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隋炀帝设立东都内道场
隋炀帝杨广早年被封为晋王，曾以扬州总管的身份驻守扬州（今江苏扬州市）。杨广多次致函，奉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顗为师，请他为自己授菩萨戒。在家佛教徒称为居士，男性叫优婆塞，女性叫优婆夷。佛教最基本的戒是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出家佛教徒和在家佛教徒都要遵守。受五戒的居士叫作五戒优婆塞或五戒优婆夷。取得这种身份的人，还可进一步受菩萨戒，共重戒十条轻戒二十八条，叫作菩萨戒优婆塞或菩萨戒优婆夷。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591年12月14日），智顗在扬州总管寺城设千僧会，为杨广举行授菩萨戒仪式。他为杨广躬传戒香，授律仪法，给杨广起了个法名叫作“总持”，杨广尊称他为“智者”。开皇十九年，杨广在扬州设立慧日、法云两个佛教道场，邀请学问僧、律僧在其中研究、弘扬佛教，由晋王府出资供养。杨广立为太子后，扬州佛教道场的一批僧人被他带到首都长安，安置在自己所立的日严寺中。杨广称帝后，立即营建东都洛阳，并设立东都内慧日道场，成为皇家佛教研究院，又把这批僧人中在世者带到东都，安置在内慧日道场中。
隋炀帝带到东都内慧日道场中的僧人，可考知的有如下一些人。
《续高僧传》卷九《隋东都内慧日道场释智脱传》记载：智脱，“江都郡（扬州）人”，七岁出家，游学南北，遍学经论，名气远扬。杨广在扬州“初建慧日，盛搜异艺，海岳搜扬。脱以慧业超悟，爰始沾预。……道场英贤，学门崇仰，而脱雅为论士，众所推焉”。后随杨广入京，住杨广所立的日严寺，讲经著述不辍。大业元年（605年），随隋炀帝来东都，安排在内道场。大业三年正月九日去世，俗寿六十七岁，埋葬在洛阳县金谷里邙山上。他一生“凡讲《大品》《涅槃》《净名》《思益》各三十许遍，《成论》《玄文》各五十遍”。传业学士多人，“各踵敷弘，知名当世”[15]。同卷《隋东都内慧日道场释法澄传》记载：法澄，“吴郡（治今江苏南京市）人”，精通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他在扬州开善寺聚徒讲学，“化洽吴楚，传誉淮海”，于是被吸收到扬州内道场中。后随杨广入京师日严寺，“声望弥重，京师硕学咸谒问之。炀帝徙驾东都，定鼎伊雒，从出崤右，因疾而终”[16]。同卷《隋东都内慧日道场释道庄传》记载：道庄，“扬州建业（今江苏南京市）人”，精通四论（三论和《大智度论》），被杨广征入扬州内道场，后携入京师日严寺，讲《法华经》，“著疏三卷，皆风骨雅趣，师者众焉”。后来“随驾东指，因疾而卒于洛阳”[17]。同卷《隋东都内慧日道场释法论传》记载：法论，“南郡（治今湖北江陵市）人”，“虽外涉玄（道家）儒，而内弘佛教”。杨广在扬州，“远闻令德，召入道场，晨夕赏对”。后来，随杨广入京，住日严寺。“及晋王之处春坊（杨广立为太子），优礼弥厚，中使慰沃，启疏相寻。”大业元年，“因随驾至洛，不久而终，时年七十八矣”[18]。
《续高僧传》卷三十一《隋东都慧日道场释立身传》记载：立身，“金陵（今江苏南京市）人”，有文章，工辩对，被选入扬州慧日道场。“从驾东都，遂终于彼，时年八十余矣”[19]。同卷《隋东都慧日道场释智果传》记载：智果，“会稽剡（今浙江嵊州市）人”，除了具备佛学修养，还通晓经史文学，其书法“势逼右军（书圣王羲之）”。杨广在扬州，令他写字，他断然拒绝，被囚禁起来。后来，隋炀帝释放他，“召入慧日，终于东都，六十余矣”。
以上这些僧人，都是南方籍僧人。随后几年，隋炀帝又在全国范围内选拔杰出僧人，充实到东都内慧日道场中。
《续高僧传》卷十二《隋东都内慧日道场释敬脱传》记载：敬脱，汲郡（治今河南浚县）人，遍读大乘小乘经典，对《成实论》最有研究，经常讲解，所作章疏每每翻出新意，为后学所服膺。他还精通语言文字学，一手好书法，一手好文章。他身材魁梧，威仪修整，乞食时担子挑着母亲，以尽孝养之心。凡此种种，他被人们看作是“僧杰”。有人把他的情况反映给隋炀帝，隋炀帝立即将他追入东都内慧日道场，专门讲授《成实论》。敬脱“以大业十三年卒于东都鸿胪寺，春秋六十三”[20]。鸿胪寺相当于外交部，看来他应该是受国家委派，在这里给外国来华僧人授课，以身殉职的。这份传记附带记载东都内慧日道场中的僧人法楞，专门研究讲授《地论》，有著述疏记，为道场僧众所称道。他去世后，隋炀帝很伤心，指示由国家出资安葬。
