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隋炀帝营建东都

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的二儿子。隋朝建立后，他的哥哥杨勇被立为皇太子，他被封为晋王。杨广带兵灭掉江南陈朝，为统一国家立下赫赫战功。他不甘心居于普通王子的地位，于是拉帮结派，造谣中伤，刻意伪装，终于颠覆了他哥哥的太子地位，于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被立为太子。仁寿四年七月丁未（604年8月13日），隋文帝在岐州仁寿宫（在今陕西麟游县）与世长辞，隋炀帝当即在这所避暑行宫匆匆地举办了登基典礼。八月，隋炀帝护送先父的灵柩回到首都长安。十月，隋文帝被安葬于太陵。

隋炀帝夺嫡登极的行径引起了他的小弟汉王杨谅的极度不满。杨谅以并州总管的身份驻守山西太原，统辖着关东地区五十二州地盘。在隋炀帝护送先父的灵柩东还长安后，杨谅发动了武装叛乱，被尚书左仆射杨素率领的官军平定下去。

这时，术士章仇太翼上表隋炀帝，建议迁都洛阳，说：“陛下是木命人，雍州是破木之冲，不可久住。开皇之初，有童谣云‘修治洛阳还晋家’。陛下曾封晋王，此其验也。”章仇太翼认为国都长安地处雍州，雍州属于国家的西部地区，方位和五行相配，属于金。而据隋炀帝的生辰八字，本命是木，金克木，不利，长安不可久居。洛阳曾经是西晋的都城，二十年前民间流传着“修治洛阳还晋家”的谶语，隋炀帝在藩时为晋王，正好应验。隋炀帝“览表怆然，有迁都之意”^[5]。这则说法即便作为隋炀帝迁都洛阳的原因，也不会是根本性的原因，因为隋文帝建立隋朝之初就萌发过营建洛阳为都城的想法，可见这是隋朝一贯的国策，隋炀帝时有条件付诸实施，是在完成先父的遗愿。

隋炀帝当即于十一月乙未（初三，604年11月29日）巡幸洛阳，进行实地考察。他站在汉魏洛阳故城西边的邙山上，放眼远眺，看见南面三十里处的伊河，以及伊河两边的香山和龙门山，说：“此非龙门耶，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仆射苏威说：“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隋炀帝非常高兴，“遂议都焉”^[6]。为了确保洛阳的安全，他下令征调数十万丁男开掘长堑。这道长堑从蒲州龙门县（今山西河津市）经长平郡（治今山西晋城市）东北，东接汲郡（治今河南浚县西），从临清关（在今河南新乡县）南跨黄河，经过浚仪（今河南开封市）、襄城郡（治今河南汝州市），抵达上洛郡（治今陕西商洛市商州区）。沿着长堑，遍设关防。这样，环绕着洛阳，出现了一道人工屏障，形成拱卫态势，弥补了自然条件的不足。

十一月癸丑（二十一日，604年12月17日），隋炀帝下了一道营建东京洛阳的诏令，其中说：

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群司百辟，佥谐厥议。但成周墟塉，弗堪葺宇。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7]。

这段话讲出了营建东京洛阳的理由。首先，承袭古人选址“天下之中”以设置都城的观念和做法。西周初年，周公在嵩山附近的阳城（今河南登封市告成镇）设置测影台，树立高八尺的表竿，以一尺五寸长的土圭，测量阳光下表竿影子的长短，测出夏至这天正午时分表竿在表北的影子同土圭的长度相等，得出该地处于东南西北之中的结论，适宜建置都城。他做了实地考察和占卜，“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8]，占卜瀍河、涧河地段都是吉兆，于是确定在这里营建都城洛邑，认为“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9]。《周礼·地官·大司徒》说：“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10]这表明洛阳处于“天下之中”的位置，一方奥土，阴阳和谐，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远近均衡，便于上下沟通，收缴赋税，处理应急事件，是理想的建都处所。其次，在洛阳的周围，黄河、洛河、伊河流过，环带萦绕；东南西北的险要地方，有前代设立的虎牢关、旋门关、轘辕关、大谷关、伊阙关、广成关、汉函谷关、小平津关、孟津关等关隘。“控以三河，固以四塞”，便于防守，安全有保障。再次，杨谅叛乱，关东地区战火弥漫，很多州县不复由国家控制，而京师长安僻处关中，鞭长莫及。洛阳作为都城，则不至于应对迟缓，贻误时机。并州降户迁至河南，国家需要像周迁殷遗民那样，选择地方设立据点，加以监督，洛阳是最合适的地方。最后，开皇九年（589年）平定江南陈政权后，隋朝的统治区扩大到岭南一带，长安作为唯一的都城，已经不再适应形势的需要了，需要营建东京。诏令指出“群司百辟，佥谐厥议”，即满朝文武一致同意营建东京。

