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洛阳曾长时期被称作“九朝古都”，这是由两个半世纪前乾隆皇帝嵩阳书院楹联中的“九朝都会”说法演变而来的。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游嵩山，题写了这副对联：“近四旁惟中央，统泰华衡恒，四塞关河拱神岳；历九朝为都会，包伊瀍洛涧，三台风雨作高山。”自古以来，嵩山、洛阳被人们看做一个区域，称为“嵩洛”，属于“天下之中”，所以嵩山所在的登封县，是隶属于洛阳地区的州、郡、府的基层县。乾隆皇帝这副对联的含义是，中岳嵩山雄峙中原，为五岳领袖，统领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洛阳是“九朝都会”，地面有伊洛瀍涧四条河流萦绕。西周初年周公营建洛邑，先到嵩山附近的阳城（今登封市告成镇）设置了一座测影台，立圭表，测日影，得出嵩洛地区是“天下之中”的结论。嵩洛一体，北面有黄河作为天然屏障，四周有众多雄关拱卫。
近百年间，关于我国古都的数目，从“四大古都”渐次递增至“八大古都”，一些兄弟城市从而在洛阳之后相继加入古都俱乐部。有了众多古都的说法，人们往往把某个城市是多少朝古都说成确切的数字。洛阳“九朝古都”的说法，符合汉语的四字构词法，说着顺，听着美，所以流传广泛。但“九”是阳数中最大的数字，自古以来便用于极言其多，因而乾隆皇帝所说的“九朝都会”的真实内涵，并不意味着只有九个朝代在洛阳建都。洛阳是我国建都最早、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古都。关于洛阳建都的具体朝代，学术界有几种不同说法，多数人倾向于“十三朝古都”的说法。在洛阳建都的十三个朝代都是正规的王朝，指夏朝、商朝、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朝、唐朝、后梁、后唐、后晋。这个说法将武则天建立的周朝并在唐朝之中，不予单列；将以洛阳为都城的僭伪政权以及正统朝代的皇帝都于洛阳的临时行为，都排除在外。
隋唐五代时期，隋朝、唐朝（含武周）、后梁、后唐、后晋五个朝代以洛阳为都城，仅从数目来说，超过十三朝的三分之一。在这个时期，洛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峰，此后急剧下滑，失去都城地位。
为洛阳上升到新的高峰作出贡献的，是隋炀帝和武则天两位帝王。隋炀帝撇开汉魏洛阳故城，在它的西边瀍河、涧河（穀水）之间的地段营建东都新城。新建的洛阳城是继夏代斟鄩（偃师二里头）、商代西亳（偃师商城）、周代王城和成周、汉魏洛阳故城之后，在洛阳地面出现的最后一块都城板块，规模宏大，气势恢宏。隋炀帝自迁都洛阳以来，便“无心京师”[1]。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之始，废黜了儿皇唐中宗，将东都改名为神都。六年后，武则天在神都废黜唐睿宗李旦，自称皇帝，建立周朝，立国十五年。在她执掌国柄期间，洛阳被称为“上都”；到她的孙子唐玄宗当政时期，洛阳还被称为“上都”。总之，在隋炀帝、武则天执政时期，洛阳跃居于长安之上，成为头号政治中心。隋唐时期的洛阳城，由隋代天才的建筑师宇文恺规划设计，因地制宜，天人合一，壮丽宏伟。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在隋代洛阳城的基础上继续修建。唐代洛阳城，外郭城周长五十一里多，总面积约四十七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都市。学术界认为，唐代东北地区民族政权渤海国，在其东京龙原府城遗址（今吉林珲春县半拉城），考古发现方整的坊里，是仿照隋唐洛阳城的坊里制度设置的。邻国日本建造都城，也参考隋唐洛阳城的部署。日本各京城，都像隋唐洛阳城那样，南北长于东西。日僧永祐于十四世纪初所撰的《帝王编年纪》卷十三指出，日本延历十二年癸酉（793年，唐贞元九年）始造平安城，城区的东西两半分别称为东京、西京。“东京又谓左京，唐名洛阳。西京又谓右京，唐名长安。”[2]日本藤原京的坊里为正方形，是套用了隋唐洛阳城坊里的模式。藤原京在宫城北面设苑池，是仿照隋唐洛阳城的设置，洛阳宫城北部有陶光园，东西数里，园中有水渠[3]。