《续高僧传》卷十二《唐京师胜光寺释辩相传》记载：辩相，瀛州（治今河北河间市）人。曾在少林寺跟随慧远学习《十地经论》，遍读大小乘三藏，对《涅槃经》最有研究。后来去徐州（治今江苏徐州市），学习《摄大乘论》和毗昙学说，见解十分精辟。“大业之始，召入东都，于内道场敷散如故。”[21]
《续高僧传》卷十三《唐东都天宫寺释法护传》记载：法护，赵郡（治今河北赵县）人。十五岁出家，诵读《维摩经》，七天便结业。从此博览经论，到处请教，寻觅师傅听讲毗昙学说、《成实论》、律部、《摄大乘论》等。“大业三年……俄而有敕，远召艺能住内道场，时年三十有二。既居慧日，高彦成群，常讲中观（大乘空宗）、涅槃、摄论（《摄大乘论》）。”[22]
《续高僧传》卷十五《唐泽州清化寺释智徽传》记载：智徽，泽州高平（今山西高平市）人。十三岁时出家，跟从慧远听讲经论，对《大涅槃经》理解最深。学问成熟后，长年讲解《涅槃经》《十地论》《菩萨地持经》《维摩经》《胜鬘经》等。“大业七年下诏延请，入于东都内道场，礼异恒伦，日增荣供。”[23]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隋东都宝杨道场释法安传》记载：法安，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县）人。隋文帝时期来到扬州，被晋王杨广纳入扬州慧日道场中。东都内慧日道场设立之际，他奉隋炀帝命，广泛搜寻、延请隐藏在名山大川的杰出僧人，输送到东都内慧日道场中。“大业之始，帝弥重之，……又往名山召诸隐逸，郭智辩、释志公、澄公、杯度，一时总萃慧日，道艺二千余人。”[24]隋炀帝在东都专门为他建立宝杨道场，供他偕同弟子们居止其中，研究弘扬佛教。大业十一年（615年）春，他在宝杨道场去世，俗寿九十八岁。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唐京化度寺释转明传》附录隋末僧人鲍子明事迹，说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被隋炀帝延请到东都内慧日道场中。大业九年（613年），鲍子明用粉红色绸缎裹着头，一边奔跑，一边高声吆喝有贼！当时，人们不知道他的这个举措指的是什么事，但知道一定是将要发生的什么事情的征兆。不久，杨玄感起兵叛乱，围攻东都，叛军头上的装束，就是鲍子明当初粉红色绸缎裹头的样子。杨玄感企图拉拢他，他高声骂道：“贼害天下，何有国乎！”隋炀帝此时在涿郡（今河北涿州市），听说这件事，心里很高兴，把他请来，当面慰劳。鲍子明用簸箕盛土，临风簸扬。后来杨玄感兵败，其尸体在洛阳闹市被车裂行戮，示众三天后，又剁成碎块，焚烧扬灰，被认为应验了鲍子明簸箕扬灰的动作。“大业十年，无故卒于雒邑（洛阳）。”[25]
《续高僧传》卷十四《唐益州福成寺释道基传》记载：道基，河南道东平（今山东郓城县）人，曾被尚书令杨素“请于东都讲扬心论”。“大业初岁，……四海标领，盛结慧日道场。……以基荣冠望表，韵逸寰中，大业五年敕召来止，遂即对扬玄论，允塞天心。”可见隋炀帝深受教益，对他十分满意。东都内道场经常举办佛学讲论大会，法师们纷纷登台讲说，各擅其场，各有千秋，但都赞同道基的观点，把他推为“玄宰（精神领袖）”[26]。本传附有宝暹传，说四川宝暹，通晓《摄大乘论》，曾经在东都洛阳甚有名气。
《续高僧传》卷十五《唐蒲州仁寿寺释志宽传》说：志宽，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市）人。“属炀帝弘道，海内搜扬，以宽行解，同推膺斯荣命，既处慧日，讲悟相仍。”[27]隋朝平定杨玄感叛乱后，志宽、宝暹等僧人受到牵连，在洛阳被囚禁起来，作为徒隶，每天干苦活。后来，他们被发配到四川，被押解到潼关（今陕西潼关县）时，年迈体弱的宝暹，脚破不能走路，躺在路边，志宽爱莫能助，只有流泪的份儿。