东汉洛阳四周关隘分布图

大业元年（605年）三月，隋炀帝诏令尚书令、营东京大监杨素、纳言杨达和将作大匠、营东都副监宇文恺负责营建东京。这三位官员都有规划、营建大型工程的经历和能力。杨素曾负责营建仁寿宫，“遂夷山堙谷，营构观宇，崇台累榭，宛转相属”^[11]。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去世后，营建陵墓进行安葬，“山陵制度，多出于素”。隋文帝下诏表彰道，杨素“义存奉上，情深体国，欲使幽明（神鬼和阳间）俱泰，宝祚无穷。以为阴阳之书，圣人所作，祸福之理，特须审慎。乃遍历川原，亲自占择，纤介不善，即更寻求，志图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备尽，人灵协赞，遂得神皋福壤，营建山陵”^[12]。杨达曾任工部尚书，独孤皇后和隋文帝去世安葬，“山陵制度，达并参豫焉”^[13]。宇文恺更是天才的建筑师和工程师，曾规划、营建新长安城、仁寿宫、独孤皇后陵墓等一系列大型工程，往往出人意表，惊世骇俗。他担任营建东京洛阳的具体工作，除了完成洛阳都市、皇家宫苑的规划和修建，还对久已失传的明堂建筑设计出方案，只是当时没有建成。为了营建东京，他撰著了“《东都图记》二十卷、《明堂图议》二卷”，“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14]。东京建筑需要很多形体巨大的木料，隋炀帝“又命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於士澄往江南诸州采大木，引至东都”^[15]。皇城的修建是由吏部侍郎裴矩主持的，“营建东都，矩职修府省，九旬而就”^[16]。

由于洛阳汉魏故城屡遭战乱破坏，新城址西移十八里，确定在东面瀍河、西面涧河（穀水）流经的地带，北面是绵延不绝的邙山，南面是风景秀丽的伊阙（龙门）。洛河从城中横穿而过，象征银河。洛河上搭建浮桥，由铁锁钩连大船而成，叫作天津桥，以利南北通行。桥北是皇城的正南门端门，桥南通向外郭城的定鼎门，这条七里多长的大街叫做端门街或天津街，构成城市的中轴线。这样，城市与周边自然环境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也突出了城市的气势。因此，唐人韦述说：“川原形胜，自古都邑莫有比也。”^[17]

城区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宫城在城市的西北面，叫做紫微城，是皇帝、后妃生活的宫殿区。“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一步五尺），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一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18]宫城的城墙“周匝两重，延袤三十余里，高四十七尺”^[19]。皇城在宫城的南面，是中央机构建筑群，叫做太微城。东西五里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周长十三里二百五十步，城墙高三丈七尺。宫城北面有圆璧城与曜仪城，东面则修建含嘉仓城和东城。皇城和宫城的西面是皇家园林西苑，东面和南面则是外郭城。外郭城设置里坊，是四周围墙封闭的居民区，间有宗教寺院，分布在洛河南北，“洛南有九十六坊，洛北有三十坊”^[20]。外郭城内街道纵横，呈棋盘式布局。坊呈正方形，周长四里，四面有坊门，“门并为重楼，饰以丹粉”。城区“大街小陌，纵横相对”^[21]。外郭城内还有三个大型市场，比长安多出一市。洛河北、瀍河东岸有通远市，城南有丰都市、大同市。通远市位于漕渠附近，周长六里，有二十个市门通往市内，漕渠停泊着各地前来贸易的船只。而位于通远市南的丰都市，周长八里，有十二个市门，市内有一百二十多种行业，三千多家商店。店铺鳞次栉比，井然有序，“甍宇齐平，四望一如”。市墙四边还有四百余家旅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22]。大同市周长四里，位于天津街西。

修建东京的工程是国家级项目，规模至为宏大，全国民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江南的奇材异石源源不断地运至洛阳，运输极其艰辛。宫殿所用的大梁巨柱，须从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市）采集大树，运来加工。一棵大树两千人才能拖得动，如果用木轮车运送，便会摩擦起火，改用铁轮车，运一二里铁轮便坏，只好由数百人尾随，专门供应铁轮，因而一天不过运送二三十里。一棵大树运到洛阳，不算沿途食宿费用和铁轮车成本，仅脚力一项，即花费数十万工。民工劳累不堪，一半人累死在运输途中。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记载了几个项目的具体用工情况：修建宫城，城墙“六十日成”；“其内诸殿基及诸墙院，又役十余万人；直（其）东都土工监，常役八十余万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余万人”^[23]。《隋书·食货志》有概括的记载：“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往江南诸州采大木，引至东都。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而东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成皋，今河南荥阳市汜水镇），北至河阳（今河南孟州市），车相望于道。”^[24]

宇文恺设计新长安城，根据地理形势，讲究方正、均衡、对称。但设计新洛阳城，只能采取不对称原则，这是由于洛水自西南向东北穿城而过，所能利用的建筑地段，面积有大小，地势有高低，为了突出宫城的地位，城市的中轴线不能恰好处在东西两半的正中间。洛阳城北依邙山，西连旷野，于是将广大的禁苑建在城西，以便从宫城直接进出禁苑。宫城、皇城居于城市西北高地，城池坚固，内外砌砖，且宫城除了南面有皇城，北有圆璧城与曜仪城，东有东城，南面又有洛河，便于防御。坊里的设置，注意利用自然条件，便利城市交通。市场的众多以及水利渠道的设计，更多地考虑到商业活动。这些都是当时洛阳在中国城市建设上独具的特色^[25]。