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是中国与西域各族交往的平台。隋炀帝把在东都担任吏部侍郎的裴矩派往甘肃张掖，掌管边地互市。裴矩广泛接触各国商人，将所见所闻撰成《西域图记》三卷，记载四十四国，并绘制出地图以及各族人的长相和服饰。裴矩回到洛阳，奏上《西域图记》，隋炀帝龙颜大悦，积极拓展与西域交往的空间。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征服吐谷浑，在当地设置河源（今青海湖南境）、西海（今青海都兰东）、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南）、且末（今新疆且末）四郡，调发戍卒前往戍守、屯田。隋朝打开了西域的门户，进入西域东部边缘地区，并控制了西域南道的交通，开始经营北道重镇伊吾（今新疆哈密）。大业六年设伊吾郡，并将与西域的贸易场地由张掖迁到伊吾。西域各族的商人大量涌入洛阳，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入唐以来，这一历史趋势强劲发展。武则天称帝后，由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波斯（伊朗）来华的高官阿罗撼，出面联络在洛阳的各族上层人士，集资建造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武则天成了“万国”拥戴的天可汗。
隋炀帝迁都洛阳伊始，组织民力，开通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河。这一伟大的工程，使得中国内陆的运输版图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东亚大陆从而迸发出生机与活力。各地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通过大运河广泛开展。大运河不仅惠及当代，而且泽被后世。
洛阳成为牡丹花城，与武则天息息相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牡丹仅仅以药物植物为人们所知，前代医药书籍记载过牡丹根皮的药性和功能。武则天祖籍是山西太原西南侧的文水县。当她得知与故乡毗邻的汾州有一所众香寺，僧人在着意培育牡丹花，于是下令将这种珍稀花卉移植到都城上苑。从此石破天惊，牡丹作为观赏花卉，开始为人们认识和接受。武则天是在外地出生的，一生中只去过太原一次。她作为皇后，随同丈夫唐高宗由洛阳出发，显庆五年（660年）农历二月初十到达太原，三月初五她设宴招待亲族、邻里、故旧，四月初八启程回洛阳。她在太原期间，恰值牡丹开放，她有可能听说或见到了牡丹。那么，汾州牡丹移入上苑，上苑很可能就是东都洛阳的皇家苑囿。因为武则天一行回到洛阳后，过了两年才回长安，于龙朔二年（662年）三月初五出发，四月初一抵达长安，已过牡丹花期；麟德二年（665年）二月初十启程返回洛阳，牡丹尚未开放。他们在长安居住不满三年，只有两年能看到牡丹花。如果汾州牡丹当时移植到长安上苑，是为了让谁观赏呢？到了北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自唐则天已后，洛阳牡丹始盛。”洛阳人对于各种花卉，径直“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4]。他还在《新唐书·地理志二》中说洛阳向长安唐朝廷进贡“美果华（花）”。所谓美花，应该就是牡丹。
统一强盛的唐帝国，在唐中叶传来了渔阳（今北京市）鼙鼓声，安禄山发动叛乱，改变了唐朝的历史走向。北宋郑獬作《明皇》诗，感叹唐玄宗（明皇）执政期间的治乱兴衰变化，说：“十年傲尧舜，一笑破乾坤。”[5]此后，从边疆到内地，藩镇林立，有的自成体系，割据称霸。唐王朝最终被以开封为驻所的宣武镇节度使朱全忠灭掉。朱全忠建立了五代的第一个朝代后梁，以开封为都城，旋即迁都洛阳。此前历朝历代，多数是西方势力向东挺进，灭掉东方势力，西周灭商，秦灭六国，北周灭北齐，隋平定相州（今河北临漳县）叛乱并进而灭掉江南政权，都是这样。而朱全忠灭唐朝，却不是这样。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朱全忠改变了游戏规则，是大运河开通后政治中心东移，最终确立在大运河枢纽城市开封的必然结局呢？如果这样看待，未免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