《续高僧传》记载的其他东都内慧日道场法师，还有景法师、严法师。隋炀帝时期，少年玄奘在洛阳出家，同二哥长捷法师一起居住在东都净土寺中。玄奘多次来东都内慧日道场听讲，曾听过景法师讲《涅槃经》，严法师讲《摄大乘论》。隋唐之际，玄奘同二哥为躲避洛阳地区的战乱，奔赴长安，然后抵达四川。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玄奘在四川成都，继续跟随从东都内慧日道场来四川的法师学习，跟宝暹学习《摄大乘论》，跟道基学习《杂毗昙心论》。
东都内道场的这些义学高僧，早期是隋炀帝带过来的扬州内道场僧人，他们都是南方人。这体现出隋炀帝的学术追求。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南北佛教，风格异趣，南方重理论，北方重实践，即所谓南义北禅。伴随着隋朝的政治统一，南北佛教风格也应该统一，于是天台宗提出了定慧双修的止观法门。止即禅定，属于佛教实践；观即智慧，属于佛教理论。
印度小乘佛教时期，把佛教归纳为戒、定、慧“三学”。戒，音译为尸罗，是学佛者的入手法门，目的在于纯洁身心，防范过失。定，音译为禅那、三昧、三摩地，是打坐静默活动，以此调练心意，专注于一境，产生佛教智慧，正确观悟人生，成就各种功德。慧，音译为般若，是区别于世俗认识的智慧，能通达诸法性空的真理，根绝迷妄，因而是诸佛之母。三学的关系是，慧是根本，戒、定是方便（灵活手段）。依止于戒，心乃得定，依止于定，智慧乃生。和三学对立的是“三毒”，即贪、瞋、痴，又叫作三垢、三火、三不善根。贪，指贪爱、贪欲；瞋，指仇恨和损害他人的心理；痴，不符合佛教智慧的愚痴无明状态。佛教倡导以戒破贪，以定破瞋，以慧破痴，这便是“立三学，破三毒”。由于“戒”是入手法门，是最基本的戒规，出家佛教徒和在家佛教徒都要奉行、遵守，所以“戒”是自不待言的要求，可以忽略不提，那么，便剩下“定”和“慧”了。
智顗主张定慧双修，实际上包含了戒、定、慧三学全部。他指出：“止乃伏结之初门，观是断惑之正要；止则爱养心识之善资，观则策发神解之妙术；止是禅定之胜因，观是智慧之由藉。……此之二法，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若偏修习，即堕邪倒。……若偏修禅定福德，不学智慧，名之曰愚；偏学知（智）慧，不修禅定福德，名之曰狂。”[28]在他看来，禅定实践可以制服各种世俗欲望，彻底贯彻戒规，使自己净化、完善，升腾至层层禅天，获得种种福德；而佛教智慧可以从根本上断绝烦恼，根绝不符合佛教要求的世俗认识，彻底达到解脱。禅定和智慧，二者密不可分，就好像车子的两个轮子，鸟的两只翅膀，如果缺少一个轮子，车子就难以行驶、停留，如果缺少一只翅膀，鸟就不能飞翔。所以仅仅停留在禅定层面上，不考虑用佛教思维去产生精神活动，观悟宇宙、人生，那叫作“愚”；仅仅依据佛教思维去产生智慧，不从事禅定活动，便得不到种种福德，那叫作“狂”。
北方佛教重禅定，早已形成传统。南天竺僧菩提达摩来华，先到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和梁武帝交谈，机缘不契，遂于北魏正光元年（520年）来嵩山少林寺，从事禅观实践，从学者甚众。他面壁结跏趺坐，终日默然，长达九年，因而有壁观婆罗门之称。当时，洛阳禅僧还编造神话，以推波助澜。洛阳崇真寺僧慧嶷死后七日复活，说阎罗王复审新近死掉的僧人，自己被错招到阴间，因而放回阳间继续生存；两位僧人生前分别以坐禅、诵经为业，都被安排升入天堂；另外三位僧人生前分别讲经、造经像、造寺，都被打入地狱。执政的灵太后顺从这种导向，在宫廷内供养百名禅僧，下令禁止僧人持经像乞讨。“自此以后，京邑（洛阳）比丘皆事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29]
隋炀帝拜智顗为师，受到天台宗的濡染。他长期居住扬州，对南方佛教重视理论研究有相当的了解，所以在扬州设立佛教道场，组织义学僧人开展佛学理论研究。他之所以在洛阳设立内道场，是以南方佛教改造北方佛教，消泯二者的差异，融汇为统一风格。灌顶是智顗的徒弟和接班人，被尊为天台宗五祖。仁寿二年（602年），杨广以太子身份在长安下令说：“近令慧日道场庄、论二师讲《净名经》，全用智者义疏判释经文。禅师（灌顶）既是大师高足，法门委寄，令遣延屈，必希霈然并《法华经疏》随使入京也。”[30]“庄、论二师”即道庄、法论二僧。杨广当时把他们从扬州慧日道场请到长安日严寺，与灌顶一起，依照智顗的注解来讲解佛经。那么，道庄、法论后来被安排到洛阳慧日内道场中，依然负荷着以南方佛教义理来补充和完善北方佛教禅观的任务。