府缴械投降之日。当时父母想取名“胜利”，可后来听了我那阿爷的话，说我五行缺水，所以取了现在这个名字。1950年，我被送到宝莲庵小学读书，因年龄太小，未能读成。1952年下半年，我进入湘湖师范附属小学读书，二年级时，学校由原来的春秋班制改为上下学期制，所以多读了一年小学，1959年小学毕业。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萧山几乎年年都要发动城镇干部职工支援农业生产，有支援春耕、支援“双抢”、支援“三抢”，还有大搞积肥运动等。1958年以前，我还在读小学，小学生也要支农，一项是拔青草积肥，或将家中的生活垃圾送到学校，由学校集中送到农村；另一项是在收割季节到稻田里拾稻穗。1959年，我读初中后，就要直接帮助农民干农活了。第一学期是到沙地里帮助农民摘棉花，整整两个星期，人晒黑了不说，还天天吃麦粞饭和咸菜烧冬瓜，很不习惯。第二学期是春耕大忙时节，我乘火车到浦阳，下车后到浦阳江畔的一个生产队干农活。开始用铁耙掘田，捏铁耙的手起了水泡，手痛，人又累；后来几天是插秧，劳动强度相对减轻，但弯腰插秧弄得腰也直不起来。最轻松的是拔秧，但农民伯伯不让我们拔。在干这些农活的过程中，最可怕的是被蚂蟥叮咬，一见蚂蟥叮在小腿上，赶紧用手拍打，蚂蟥倒是被拍下了，但血流不止。之后，我又干过抗旱，夏天下乡车水，开始不会车，小腿骨被踏脚档敲到，痛得直流眼泪。后来，我总算学会了，但两三个小时下来，累得坐在田塍上爬不起来。支农最繁重的活是“双抢”和“三抢”，就是抢割早稻和晚稻。城镇职工、机关干部等带着大草帽、毛巾，成群结队地帮助农民割稻，或到稻桶旁打稻，或帮助农民传递带谷的稻草。我也曾下乡割稻，当时还搞友谊竞赛，看哪一位或哪一队的进度最快。割稻第一天，我是坚持下来了，但当天晚上就浑身酸痛，第二天，再弯下腰去割稻就有点吃不消了，但仍得坚持。有时一不小心手指被割破，有卫生箱时用红药水擦一下、用纱布包扎一下继续割，没有卫生箱时，只能用自己身边带着的手帕什么的胡乱包扎一下继续干。“双抢”的时候，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经常有人中暑，只得退下“火线”。“三抢”割晚稻已经是深秋，有时早晨还下霜，但须赤脚下田，那股冷气也够受的。支农最轻便的活是晒稻谷，但只允许女同学去干。

1959年，我考入萧山中学初中班，初一年级的下半学期担任班级劳动委员，后来一直担任文体委员。初中三年我均被评为三好学生。1962年4月9日，我加入共青团组织。初中毕业后因母亲卧病在床，家庭经济困难，加上当时社会上对读书也没有现在那么重视，我就离开了学校，高中或技校都没有去考。失学后，我开始在社会上当临时工。因当时尚在国家困难时期，任何单位都不招收正式工。我曾到城厢基建队当临时工，参与建造西河路和体育路的一段。后又到浙建三公司、萧山搬运公司等单位当普工，1964年上半年，我在杭州齿轮箱厂工地劳动时跌跤，右手手腕受伤，无法继续从事体力劳动，后来就在家设摊卖茶水和替人画像。1964年6月至8月，我曾在饮食服务公司棒冰厂当出纳，后来又在家里设摊。后来也当过小学四年级的代课老师。1965年，我通过考试到萧山县财政局当临时工，每月工资36元。当时市场物价渐趋稳定，家庭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我的主要工作是复查民国时期的房地产图照和1946年绘制的城区平面图。这项工作先在城厢镇展开，对杂地进行重新测量，以平方米折合亩分，同时对每间住房重新测量，对所有房屋根据结构和质量，评定等级。这个工作按道理我是可以做下去的，当时财政局同志也认为我能够胜任。但当时有一个口号是“知识青年不在城里吃闲饭，到农村、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我是独子，按政策是不用下乡的，但居民村的一些年轻人有意见。因而于1965年11月，算是照顾我，把我安排到城东木器社学做箍桶。这是正式分配工作。我的工龄也从这年算起，可我对这行确实缺乏兴趣。后来，蜀山手工业办事处了解到我会画画，安排我到城南木器社做油漆学徒，因为财政局需要，又拖了一个月，实际上我是12月中旬后才到城南木器社做油漆学徒。我也是抱着到农村去向贫下中农学习，锻炼自己的心理，挑着铺盖去了曹家桥。