前代那些西方势力灭掉东方势力的历史事件，实际上都有多重因素，除了山川形势这一军事地理条件，还有政治状况、经济实力、尚武精神、外交手段、军事谋略、人心向背等。关中东部的第一道屏障秦函谷关，并非真的如同东汉军将王元所说的一丸泥可以封住；第二道屏障潼关，唐末黄巢农民军轻易通过，进入长安。但关中地区的险要地势，确实有利于西部势力的防守和出击，有利于政权的维持和巩固。朱全忠能以东方势力灭掉西方势力，却不是纯粹的以东方势力灭掉西方势力。他不是明目张胆地带领叛军奔赴西方去抢夺龙椅，而是伪装勤王，蒙骗视听，出入东西两地，并在唐廷中找到代理人宰相崔胤，胁迫唐昭宗脱离关中，迁都洛阳，从而在东方灭掉唐朝的。朱全忠建立后梁之初，以开封为都城，固然有运河枢纽城市的因素，但并非经济中心东移导致政治中心东移的必然结果。试想，江苏扬州也是大运河上的枢纽，单从经济状况来说，在唐代全国范围内，早已是“扬一益二”了，扬州独占鳌头，跃居于益州（四川成都市）之上。如果是政治中心东移，那为什么扬州军阀没能夺取全国政权而建立新朝代呢？后梁开局以开封为都城，只是顺应历史惯性而已，这里是宣武镇的治所，朱全忠是在这里经营天下成就帝业的。后来明成祖从南京迁都北京，一个原因是他以燕王身份夺得帝位，回到自己的大本营、根据地，自然放心一些。北宋顺应五代以来的历史惯性，定都开封，洛阳作为陪都，号称西京。宋太祖几次提出迁都洛阳，遭到大臣们的普遍反对。参照前代的情况，个中底细不难探出究竟。东晋桓温北伐时，上疏请求把都城由建康（今江苏南京市）迁回洛阳。但士族官僚们在南方产业丰厚，不愿北上。著作郎孙绰毫不掩饰地说：“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6]后梁以开封为都城，到宋太祖当政时，已经超过半个世纪。那些由五代入北宋的达官贵人们，哪个舍得丢弃自己开封的房产土地而迁入洛阳，哪个愿意贱卖房产土地？不随同迁入洛阳的开封人，有多大的购买力买下那么多房产土地？因此，五代、北宋定都开封，说不上是大运河开通后政治中心东移的必然结果。到了元明清时期，单从北部来看，中国版图超过了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和通信条件，黄河流域的城市作为首都，不能适应全国的政治形势，所以国家选择北京作为都城。北京虽然临近大运河的北端，总不能说是大运河开通后政治中心北移的必然结果。因此，洛阳都城地位的丧失，是国内政治格局变化的结果。
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普遍认为洛阳的盛衰是天下治乱盛衰的晴雨表。唐人李庾《东都赋》说，洛阳“世治则都，世乱则墟；时清则优偃，政弊则戚居”[7]。北宋司马光《过故洛阳城》诗说：“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8]北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说：“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河南陕县崤山）渑（河南渑池）之阻，当秦（陕西）陇（甘肃）之襟喉，而赵（河北南部及相连河南北部）魏（山西南部及相连河南北部）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征候、征兆）也。”[9]他们这些说法固然正确，但只适用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此前的历史阶段。在后来洛阳不是都城的朝代，洛阳不再具备这种标志性的特征。
从自然地理来看，不仅在元明清的国家版图中，即便在隋唐的国家版图中，洛阳都不再是几何中心了。但该时期人们依然喋喋不休地说洛阳是“天下之中”，并非不假思索地重复早已过时的老调。隋炀帝营建东都的诏令，说洛阳是“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水陆通，贡赋等”[10]。唐太宗营建洛阳宫，理由是“洛阳土中，朝贡道均”[11]。唐高宗《建东都诏》说：“此都中兹宇宙，通赋贡于四方；交乎风雨，均朝宗于万国。”[12]这些言论是从两个方面来说洛阳是“天下之中”的。一方面是自然条件，从天文、气象的角度来说，也就是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所披露的看法：“说者多言洛阳于三河（黄河、洛河、伊河）间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没，测知寒暑风雨乖（反常）与顺于此。此盖天地之中，草木之华（花）得中气之和者多，故独与它方异。”[13]洛阳不仅是“天下之中”，而且是“中兹宇宙”“天地之中”。洛阳地区，一方奥土，阴阳谐调，气温适中，风雨适度，葆有中和之气。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依据当时各地区人口密度及其与中央的关系，水陆运输的条件，洛阳是最适宜发挥控制四方作用的地方。