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隋代洛阳的美术书法
龙门石窟中的雕塑艺术，隋代确切纪年者只有三处，分别是阿弥陀像龛、观音像龛，以及释迦牟尼佛、二菩萨双龛。艺术形象除了佛、菩萨，还有香炉和狮子。二菩萨头戴高莲花宝冠，头上宝缯直下至底座，面相饱满，双手合十，衣饰不清，头光火焰宝珠形。大业十二年（616年）的造像碑，碑头雕刻蟠龙。隋代造像的人物形象虽然丰满圆润，但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处在从北魏向唐代过渡的阶段。
洛阳博物馆收藏一件洛阳出土的造像碑，碑上的题记交代这件作品完成于隋文帝开皇五年（585年）。这件造像碑系四面体方柱形，每一面均雕刻造像。这件造像碑正面上半部为浮雕形象，分为三层。上面第一层，正中间是穹窿顶及装饰图案，其两侧造像残损，右侧造像作禅定姿势。中间第二层，正中为一坐佛，佛的两侧分别站立一位菩萨，佛、菩萨的头部都已严重残损。下面第三层，其两侧的狮子栩栩如生。狮子不是中国本土的动物，由西域传入，到隋代为时尚不久远。狮子的艺术形象出现在这件造像碑上，体现出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这件造像碑正面的下半部是题记，文字很多，多是人名，如都邑主、都察主、邑子等，可见这件作品是隋代民间佛教组织“邑社”做功德的成果。这件作品完成于隋朝刚刚建立的第五个年头，作品风格保留着北朝样式。
洛阳出土的开皇五年造像碑
洛阳出土的隋代石狮
隋代的石狮还有一件，是独立的石刻艺术作品，1965年出土于洛阳市中州路东段路南建筑机械厂生活区北部，先由洛阳博物馆收藏，1980年转入洛阳关林石刻艺术馆（关帝庙内）。这尊石狮高96厘米，两只耳朵轻度残损，左侧上下大牙残缺，其余完好。石狮的颈部和胸部宽厚隆起，上面规律地浅刻着图案化螺旋形毛卷。石狮的造型为蹲坐式，昂首挺胸，双目雄视，鼻孔洞开，张嘴露牙，似乎喷着大气。前肢粗壮有力，直挺挺的，像柱子一样。颈胸两侧各有一道浮雕装饰纹，形似云气。狮尾浮雕在狮腚背上。作品追求写实效果，又保留夸张变形装饰风格，反映了汉魏石刻艺术向唐代艺术过渡的时代特征[6]。
洛阳博物馆收藏一件隋代三彩波斯俑，高28.5厘米，通体施绿黄色釉。其形象为高鼻深目的西域胡人，八字胡须弯曲上翘。头戴扁形帽子，上身穿右衽翻领短袍，腰间束带，下身穿窄裤，脚着毡靴。右手提着一把波斯水壶，左手握着，放在胸前。双腿并立，站在底板上。这件胡人俑造型生动，特征明显，反映了隋代釉陶工艺的水平[7]。
1980年代，洛阳博物馆征集到一件隋文帝仁寿年间铸造的铜镜。这件铜镜为圆形，镜面微鼓，直径33厘米，边厚0.5厘米，重5公斤。这件铜镜保存完好，斑锈很少，造型工整，设计新颖，文字清晰，人物、鸟兽栩栩如生，花草鲜活可爱。钮呈半球形，钮座为双线八角纹，每角内有阳文一字，如“金”“宜”“书”“明”“作”等，每字两边饰有涡纹。由八角凸起的双线纹将镜面分为八部分，分别饰“东王公”、“西王母”、“四神”和二神兽。外区饰玄武、花瓣、水泡纹饰，并有凸起的“宜君大吉”四字印记两个。其外有齿纹凸起的圆圈一周。圈外平带上有楷书铬文一周，左旋读：“淮南起照，仁寿传名，琢玉斯表，熔金勒成，时雍炎晋，节茂朱明，爰模鉴彻，用拟流清，光无亏满，叶不枯荣，图形览质，千载为贞。”镜缘由饰水藻纹的凸棱把花纹分为两组，内缘为十二肖像和“四神”组成的条带图案。外缘为十五只翱翔的鸾凤。镜边高出、宽平。这样画面之大、物像之多、艺术精美的隋代铜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洛阳附近是首次发现[8]。
东都净土寺中有一尊檀佛像，但它既不是隋代中国人的作品，也不是隋代旅居洛阳的外国人的作品，而是十六国时期后秦大翻译家鸠摩罗什从自己的故国龟兹（今新疆库车地区）请入内地的。这尊佛像通高一丈六尺，被说成屡感祥瑞，异常吉利，所以常常为人们仿照雕刻。大业十二年（616年），僧人慧乘奉隋炀帝诏令，来东都净土寺，对这尊雕像绘制图纸，作为仿造时的样本。