1966年倒是认真地学做了一年油漆工，下半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也参与了所谓“破四旧”，戴上了红卫兵袖套，组织了战斗队，敲古墓碑和庙里的菩萨。回想起来，在城南的几年确实受益良多。因接触了许多朴实的农民和农村干部，尤其是我的师父，他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非常朴实，勤恳，如父辈般地在生活上、工作上帮助关心我，耳濡目染，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城里长大的人，开始成熟。

1967年“文化大革命”掀起高潮，是年2月，我被选为城南公社贫下中农“文化大革命”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仅两个多月，我被抽调到萧山县贫下中农造反联合总部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经过短期排练，我们就下农村进行了文艺宣传演出。1968年夏天，我被抽调到城厢镇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负责大批判专栏等工作。1969年仍回到城南木器社，但我被安排到县手工业经理部仓库里做木器家具油漆，在这里结识了一些老同志，也是通过这层关系，认为我做油漆工不恰当，因而于1970年1月初，把我调回萧山城区，在萧山第二建筑工程队承担文书、宣传、共青团的工作。1971年城厢镇团委恢复，我当选为团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972年2月12日，我与宁围宁东的民办教师倪美娟结婚。当时我27岁，她26岁。我们虽是经人介绍认识，但也有自由恋爱的成分。我妻子是萧山中学66届高中生。她的父母思想很开放，没有向我父母要求什么钱财，不讲任何条件。当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家里也谈不上有什么收入，根本没有积蓄。筹办婚事也只置办了一些十分简陋的家具，购买了一辆自行车，其他日用品全是妻子的嫁妆。婚事也办得十分简朴，我找了几位同事一起骑自行车到宁围，将妻子接来。由我父亲亲自烧菜，我们在自己家办了两桌酒席，我的结婚仪式就这么简单。1974年2月2日，我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6月，我被调到萧山仪表标准件厂工作，负责文书、宣传、共青团和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

1982年初，萧山县委要搞党史、地方志，想借调我去工作。原单位不肯放，好几次来协商都不肯放。最后，县委领导派了一位管工业的县委常委跟厂里的领导商量后，才于1982年3月初，将我借调到萧山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分配我负责地方党史工作。我只有初中文凭，尽管自己对文字工作有过自学的努力，但没有整理党史的经验，我想既然要做这工作，就得专心致志地学习。我做了一张中国共产党大事记图表，放在玻璃板下面，使自己对党的重大事件有个大致了解。1984年我的原单位要我回去参加港商合资的杭丰公司工作，来催了多次，这引起县委领导的关注，因当时有几位同志都是借调性质，县委为了使我们能安心工作，于1985年把借调人员正式调入萧山县地方志办公室，其后我曾任中共萧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委员。为增强业务知识，我曾参加了由杭州市委党校组织的辽宁省委党校函授班学习，专门学了中共党史，一年后经杭州市委党校的严格考试，我获得了省级党校单科结业证书。我这次应该说是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共党史，对我的工作确实有些帮助。县志办的工作主要是搞一部《萧山县志》，当年搞县志上面没有硬性规定，全靠各地自己的积极性，萧山县委成立这个办公室，目的是编写县志，党史工作虽然是中央下达的具体事项，因人手不足，只能全力以赴编写县志，要我与其他两位同志侧重编写党史，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编写地方党史，也有编写县志的工作，主要内容也与党史和萧山中国国民党有关。