元明清时期以北京为首都，当时有人将“天下之中”的桂冠戴在了北京头上。元人李洧孙《大都赋》说：“天如盖倚而笠欹，帝车运乎中央。北辰居而不移，临制四方。下直幽都，仰观天象，则北乃天之中也。”[14]明人陈敬宗《北京赋》说：“惟圣皇（明成祖）之建北京也，绍（继承）高帝（明太祖）之鸿业，启龙潜之旧邦（燕王官邸）。廓天地以宏规，顺阴阳而向方。准四裔以布维，揭八表而提纲。灿星分于箕宿，映黄道之开张。壮天险于居庸，亘重关于太行。会百川于辽海，环河岳于封疆。拱北辰兮帝居，陋巩固于金汤。均万国兮会同，而适居天下之中央也。”[15]他们拉扯上天象、地理，来弥缝北京是“天下之中”的说法，但隐没了前人关于寒暑风雨的乖顺、万物生长的顺逆等内容。尽管这样，洛阳是“天下之中”的传统说法依然流行，上述乾隆皇帝的对联还是说嵩洛地区是“近四旁惟中央”。
隋唐五代时期的洛阳文化，丰富多彩，精致完美，超越前代，高峰迭起。北宋苏轼评论唐代文化的多方面成就，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16]这里仅仅提到杜甫的诗、韩愈的古文、颜真卿的书法、吴道子的绘画，他们都在洛阳进行创作。隋唐五代时期的洛阳文化，当然不止这些内容，这里就最重要的几个方面略加说明。
从制度文化来说，隋炀帝迁都洛阳后，创立科举制，用以选拔官吏。唐朝继承科举制，对其进行改造和完善。武则天在洛阳，大力发展科举制，士人以文章考试跻身仕途，带动了社会风气。到唐玄宗时期，进士中第以取禄位，被社会看做“行己立身之美者”。于是“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17]。科举制一直为后代王朝所沿袭，长达一千多年。
从宗教哲学来说，佛教大师法藏在洛阳创立华严宗，研究华严义理，归纳出一系列命题，有继承有创新。道教大师司马承祯在洛州王屋山从事理论研究和宗教实践活动，大规模地吸纳佛教的术语和思辨方法来改造道教，有效地进行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尝试。北宋理学大师受到他们的启发，吸收他们的思想精华，在洛阳创立了新儒学——理学。
从文学来说，唐代一批诗人在洛阳从事五言七言律诗绝句的摸索和创作，武则天组织七言律诗官方实践活动，为近体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散文文体方面的变异，初唐陈子昂在洛阳率先写作散体文，中唐韩愈又在洛阳提出古文运动的纲领，并坚持写作散体文，向骈体文发起挑战，为散体文的崛起和取代骈体文的统治地位廓清了障碍。
从科学技术来说，僧一行和梁令瓒在洛阳制成水运浑天仪，它不仅是表示天象的仪器，也是计时的仪器，是世界上最早的机械天文钟。一行还在洛阳制定《大衍历》，准确程度超过历代历书，长时期为人们奉行。
从园林建筑来说，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指出：“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18]这些私家园林各具特色，人工建筑和自然景观完美融合。房舍与观赏、休闲、娱乐景点，以合理的比例布局，有借有补，有藏有露。利用水系，搭桥造岛；安放奇石，遮蔽视线；栽植花木，豢养禽兽。唐代洛阳造园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墓葬文化来说，洛阳城北的邙山是社会向往的葬地，致使后世有“生在苏杭，死葬北邙”之说。城南龙门东西两山、万安山，也都是墓葬胜地。这些地方出土了大量的墓志和随葬品。洛阳的墓葬文化，是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除了反映隋唐五代的风俗习惯，墓志记载还补充了书籍记载之不足，精美的随葬品反映出当时的手工业制品种类之多、工艺水平之高，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盛况。