《隋书·食货志》说：“炀皇……初造东都，穷诸巨丽。帝昔居藩翰，亲平江左，兼以梁、陈曲折，以就规摹。曾（层）雉（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逾芒（邙山），浮桥跨洛，金门（汉代未央宫的门因两旁竖有铜马，称为金马门，简称金门）象阙（高大宫门），咸竦飞观（对称的双阙），颓岩塞川，构成云绮，移岭树以为林薮，包芒山（邙山）以为苑囿。”^[26]可见东京洛阳的规划设计，注入了隋炀帝的理念，他身为晋王时，带兵灭掉南朝陈政权，目睹南朝都城建康城的布局和建筑，遂于营建东京时加以参照、吸收。傅熹年认为宫城不居中，违反了自魏晋以来形成的都城布局传统，这是因为洛水穿城而过，因而效法南朝建康城的布局；而在宫城和皇城所处城市位置上，则是沿袭了北朝都城的旧规。因此，隋洛阳城的规划吸收了南北方都城建设的经验，是这一时期国家统一、南北文化交流密切的体现。从城市规划建设技术而言，隋代修建洛阳城时采用了模数控制的设计方法，以宫城的中心部分——大内为基准，以宫城的长和宽规划全城。把它扩大四倍，即为皇城、宫城之总和，把它分为四份，则每份为一坊。换言之，全城以坊为单位，聚四坊为大内，聚十六坊为皇城、宫城之总和——子城。因此，洛阳城是以宫城之广、长为模数规划全城，体现了这一时期城市规划设计的成熟^[27]。

隋朝洛阳城的水环境非常优越。洛河横贯城市，涧河（穀水）由西北汇入，瀍河由北面汇入，伊河从南向北流入城市与洛河汇合。在此基础上，朝廷组织开凿人工渠道，引涧河、洛河入西苑；在惠训坊西北立堰为斗门，分出漕渠，经通远市向东流去；还开凿通津渠，分洛河西北为千步碛渠，东北流经定鼎门，至端门南的天津桥复入洛河。城南则有运渠，引伊河到外郭城东南隅，然后北流，再西流入城，然后经过丰都市，最后入洛河。有了这样一些人工渠道和河流，城市水上交通十分便利，居民用水也很方便。这种城市规划与周边自然环境的有机联系，体现了城市建筑规划的匠心。

大业元年（605年）八月，隋炀帝巡幸并驻跸江都（今江苏扬州市），这期间，东京的营建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开工以来，历时九个月，到大业二年（606年）正月，东京的营建整体竣工。为了充实人口，附近居民以及天下富商、工艺户数万家，都奉诏安置到城内居住。大业二年四月，隋炀帝从江都回銮洛阳，到伊阙后由仪仗队簇拥，他乘坐六匹骏马驾引的法驾，以体现“天子驾六”的规格，百官千乘万骑，鱼贯随从，浩浩荡荡进入城中。然后，隋炀帝站在皇城南面的端门门楼上，举行类似于“东京落成暨迁都典礼”的仪式，向普天下宣布大赦，免除百姓当年的租赋。宇文恺因筑城有功，进位为开府仪同三司。大业五年（609年）正月，东京改称为东都。这是由于“有诣阙言事者称一帝二京，事非稽古，乃改为东都”^[28]。隋炀帝在东都处理朝政，举办国事活动，接待外国使臣和外族首领。

隋炀帝在位十四年，在洛阳断断续续四年多，在长安不满一年，其余时间或在江都，或巡幸各地，或奔赴前线指挥战争。隋炀帝称帝后驻守洛阳的时间，竟然是在长安的四倍多。因而他虽然没有明确废除长安的京师地位，但他营建东都的举动，一直被唐朝人看作是定都洛阳或迁都洛阳。《隋书》中有多处记载，在卷六十八《宇文恺传》中说“炀帝即位，迁都洛阳”；在卷三十《地理志中》“河南郡”条中说“大业元年移都”，“徙入新都”；在卷七《礼仪志二》中说“既营建洛邑，帝无心京师，乃于东都固本里北起天经宫，以游高祖衣冠，四时致祭。于三年，有司奏，请准前议，于东京建立宗庙”；在卷七十七《隐逸传》中记载崔赜回答隋炀帝问题时直接说：“伏惟陛下应天顺民，定鼎嵩洛。”^[29]唐初僧人道宣在《续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中说“炀帝定鼎东都”；在卷九《法澄傳》中又说“炀帝徙驾东都，定鼎伊雒”^[30]。唐末道士杜光庭在《历代崇道记》中说“炀帝迁都洛阳”^[31]。因此才如杨玄感所说：“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32]长安虽然依然保持着京师的称号，也是皇家宗庙的所在地，实际上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仅仅具有礼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