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东都寺观等画壁》说，洛阳“光严寺，裴孝源云有董伯仁画”。卷八《隋》记载，董伯仁是汝南（今河南上蔡县）人，“多才艺，乡里号为‘智海’”[9]。他在隋朝担任光禄大夫、殿中将军。人们对他的作品有种种评价。有人说他的屏风画内容广泛，特别精于处理角色的位置，所画屏障，超过了前贤。有人说他画路宽广，楼台人物，旷绝今古，在各种质地的材料上作画，无所不宜，构思巧妙，技法多变，所画出的物象千变万化，岂止屏风画一种称奇。有人将他与同时代著名画家展子虔（渤海郡人，治今河北南皮县）进行比较，认为董伯仁和展子虔都是天才，生来具有绘画天赋，甚至不需要向前代画家学习。他二人挥动画笔，画出的物象与原物十分相似，而且画面能透出个人的情感，这种成就足以使得前辈名流动容变色。当然，他二人之间也有所不同。董伯仁出生、成长于一马平川的地带，当地没有崇山峻岭，没有奔腾咆哮的大江，他因而缺乏山川秀美对自己的陶冶，以及奇特大自然对绘画艺术的感通。他后来投身行伍，过着戎马生涯，缺少儒家礼仪的熏陶。这些情况制约着他，在绘画艺术上产生影响。总之，他二人无论喜悦、悲伤，还是欢笑、言谈，都能穷尽生动意态；但如同骑马射猎，各有各的奔驰、腾飞姿态。如果一定要比较他们二人绘画艺术的优劣，那么，董伯仁特别擅长画宫殿楼阁，画得美轮美奂，达到极致；展子虔特别擅长画车马，画得漂亮、俊逸。董伯仁具有展子虔画车马的能力，展子虔没有董伯仁画台阁的本领。有人感叹道，如果让展子虔、董伯仁二人与江东诸画家互换地方居住的话，他们二人一定会受到江南壮美河山的帮助，一定能取得更加不凡的艺术成就。如果这样，南朝画家张僧繇以来的众多南方画家，恐怕都要受到诟病了。
隋代洛阳的书法，东都内慧日道场僧人敬脱最为杰出。他的笔管像胳膊一样粗，长三尺，写出来的字方圆一丈，雄浑厚重。谁向他求墨宝，他在一张纸上只写一个字，骨力遒劲，百看不厌。求得墨宝者都特别珍爱，挂在墙上，反复观摩，玩味不够。东都洛阳城和皇城、宫城的很多大门，都请敬脱题写名称，刻成门额，悬挂在大门上，“随一赋笔，更不修饰”[10]。
洛阳出土的隋代张盈墓志
清朝末年以来，洛阳出土了一些隋代墓志，其书法既有隶书也有楷书。任轨及其妻薛氏墓志，运用隶书，书法俊秀、端庄。任轨在隋炀帝身为晋王、担任扬州总管期间，担任过扬州总管府和晋王府录事参军，隋炀帝被立为太子后，任轨担任太子舍人。隋炀帝营建东都时，任轨担任将作少匠，是仅次于宇文恺的修建东都高级技术长官。1919年孟津县郑凹北出土的萧瑾墓志，也是隶书，但有个别字如“公”“日”“之”“子”是篆书。萧瑾是隋朝荥阳郡新政县的县令，在东都温柔里宅第中去世，埋葬在河南县邙山上。清朝末年出土于洛阳海资村的萧玚墓志，是带着隶书风格的楷书，字迹匀称，刚劲秀美，体现隶书向楷书的转型。萧玚在洛阳担任过东京卫尉少卿、秘书监，跟随隋炀帝赴辽东战场，担任检校左骁卫将军，死后埋葬在河南县千金乡。清朝末年出土于孟津县陈庄的张盈墓志，也是楷书，但字体较萧玚墓志活泼灵动，布局疏朗，体现出楷书的另一种风格。从楷书来说，隋代是一个过渡阶段，到了唐朝初年，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各逞其能，翻出新的花样，书法艺术进入一个辉煌的时期。
[1]《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大业三年条，第5627页。
[2]《广弘明集》卷三十，《大正藏》第52册，第360页。
[3]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四，中华书局，1983，第2684～2685页。“竞为”原作“兢为”，据《文苑英华》卷二百一十三校改。
[4]《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六《水饰图经》，第1735～1736页。
[5]《隋书》卷七十八《艺术·万宝常传附王令言》，第1785页。
[6]徐金星主编《洛阳市志》第十四卷《文物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第317～318页。
[7]《洛阳市志》第十四卷《文物志》，第346页。
[8]沈淑玲：《洛阳博物馆收藏一件隋代画像镜》，《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
[9]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第135页、150页。
[10]《续高僧传》卷十二《隋东都内慧日道场释敬脱传》，第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