隋唐五代洛阳文化，实际上是都城文化、圣地文化、精英文化。洛阳作为隋唐五代的都城或陪都，必然成为文化中心，文化界的巨擘哲匠长期云集雾委，外地精英短暂留下雪泥鸿爪，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出现各种成就，马首是瞻，引领风骚。当时宗教昌盛，理论大成，除了洛阳都市，洛州的嵩山、王屋山、缑山，都是佛教、道教的圣地。这里有传统的优势，有闻名遐迩的佛寺道观和雕刻艺术，有异乎寻常的宗教氛围，有宗教上层人物的足迹和被附会过的种种灵迹，有比其他地方大得多的宗教社团，成为人们向往的神秘的地方。因此，宗教文化在这里保存、酝酿、生发、传承。另外，隋唐五代洛阳文化，是以传统文化为主要成分，吸纳外族文化、外国文化而形成并向外输出的文化。空前的大一统局面，长期的和平安定形势，导致隋唐中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高度发展，再加上唐朝的开放政策和吸纳气度，大量的外族、外国人梯山航海，涌入洛阳。因此，外族、外国的宗教、音乐、歌舞、雕塑、绘画等也传入洛阳，有的受到抵制，有的则受到喜爱。特别是佛教，在洛阳不断译出经典，传播思想，建立宗派。同时，也有一些国家如日本、新罗、渤海的人士来洛阳学习中国文化，考进士做官，或者将中国的经史子集、汉译佛经带回本国。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隋唐五代洛阳文化与世界连成一片，是世界性的文化。
洛阳隋唐五代时期的地位，就是在上述历史长河中体现出来，并发生消长变化的。洛阳隋唐五代时期的历史，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展开它的方方面面的细节和彼此间的联系的。
[1]〔唐〕魏徵、长孙无忌等：《隋书》卷七《礼仪志二》，中华书局，1982，第139页。
[2]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3]王仲殊：《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考古》1983年第4期。
[4]〔北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七十五，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第1101页、1096页。
[5]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五百八十三，第十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6856页。
[6]〔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孙楚传附绰传》，中华书局，1974，第1546页。
[7]〔清〕董诰、徐松等：《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3389页。
[8]《全宋诗》卷五百零二，第九册，第6072页。
[9]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一册，大象出版社，2008，第172页。
[10]《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61页。
[1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五《张玄素传》，中华书局，1975，第2641页。
[12]《全唐文》卷十二，第59页。
[13]《欧阳修全集》卷七十五，第1096页。“三河”原作“二河”，据其校勘记所列别本校改。按：战国时期韩国、秦国以及秦朝设洛阳地区为三川郡，西汉改为河南郡。
[14]〔清〕于敏中、英廉等：《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六《形胜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第99～100页。
[15]〔清〕陈元龙：《御定历代赋汇》卷三十六《都邑》，《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9册，第789页。
[16]〔北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七十《题跋·书吴道子画后》，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第2210页。
[17]〔唐〕杜佑：《通典》卷十五《选举典三》，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第358页。
[18]《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一册，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