工作也确实有点意思。记得我在调查萧山衙前农民运动历史时，时间已经与史事的发生时间相隔了60多年，世事变迁，史料的缺失也在情理之中。搞地方史志，并非是书斋里的活，大多要进行田野作业。其间，我搜集到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萧山人沈定一当年的一篇演讲《谁是你的朋友》，这篇演讲的前面有一段题记，记录者署名潘垂统，时间是在1921年8月。当时我就想，如果记录者潘垂统还健在，那么我们就能了解当年沈定一的情况。但毕竟离当年已60余年，这个人还在不在？何况人海茫茫，如何找得到？但我还是想找一找。我琢磨此人起码应该是个文化人，说不定还是当年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力，于是抱着试探的心理，先到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翻阅当年进步青年经常发表文章的《民国日报·觉悟》。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发现了一篇潘垂统写的小说《逃婚》，且附有简介：潘垂统，1896年出生，革命作家，浙江余姚人，毕业于浙江省立五中……。我喜出望外，第二天就赶到绍兴中学，在学校同学录中查到潘垂统于1915年毕业，余姚浒山人，当天我又赶到余姚。当地党史办的同志说：“浒山原属慈溪。”我再到慈溪，慈溪党史办人员告诉我，潘垂统是辛亥革命烈士马宗汉兄长马宗周的义子，要我去马宗周故乡找他的后人。几经辗转，我了解到潘垂统曾在上海当电影编导，后改做保险生意，与作家楼适夷有交往，并得知杭二棉有个姓马的人可能了解情况。当天我便回萧山找到这位马姓老人，他确实知道潘垂统为何要逃到衙前教书等往事，但他谈详情还得问楼适夷。我知道楼适夷是著名作家，家在北京，已经年迈，怎么办？再三考虑，我想既然已经知道潘垂统在上海做过保险生意，就可以先到上海银行系统找找。终于，我在上海人民银行人事科找到潘垂统的档案，他于1962年退休，当时90岁，住上海愚园路101号。第二天早晨，我便顺利地找到了这位老人。他十分清晰地记得当年的一些情况，还拍着胸脯说：“愿为这场运动做见证人。”他不仅提供给我不少史料，还针对这一历史事件订正了许多史料。单就为调查衙前农民运动史料，1982年到1984年初，我和我的同事跑了萧绍平原38个乡、107个村，寻访过200多位知情老人，找到隐姓埋名的李成虎的女儿李阿欣等直接相关人员。这样的工作经历和故事，回想起来，虽然有些累，但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认为从事文史工作，一定要恪守“史贵存真”的准则，为了求真求实，为了寻找和发掘有关史料，我南下广州，北上北京，为了核对查实史料的真伪，我多次到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北京大学图书馆、绍兴档案馆、浙江省政协文史委等单位查阅档案资料。我一个初中生，能够进出国家级图书馆、国家级档案馆，能接触到一些教授专家和一些省、部、中央级老干部、老同志，回想起来感到很荣幸，也真是很不容易。我非常感谢领导和老同志放手让我干，他们没有因我是初中生而瞧不起我，我也确实是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增长知识，逐渐有了对工作的一些体会。

1993年，萧山市委党史办公室改为市委党史研究室后，我任副主任。我在地方党史方面做了点工作，曾连续三次都被评为省级党史先进个人，也受聘参与了省委党史研究室的一些党史编写编辑工作。特别是参与编写浙江党史第一卷，负责第二编的具体编写，我对党史的编写有了实践经验。2002年，因年龄关系我改任副调研员，至2005年9月办理退休手续，实际上我的工作没有结束，真正离开办公室是在2008年。退休之后，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颁给我一个党史工作突出贡献奖，萧山区委也颁给我一个党史工作突出贡献奖，应该说，我的正式工作经历至2008年画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但说实话，我直到今天还在做整理史志的工作，倒不是什么硬任务，这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习惯。我没有其他休闲爱好，唯一爱好就是看书、敲键盘。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之所以能为地方史志的整理工作做出贡献，是与领导的关怀和帮助分不开的，与组织上对我的关怀也是分不开的。我一个初中学历的人，如果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关爱，很可能一事无成。所以，我对组织和领导非常感激，有许多领导现在已经过世了，我还深深地怀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